明清之后，中国佛教日趋衰落，迫使有识之士们反思和改革。近代以来，中国佛教一直在困惑中寻觅，作了许多变革的尝试，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在面临新世纪全球化的今天，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佛教的本质属性问题。本文认为，所谓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本佛教，等等，都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概念，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单向思维。不管是以人为本的佛教还是以佛为本的佛教，应该回归到“众生佛教”，即回归佛陀的本怀。古代的印度有过以佛为本的佛教，南北传分流之后，人的因素凸显出来。当今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拥挤，“人”和“众生”的关系日益引起普遍的关注。人只有与众生和谐相处，走“众生佛教”的道路，才能从容面对新世纪的全球化，中国佛教的发展才能步入现代化的大道。

现代化与“化现代”

“众生佛教”之说源于对佛教的“现代化”与“化现代”的思考。

“化”字恐怕是十年浩劫之后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字：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全球化以及知识化、专业化、网络化，等等。一言以蔽之，实际上就是朝现代的方向“化”，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没有模式，没有经验，所以所谓“化”，即意味着变革，意味着在观念和方法上改弦易辙，甚至意味着矫枉必须过正。

那么，在“化”潮涌动面前，中国佛教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属于风动？幡动？拟或是心动？按照诸行无常的原理，答案恐怕是肯定的，都发生了变化，都在动。全社会都在“转型”，都在动，共业使然。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来说这种变化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新世纪之前，这些变化似乎外在的多，内在的少；从发展形态来看，被动的多，主动的少。当然，被动的态势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改革、十年浩劫不无关系。而进入新世纪，主动性的内在变化开始多了起来。毕竟，春江水暖鸭先知，世界性宗教的属性使得佛教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往往能得风气之先。而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中国佛教也与其它地区的佛教有了更多的“接轨”，更多的互动与启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所谓现代化，就是不断的发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也就是与时俱进。中国正在转型，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但从宗教的意义考察，中国佛教的与时俱进有特殊性，包含有现代化与“化现代”两个方面的含义。二者虽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但却是有机的统一体，而且互为前提，互为因果。

如果“契”现代的“机”而“现代化”是佛教的宗教性要求，则“化现代”就成为佛教的社会性的要求，即“现代化”的醍醐才能灌在“现代人”的顶上，被现代人所接受。佛陀生活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般若智慧不能对今天的社会万象作出诠释，对社会病开出药方，那么救助人们心灵的“化现代”就无从谈起。所以说，佛教必须“现代化”，否则便不能完成“化现代”的任务。

如果“契”现代的“机”而现代化是佛教的社会性要求，则“化现代”就成为佛教的宗教性要求。古代到达彼岸的世界有八万四千法门，现在有多少？即如何“契”现代化的“机”而完成“化现代”的任务。这里起码有三个问题是佛陀时代所没有遇到的，一是政教分离，二是社会结构走向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三是全球一体化。在这里，“理”也发生了变化，作为社会实体的佛教必须先“契”这些“理”，在这些“理”的规定下生存和发展。

就像自度和度他一样，不能自度，焉能度人；同样，不以度人作为目的，又焉能自度？进一步推敲，就引申出佛教现代化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即神圣性与世俗性的问题。一切的“化”都必须体现和落脚在神圣性和世俗性上。

佛教的现代化和“化现代”是外在表象的变现，而佛教的神圣性和世俗性却是内在的属性。如“普度众生”，其境界与理念显然是神圣的，而其方法则必须是“入世”的、世俗的，即所谓“应机施教”。这里的“机”，就是应世俗社会的“机”。大而言之，凡属宗教，都兼具神圣性和社会性，即内在的品质与外在的体现。两者不可分，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化现代”是宗教神圣性的体现，现代化是宗教社会性的世俗性表现。

如何契理契机？以什么样的理念指导来契理契机？首先必须解决“人”的定位问题，即返观自照，以人为本还是以众生为本？也就是“人本佛教”还是“众生佛教”的选择。

人与众生

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与众生的关系从合到分，经历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在世俗社会，人与众生的关系逐渐拉远了距离，人高高在上，主宰一切。但是，从宗教意义上来理解，人与众生并没有区别。佛教尤其如此。

首先，按照轮回的理论，人与众生只是在生命形态上有所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例如“菩萨”二字，即经中的“菩提萨堙”，意思就是“觉悟有情”，“有情”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众生。所谓普度众生，其概念应该是很宏观的，内涵很广泛。佛经中把有情生命的开始分为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类，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是就其基本性质而分，并非一定拘泥在“人”的形式上，包括所有有生命现象的个体和物种也应在内。正如地、水、火、风“四大”一样，指组成万物的四种或四类基本物质的性质而言，并非是指所有物质统统由这四种物质组成。当然，人是现在的社会的主宰，充当了现实社会众有情的代表，也就是代表了众有情生存的主要的矛盾。人的定位问题解决好了，众生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佛教虽然以了脱人的生死为圭臬，是为了解决其主要矛盾而言，不是忽视其他生命，更不是排除其他生命，对这些生命个体与物种也抱着同样的慈悲态度。人在六道中轮回流转，而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也无不演示着同样的成、住、坏、空的过程。

