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认为，神学就是关于神的学问。“神学”（theology）一词由希腊文合成，与今天所谓“神话学”语义相近。古希腊人以通晓诸神的性质及故事的人为theologos。亚里士多德以“神学”一词指他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中世纪初期，曾以辩证基督神性的论述为神学。在各种世界宗教和民族宗教中，只有基督教的神学最为发达。基督教神学在论证神的存在及本性的同时，也讨论神与世界、神与人的关系。
对于自然界第一因的思考，使一部分哲学家转归于对神的认知。粗知哲学，使人倾向于无神论，然而深究哲学，却使人复归于有神论。这是弗·培根的精粹见解。
然而，在基督教神学中，也包含着关于人的本性、人的使命、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的理论宝藏。对于神的认识，断乎不是来自人对自身的了解。相反，对人的认识，却来自对神的沉思。我常想，认为人是有限的存在，人不是神，不是无所不能的，这一思考是多么可贵！显然，这是树立了“神”的标准，并以此来观察人、自然与社会。
基督教认为，神的创造活动，以对人的创造为其最后的活动。神的全部旨意，在于人的得救与成圣。因此，在基督教的神学中，有着丰富的人学。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来自希腊晚期哲学，具体说来，来自斯多葛派。基督教同样重视人。这是西方文化传统有别于中国哲学的重要之处。
有人些人以为，基督教神学对人性是贬低排斥的，因为它认为人都沾染了原罪，因而人性是败坏的，并且人无力自救，只有靠神的恩典——神安放在人心中的信仰——才可得救。人只有信靠耶稣基督。但是，基督教也同样高度重视人的问题。神将他所创造的万有都托付给人去支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人类。”无比尊崇的神，化身为人，取了人间奴仆的形象，以救赎人类。凡此皆说明人在神学中的地位。
在基督教神学中，人人皆兄弟。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万国万族的人，不分智愚高下，一律可以得蒙“神的恩典”。在神的眼中，穷人与富人，男人与女人，黑人与白人，犹太人与外邦人，希腊人与化外人，自主的与为奴的，原无分别。
如果人是上帝的形象，那末，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应当得到重视。尊重妇女而不是贬辱妇女，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区别的一大特色。这源自基督教。西方没有“三从四德”之说，儿童和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颇令人羡慕。
基督教使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得到巩固，因而西方断乎没有中国男人娶妻又纳妾的现象。西方的寡妇也不如中国的寡妇那样“门前是非多”。欧洲历史及哲学史上，许多哲人、牧师娶寡妇为妻，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感到再醮与取寡妇就是耻辱。
勇敢地反对虐待黑人，把黑人视为人，把印第安人视为人的，首先是基督教的神父和传教士。当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印第安人曾不被看作人。正是当时的罗马教廷颁发通谕，认为印第安人“是人”。基督教出于《福音》的考量，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认为那是否认人人内在地具有造物主的形象。
传教士在中国禁烟、放脚，反对纳妾、放粮、赈灾、办学、反对迷信陋俗，是有一份功劳的。
基督教还有鼓励人“沉思上帝”的教义。人在神秘的玄想中与上帝合一。这使人敢于超越世界。人向着未来超越。因此，在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探险精神比东方要强烈。基督教的人是富于开拓与扩张精神的人（不是贬义的扩张）。发现新大陆的西方人“哥伦布”，名字的意思是“神（基督）之舟”，是“基督的运载者”。西方人的地理探险受到寻找“东方长老”的愿望的刺激。因此，基督教教义鼓励了世界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
“四海之内皆兄弟”、“工人无祖国”、“男女平等”、“耕者有其田”、“不劳动者不得食”及“世界公民”（马克思）的观念均源于基督教的西方而不是东方。
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基督教坚决反对国家崇拜与皇帝崇拜。地上的国度与神的国度相比，是次一级的。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里，国家，这个人所创造的政治制度，长期成了约束人、压迫人的外在的、异己的力量。欧洲国家的基督教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与国家的关系。波依修斯云：如果人是上帝的形象，那末，他便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他有自由的权利和义务。人不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倒是为人而存在。另一方面，国家与皇帝不再是地上的上帝，相反，国家应当尊重和保护个人的尊严。这样，人的权利，便构成国家宪法的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是据以考查和判定国家权力的标准。
