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无神论是从哲学上否定神的客观实在性，而不以否定宗教的客观功能为使命。以为无神论宣传教育就是充当反宗教政治工具的看法是对无神论作用、定位的夸大和意义理解的窄化。如果能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延长线上去设置无神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坐标，我们将重新审视如何建构一条无神论研究与宣传教育的中国路径，同时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开辟新的契机。
关键词：无神论；有神论；宗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长期以来受到中央领导和思想理论主管部门的关注。同时，社会上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目的就是“消灭宗教”，因而是极左路线的残余。这种看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左”的错误在理论宣传、宗教工作领域的某些反思，带有总结教训、纠正偏差的意图。但是，那些“左”的错误是否真的应该归咎于无神论呢？
不必讳言，苏联早期曾将无神论宣传与反对宗教敌对势力紧密联系，把“反宗教斗争”写进了宪法。值得玩味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修宪，用“无神论宣传”代替了“反宗教斗争”的提法。可见当时的苏共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两者不能完全划等号。新中国国内则没有苏联那样强大的宗教敌对势力，对天主教、基督教中帝国主义影响的驱除和对佛教、伊斯兰教中封建主义势力的清理开展得相对顺利，这主要不是由于无神论的宣传教育，而是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社会广大成员对新生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由衷接纳、诚心依靠的结果。当时也从苏联引进或改编了一些无神论通俗读物，意在向群众进行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思想教育，并没有自上而下发起以全面反对宗教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党内“左”的路线抬头，“无神论”开始被当作“反对宗教迷信”的代名词，并被赋予固定的政治色彩，无神论宣传教育也停留在简单化、粗糙化的状态中。及至“文革”，极左思潮席卷社会，连省以下各级党委、国家主席以下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能幸免被冲击打倒的厄运，宗教团体、宗教人士何能独善其身？“文革”是全党全民的浩劫，受到破坏的绝不仅是党的宗教政策而已。但即使是在越来越“左”的年代里，全社会谈得上有系统、全面的无神论教育吗？实际上没有，尤其没有从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出发的无神论教育和为这种教育提供理论支点的针对性学术研究。结果是不得不坐视貌似被驱除的“迷信观念”改换面目，堂而皇之地回到台上，继续受到以广大农民为主的同一批“基本群众”的持守和发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文革”中对毛泽东主席的狂热崇拜能被推到神化个人的地步（当然，“文革”中的这种神化尚处于“造神”阶段的初期，毛主席逝世后，民间通过赋之以某些超自然力量继续塑造着他的神性），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后，任继愈所长最早给世界宗教研究所确定的研究计划之一，就是写出一部《科学无神论》书稿。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存在“消灭宗教”的极左主张是符合实际的，说出现这种主张是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结果却是张冠李戴。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因为缺乏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无神论教育（虽然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属于封建传统的“造神”机制才以“左”的姿态大行其道，造成了惨痛的教训。任继愈先生在“文革”后不久提出要坚持毛泽东关于建立宗教研究机构的批示中“批判神学”（注意：毛泽东说的不是“批判宗教”）的要求，又在提出“儒教是教”的基础上重申要肃清儒教所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这里且不论他的无心插柳对尔后的中国宗教学研究发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后来他仍一直大声疾呼要重视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特地一再指出“脱贫还要脱愚”，他的认识和动机是非常耐人思索的。
回顾无神论思想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无神论虽然是伴随有神论的信仰形态特别是“一神论”宗教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自觉反对有神论的面貌凸现于世。它长时间停留在与朴素的唯物论直觉相联系的“疑神论”阶段，这样的“疑神论”至今依然广泛存在。从神哲学范畴冲击一神论的泛神论、自然神论也是后来才以理论形式出现。而激起18世纪“战斗的无神论”尖锐抨击基督教的根源，与其说是启蒙主义的哲学思想，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需要，与其说被抨击的是上帝的虚假性，不如说是自称在尘世代表上帝的教会和教士的虚伪性；之所以说它是“战斗的”，在于它把“无神论”从神学、哲学的学术性思辨变成了针对现实的真正的“批判的武器”，并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强烈共鸣。法国大革命则用“武器的批判”将“战斗的无神论”固定在整个欧洲对其精神遗产的记忆之中。但是，“战斗的无神论”在全部无神论史上，毕竟只占有局部的位置，尽管这个位置给人们留下了突出的印象。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终结了“宗教批判”的历史使命。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前人达到的高度上建立自己的前进基地时，无神论早已是他们将宗教批判引向政治批判和“法的批判”、将对天国的批判引向对尘世之批判的不言而喻的逻辑起点。他们没有简单地重复“战斗无神论”已有的认识，而是揭示了人类头脑中“神”的观念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彻底剥夺了“神”的所谓超越性、超验性的“本质”。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否定神的存在而否定神观念存在和宗教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让自己等同于列宁所说的用“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高喊“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的“资产阶级进步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1]。