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两大思潮，无疑是存在主义的流行与分析哲学的兴起。恰恰与此同时，禅宗思想也逐渐地传入西方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东西文化的交流很自然地引起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以某一方思想来解释与比附另一种思想，尤其是把禅宗解释为一种西方思想。恰如佛学初入中土时的“格义”风气一样，这样做是必然的，而且有利于禅宗在西方播种、扎根，但无疑也难以避免地掺杂了某些误解和无知。本文试图通过对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浅析，对照出禅与西方思想的具体差异，力求拂去对禅宗宗旨的曲解和忽视。

存在主义本质上是对外部束缚与异化的抗争，同时又是对自由与自我的追寻。资本主义把人们丧失精神家园的困境不加掩饰地昭示出来，而残酷的历史又迫使人们承认所谓的真善美不过是自欺的借口和欺人的手段。正当人们在一战后流离彷徨时，存在主义蓬勃兴起。它高扬自我的旗帜，追求绝对的自由，主张只有主动选择的个体才是唯一的真实，也只有这种超乎一切的选择才是人的自由。它摈弃一切偶像的精神和对自我与自由的无限向往，往往被同禅宗呵佛骂祖的门风以及寻求终极解脱相提并论，甚至于发展出一种认为自由选择便是祖宗精髓的误解。事实上，尽管二者语辞相近，但是在见地上有着莫大的不同。

存在主义认为，人之所以与世沉浮，是因为他迷失了自我而认同于大众。觉醒的关键是认识到，每个人的本质都是由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因此它是绝对与众不同、不可替代的，这即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主张。认为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的，是否就可以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本性呢？这是一个极容易犯的错误。禅宗指出，人之所以沉沦，不在于他先天具有与他人相通的本性，而是在于他没有觉悟到自己的本性。虽然他对自性的觉悟是他人无法替代的，但一旦觉悟，他即会明了所有存在的本性都是一致的，正所谓“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正因为这样，一个真正的禅者是不会追求刻意之奇行的。

存在主义的错误，首先在于认为有一个可以自由进行选择的、独立的主体，这是“我执”；其次，认为人的选择可以没有根据与规定，“选择”成为实实在在自足的存在，此即“法执”。人我一分，个体当然即刻会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与冲突。越强调自我，越发觉自我处处受到制约；越强调选择，越发觉选择的自由是如此微少；越重视自由，越体会到随之而来的焦虑与恶心。最终，它所以为之奋斗的目标统统沦落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名词。

分析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为：它认为许多困扰人的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成其问题，它们只不过是些“假问题”。有些问题许久以来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不是因为人能力有限，而是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有问题，一旦顺提问的思路走下去，迟早会将人引入两难的困境。因此，分析哲学力图将所有假问题赶出人类思考的范围，使人获得心灵的宁静。

与之相似，禅宗也认为存在许多虚假的问题，它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也是治疗的方法，认为只有使发问者恢复健全，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困扰。所以一旦参学者提出这些假问题，禅师不是给予正面回答，但也不给予否定，而直接一棒一喝，截断学人的攀缘妄想了事。

但应该指出的是，分析哲学对真问题、假问题的划分本身就很成问题：如果这个界限是无意义的，那么就不能对真问题的范围加以限定；如果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它便不能陈述假问题。西方思想近来的发展也一再说明了这一划界的错误，但指出任何真问题都不可能存在的，却只有禅宗。

就禅宗的究极来说，但凡问题都是假问题。诸法实相离四句、绝百非、一尘不染，哪有什么问题呢？只有内证自性，便是“不受人惑的人”，明了法本如如、迷人自扰。一旦开悟，染净问题、真妄问题、生死问题……等诸多对立，虽然没解决，但却已被彻底消解掉了。也就是说，一切问题在被回答之前就消失了。

与此相比，分析哲学的消解便是很不彻底的。它只是在理智中劝说人们不要关注理智无能为力的价值问题、自由问题，但这些形而上问题仍困扰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禅宗却不同，它对问题的消解带给人以真实的“受用”，是整个心灵的宁静与澄明。它潜入到人内心的深处，一举打破妄念的源头，其中的复杂与艰难岂是靠狭隘经验与思量所能设想和推断的。

综上絮絮所言，本文试图说明的，不过是这样一点：禅宗再超佛越祖，它也是整个佛法大系的一部分。如要使对禅的理解不至于发生偏差，还应从经藏中找依据，从整个佛学背景来理解。在当前，还没有什么其余的思想可以恰当地诠释禅宗，如果舍弃经论，靠自家脑筋计度，以某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来附会禅宗，即便不入鬼窟，也终会两眼茫茫、不知所以。正如《圆觉经》所说：“以思维心测度如来境界，如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着。”以上对西方思潮的评判，只是两个浅近的例子而已。

（来源：《天地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