基督教对人间的罪恶持否定态度。它揭示了俗世的邪恶，视人间为贪欲的场所，而不是粉饰现实。基督教的“原罪”，乃是指人的有限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而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人必须服从法制与道德约束。人的无限的权力会导致无限的腐败。基督教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他要审判全世界，即“世人”，包括统治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教的神学是批判的神学，是与现实不妥协的神学。神学并不逃避这世界，而是要负起社会批判的责任。它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
基督教原本就不是民族主义的产物。它的思想基础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希腊城邦的公民，生来就必须为城邦而战斗，以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为荣。一位青年从战场上跑回来，被他的母亲送回战场。然而，在希腊化过程中，城邦不再值得依靠。希腊人从此生活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原来排他的、自我满足的封闭式的城邦，同世界其余地区产生了密切联系。一种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世界观出现了。同时，伦理学说的中心也从集体的城邦转移到个人身上。这两点，也正是基督教产生的前提。假如不是顺应了人心的“世界大同”的需求，那就很难断定基督教能取得最后胜利。
一方面是“万邦万民一家”的观念，另一方面是“个人中心论”，基督教因而对当时的人很有吸引力。在保罗的“因信称义，而不是单凭律法称义”的说教中，就包含着“个人自由，使个人得到解放”的思想。
德尔斐阿波罗圣庙有一句深邃的格言：“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但是，它却隐含着“永恒者”的存在。认识你自己，指的是认识你是人，而不是神圣的存在。这意味着人要自重，切勿自以为神。在《荷马史诗》中，诸神被叫做“不朽者”（immortals）。与此同时，人是有死的生物。
人的本义是“土”。《旧约》也认为亚当（即男人）是用泥捏的（《红楼梦》也认为男人是泥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在上帝面前，人承认自己不具备神性。人的地位卑贱低微。人具有尘世性。在中世纪，“人性”一词所指的并非人比自然伟大，而是人的卑微。人有犯错误的可能。人同上帝相比，转瞬即逝，昙花一现。
《诗篇》说：“人是什么，你却顾念他！”人发现，“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上帝在宗教中对人提出的。人必须以全部生命来作答。人并没有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在苦难中体会到这个问题。他们体会到自己受到挑战，却不能作出应战。
《新约》中的真正的“新”因素，《新约》中使人文主义感到厌恶的因素，就是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既看到真正的上帝，也看到真正的人。然而，怎么能在耶稣身上看到人性（humanness）呢？
耶稣关于善和美的理念同希腊哲学关于人的善和美的理念截然不同。从耶稣传教一开始直至其死，人们来到他跟前时，是完全呈现病态与错误——从发烧到瞎眼、从魔鬼缠身到麻疯病、从叛逆（treason）到迷信。诞生在马槽、出身卑微的耶稣，自己也是这些穷人中的一员。他并不传播和实践关于善良与公义的人的“理想”，而是把即将到来的上帝之国的“福音”带给穷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乃是“人”的一般。耶稣却特别注重无权者、穷人、弱者。他同罪人与税吏同席共桌。他治愈病人，驱除魔鬼，称穷人、忧伤者、哭泣者与饥饿的人为“蒙福之人”。“天国是他们的！”穷人来到他身边。他们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一无所有。他们无钱治病。他们是被压迫的奴隶，被剥削的无产者。事实上，他们是地上被人诅咒的人。在他们中间，不可能爆发革命。耶稣被叫作“人子”，是因为他认为，他在这些人中间，同他们结为一体。
人子是谁？他是置身于罪人中的人，因而他原谅他们的罪。人子（son of man）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等同于下等人，从而把他们叫做“人”。因为他也把自己看做穷人、忍饥挨饿的人、犯人。因此，耶稣称他们为“我兄弟中最小的。”（太25.40）。在耶稣的行动中，上帝同不信神者的团契，历历可见。