其次，人与众生本质上是平等的。如《涅槃经》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也是讲一切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是在自己的因果业报中轮回。从这个原理出发，人与其他众生是平等不二的，人应当尊重其他众生，尊重其他众生的生存权利。事实上，和地球的历史相比较，人类历史极其短暂。目前虽然人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生命体，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自由主宰的程度，各种灾难经常发生，经常受到地球的惩罚。何况，和其它众生相比较，人类也远远不是地球上强大时间最长的生命体。

人本佛教与“众生佛教”

“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本佛教”，等等，都是“人”自己发明的概念，是从“人”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宇宙间的生命体。那么，佛陀当年的本怀呢？本文之所以提出“众生佛教”的概念，是因为佛陀当年的本怀应当是“众生佛教”，只是一种回归。总而论之，只有佛和众生两个范畴，所有的诠释范式都是同绕佛与众生这两个范畴展开，没有必要把“人”从众生中独立出来。况且，按照轮回的理论，人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并不是最高级别的生命体，一样在六道中依其业力流转。

这与现代科学的理念殊途而同归。常识告诉我们，人在世界上也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此有故彼有，同理，此无故彼无，人类需要依靠其他物种来维持生存。动物、植物甚至许多低级生物，都是人的朋友，与人一样经受着生与死的过程，可以说都是人的生命旅途中的伙伴。因此，人的生命价值不仅没有世俗社会贫富贵贱、男女老幼之类的差别，就连人类与其他生物相比，也并不能高贵一等。所以，佛教不能完全等同于“人”的佛教，应该是“众生”的佛教。

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和人本佛教的概念诞生在近现代，代表了中国佛教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因而有其相对性和局限性。从更高的角度观察，“众生佛教”的概念中则包含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和人本佛教的基本内涵。

1944年，太虚大师提出了“人生佛教”的思怨：“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说。学佛法的人，读尽千经万论，若不深解人生佛教，也等于‘买椟还珠’。”(太虚《人生佛教开题》)印顺大师针对“现代”的机宜，将“人生佛教”更发展为“人间佛教”：“在无边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最根本而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印顺《佛在人间》)。太虚大师为“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以及印顺大师为了“最适应现代机宜”的努力，都是在与时俱进，在促进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赵朴初先生接过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旗帜，竭力推广，发扬光大，功莫大焉。现在，为了贴合“以人为本”的思潮，又听到“人本佛教”的议论。笔者以为，“人本”思想附属了许多世俗的东西，属于世间法的范畴，有很多相对性的指向，而从宗教的意义来考量，“人”非常有限，没有自傲于众生之上的资格和资本，是自封的“人本”。

“众生”观念与全球化

中国佛教唯有回归到“众生佛教”的道路上才能应对新世纪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化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发展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彻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这样的社会是个张扬个性的社会，在多重价值观的交织下，人们既重视对“来世”的向往，同时更重视对“今世”众生世界的体察，希望在这种体察中来证明“来世”，从而得到解脱。佛教讲众生平等，也就是以众生为本。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主动寓教化众生于服务社会中，主动在服务社会中教化众生，可能是各个宗教在这个全球化进程中的共同选择。从佛陀制教来说，这也本来就是“慈悲”两字的应有之义。

全球化并不是一元化，众生都有各自的文化，都有发展各自文化的权力，而只有建立在多元文化之花精彩纷呈的基础上，全球化才能充满生机。在这方面，佛教有独特的优势。干百年以来，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直占据着信仰世界的主流地位。尽管所谓的“新兴宗教”此起彼伏，但仍看不出来三大教地位有被替代的迹象。佛教和其它两大教相比，信仰人数相对较少，但却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先取得世界性宗教地位的信仰。佛教不仅沟通了中印文化，而且与儒、道鼎足而三，成为中国三大教之一。谈及东方文化，谈及中国文化，都离不开佛教。

为什么佛教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经过2500多年的演变，仍然是今天亚洲地区最普遍的宗教信仰？究其原因，与它所提出的有关生命命题的超越性依然在人类对未来的展望中发挥着导向的作用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众生”的理论观念。在“众生”理念的践行中，使得佛教在发展流传的过程中具有比较广阔的适应性和包容性的空间。虽然如此，佛教毕竟诞生在公元前500年，而今天的世界已经越来越“狭窄”，不容回避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今天新世纪的全球化局面，从契理契机的角度观察，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应该是“众生佛教”——唯有从“众生”的角度树立理念，才能回归佛陀的本怀；唯有以“众生”为服务的对象，才能面对新世纪全球化的挑战。

两千多年来，佛教的任何发展都是伴随着人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可以说随时都在“变化”，都在根据时、处、地的不同而“应机施教”。中国佛教如何以入世的精神作出世的大事？如何在现代化与“化现代”中步入全球化的未来？只有回归佛陀的本怀，走“众生佛教”之路。众生解脱了，人才能解脱。反过来说，众生没有解脱，人也不可能解脱。就像在欲望的大海中航行一样，波涛汹涌，危机四伏，生命之舟上的芸芸众生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不可能有那一两种生命能独善其身。只有同舟共济，方能驶离苦海。

（引自中国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