耶稣的这些说法显然同那时的政治统治者难以适应。也许耶稣过于理想主义，但基督教不正是“天国”理想派吗？我们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普遍的人学。一旦基督教蜕化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一旦神甫牧师出入侯门相府参与帝国国务活动，那受害的就不仅仅是社会，更是基督教自身。
耶稣被他的同胞、民族、国家和门徒拒绝，甚至被上帝亲自拒绝。耶稣死于十字架，然后被称为“我们的神”。这个神学观点极有意义。基督教断不可被称颂为“爱国主义”与自我封闭的运动。
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人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历史进程中的自己。他们放弃幻想，在他的钉痕中看到自己的钉痕，在他的孤独寂寞中看到自己的孤独寂寞。他们在耶稣身上看到上帝的人性。这种爱使他们免去羞愧、焦虑和自责。
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并不属于某个民族、种族、国家和阶级。作为流浪者、遭驱逐者和被贬辱的人们的兄弟，他从根本上理解人类社会。文化、语言、财产的差别不再是重要的。在人类苦难中，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希腊人还是野蛮人，主人还是奴隶，男人还是女人，都成为一体。正像我们难以说出一个骷髅是来自富人还是穷人，是来自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同样，在人类的不幸（它表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上帝的爱正是被给予人类苦难的，人类苦难体现在十字架上）中，这些差异也消失了。人不再彼此为敌，不再划分为不同阵营。
对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纪念，不仅对官方教会本身，而且对社会（它确立偶像和禁忌，以便使自己安然无恙），都是危险的纪念，因为从这一纪念中，一次又一次地产生了解放性的破除偶像运动（iconoclasm，即对传统观念和人为造神运动的破坏）。它反对华丽而虔敬的形象（人就这样欺骗自己和别人）。
十字架因而就成了基督教与世界宗教的根本区别。十字架把信仰同迷信区别开了。十字架反对关于人的形象的意识形态和人文主义。十字架是信与不信的试金石。基督教的人学是被钉十字架者的人学。正是由于同“人子”的关系，人类才看到自己的真理，并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人。在历史的的基督教中，的确常常有人把基督教文化归结为“关于人的形象”。然而，正是非基督徒的马克思和尼采提醒基督徒认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即看到人的凄惨。
我始终认为，基督教是对现实的批判。基督教应当是地上的火，而不是浇灭火的水。它不应当粉饰世间的邪恶，而应当成为批判的武器。
莫尔特曼有言：“上帝是对人的批判”（God is the criticism of man）。此言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上帝是人间事务的标准。人自身不能成为人自身的尺度，因为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度量这把尺子自身长短。一杆秤不能称出自己的重量。以人为标准，那是人的傲慢。只能用“上帝”克服人的冷漠与傲慢。人若好大喜功，自封为神，则贻害无穷。
在罗马帝国频频迫害基督教的时候，出现了一批甘愿殉道的护教士和教父。基督教神学得到发展。在纳粹统治与迫害下，一些神学家也拒绝与法西斯合流，留下了他们的神学思考成果。今日不少解放神学家在丛林里浴血奋战。在他们的神学中，带有弥漫的硝烟。神学必须力图反映时代，与人民共患难，才有力量，才可不朽。
基督教代表了西方的一种思维模式和世界观。基督教同中国原有宗教和文化的融合贯通，不仅仅在于协调和顺应，更在于批判和推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宗教家们将与人民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也不会丧失其“身份”。
某些人把基督教在世界传播的全部历史归结为“福音同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历史”，而认为这一过程又是“按照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来理解福音的精神”。这种看法同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它忘记了，基督教曾经使一些原始的，几乎没有哲学思维，没有语言文字，生活于不毛之地的民族进入文明状态。它抹煞了基督教的提升与教化功能。按照这种观点，“福音”如果被一个民族认为是“外来的，异已的”东西，就不能被认同，被接受。这似乎是说，排外攘夷，抵制异己文化是合理的。
可是，实际状况是：我们生活中有不少东西的确是外来的。政党、选举、议会制度，民主、自由、教育、报刊、通讯、交通、购物卡、E-mail、网络，科学技术和衣食住行中，外来的东西可谓多矣，我们并不盲目加以拒斥。基督教的确就是外来的，绝不可能一经打扮，就变成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耶稣不可以被化妆为穿西服的玉皇大帝。“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术语。
五四时代，基督教被斥为“洋教”，“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于是教会中便有些人抖擞精神，力谋改弦更张。可惜他们不加分析地向儒家传统思想靠拢。然而，五四时代的真正革命精神却是“打倒孔家店”。结果基督教便站在“五四精神”的对立面。
吴耀宗先生有自己独的到见解：“中国的文化，自五四以后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洗刷，在革命的烈火中被锻炼。它的一切都不断地被重新估价”。他期望“基督教将要成为一个新的基督教，它将不再是社会的一个保守力量，而会变成人民所需要的面酵、光与盐”（吴耀宗《光明与黑暗》，第216-217页）。
当代中国教会学者沈以藩也认为，中国正“摒弃儒学中那些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墨守传统礼仪的主张”，“中国神学思考不能一般地不加分析地与儒学相结合”，“不能走上复古倒退的道路”（《金陵神学志》1988年11月第9期）。
这样一种态度就不是简单地套用“民族化”公式，而是使中国基督教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使中国教会汇入世界共同文化潮流。这就要求高扬“世界化”、“普世教会”的大旗，克服封闭、狭隘、固执、偏狭的思想状态。这是教会的出路和前途。
基督教的人学是以上帝为本，这不同于中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何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国治而后天下太平。不过，我认为基督教本来就不是追求天下太平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它根本不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哲学。不同于后来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官方基督教，原始基督教也是对现实的有力批判。耶稣不会以进入“议院”“政协”为荣。他永远与无权者为伍。对人间事务的批判，意味着人的事业不可能是万世基业。
基督教神学原本对人学有过重要的建树。在我国学术界讨论人的问题时，神学不应当寂寞。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神学同西方哲学一样，更加注重人的问题。这时期的上帝，不再是冷冰冰的、形而上学的上帝，而是对人有着无限脉脉温情的上帝。上帝不再是沉思的对象。神学也不再仅仅是思辨的神学，而是成为行动中的科目。我国的神学也受到这股潮流的激荡。
不过，我也深感我国神学注重的“人”，指的是“人民”，而不是具体单个的人。但是，中国传统之注重“民”，同西方传统之注重“人”，以及学术界讨论的“人”，是不同的概念。民，即“人民”，是集体概念，而不像“人”那样，专指个人。相信基督教神学对人学的发展，一旦传播到学术界，就会成为酵母。这样，学术界与神学界的鸿沟，就会填平。宗教对一般不信教的读者也一定会产生吸引力。
中华汉字不适合于表达科学、逻辑、哲学和神学。科学、哲学和神学起源于也只能起源于欧洲这块风水宝地。世界赖有欧洲文明，才有今天的繁华美景。公元前775年左右，希腊人把他们用过的象形文字改造为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这也为希伯来人所采用），看来地中海的商业贸易文化交汇有百利而无一害。采用拼音字母，使希腊人更通文达理，能记载他们的历史和思想。古希腊由于采用拼音文字或字母，因而在公元前600年文化活动得以繁荣。这无疑有助于思想传播。为何希腊人才气横溢，富于创造，这是文明史上的重大问题，原因全在于开放交流和商贾文明。
因此拿一种落后的汉字和人竞争，搞什么鸟汉语神学，就有些有伤大雅。
中华佛教的罪恶意识妨害了中国人。当然，在西方，和善相对立的恶，也是研究的对象，不过，在欧洲，恶不具有本体，也就是不具有存在的性质。善是一切存在者所依赖的，是自身满足的，是万物的尺度和原理，占支配地位。因此，罪恶不在存在物里。假如还有罪恶，那它就在虚无里！按照柏罗丁（就是普罗提诺），罪恶并不是诺斯底派和摩尼教所谓的独立于上帝之外的独立原理，真正说来，罪恶是存在者的影像（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集，第八篇，第二章）。罪恶的根源在非存在里。
一切虚无哲学的实质，就是对人的漠视。如果以人为本，这人就不会被抽象的人民所覆盖。因此我们应该着眼于中西文化之分别，不是去建构什么汉语神学，而是全盘学习接受西方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