马克思主义肯定“战斗无神论”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及其历史作用，但不认为无神论就能完成消除“宗教迷雾”的任务，因为仅靠无神论还无法全面地“还原宗教”亦即阐释宗教赖以滋生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2]，更无法论证出何以在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消灭之后宗教也会“自然消亡”。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还原宗教”，并且指出宗教的终极归宿，只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能够做到，其结果，是使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就此顺理成章地自觉走向“扬弃宗教”（马克思语）。沿着这条道路，无神论的身影随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诞生，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时代。
如同今天西方很多无神论者只把自己叫做“怀疑论者”或“世俗人文主义者”一样，无神论思想从它发轫以后，多数时间里都没有主动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无神论”的字样，这是因为，无神论同宗教有神论的根本分野，是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且其使用的话语必须与客观语境相应。而到了马克思主义那里，无神论已经是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密切融合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有机成分，它已经穿越了对有神论的实证辨析和谬误廓清，内化为对基于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解放提供科学理性驱动力的要素之一。严格地讲，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无神论不再具有独立的体系和与其他学说并列的存在形态，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全部认识论基础的哲学世界观当中根本没有宗教世界观的位置，因此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3]。这样说来，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框架下使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一提法，也许倒不如用“马克思主义‘神’论”更为贴切。而如果硬将马克思主义对“神”的界说从哲学范畴拉到所谓“反宗教”的政治学范畴里去，积极运用也罢，批评指责也罢，至少是发生了概念的位移。
诚然，“还原宗教”的结果，确实可能使一些无神论者发现自己在实践中依然面对着当年“战斗无神论者”的抨击对象时，强化了“反宗教”的意识，这并没有什么不合逻辑，但那是公民如何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的事，不能因此认为无神论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提供了一种以“消灭宗教”为目的的理论。事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定要坚持无神论的立场，但坚持无神论立场不一定等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今天的中国，要做到既坚持无神论立场，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既能用思想教育手段约制有神论世界观的传播，又能用贯彻执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去促进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对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一整套战略性、群众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岂能以“反宗教”之类的不实之词歪曲、抹煞之！历史上，给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笼统扣上“反宗教”帽子的，主要是来自秉持有神论世界观的政治性力量（革命派阵营中的某些极左言行也起了授人以柄的作用）。虽然有神论由于无神论的持久挑战而不得不一再调整对“神”的认知和诠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科学、理性妥协调和的倾向，从而使作为有神论集中载体的宗教总体上能够跟上社会和时代的步伐，——无神论因此不妨被视作督促宗教“与时俱进”、减少教旨教义保守化极端化蜕变的“逆增上缘”。——但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终归是一对矛盾，再掺入某些世俗利益，矛盾关系就更加复杂。一顶“反宗教”的帽子，特别是在人权观念得到普及或者一种宗教占据压倒优势的时候，既可以激发信教群众的自尊情绪，又可能调动政府和舆论的特别关注，很容易使无神论“污名化”、“妖魔化”。站在有神论立场这样说，不失为正常的反应，没有不可理解之处；不正常和不可理解的却是始终不加分析地“跟着说”、“接着说”，以至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哲学世界观根基产生质疑。
看来，作为把握马克思主义并创造其中国化范式的必要条件或铺垫，现在是还无神论作为一种巨大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学术地位和学科地位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应当尽快让无神论回到“学院”的、“学理”的殿堂，在理论层面密切联系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现实国情进行研究和探讨；而社会层面的宣传教育，必须在理论研究的深厚基础和工作进路的统合设计之上逐步推行，又在推行过程中不断取得新经验，发现新问题，继续改善，继续深化。应该承认，这样的基础研究和工作设计目前还十分薄弱。但我们已经可以申明：无神论是从哲学上否定神的客观实在性，而不以否定宗教的客观功能为使命，[4]无神论不应“被进入”不属于它使命范围的误区。何况从使用的语境来讲，“否定”和“反对”这两个词汇也不能等量齐观。所以，不管以为无神论宣传教育就是充当反宗教政治工具的看法来自何方，都不过是对无神论作用、定位的夸大和意义理解的窄化。如果能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延长线上去设置无神论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坐标，我们将重新审视如何建构一条无神论研究与宣传教育的中国路径（但是不能忽视这条路径特殊的挑战性，它可能包含却又溢出了以西方“一神论”思想体系为对象而展开的“经典无神论”所熟悉的论域，进入厘清中国式“人本主义”的“人神合一”神灵观念之长短得失的艰难行程），同时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开辟新的契机。
注释：
[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92页。
[2]我们记得，列宁一方面要求“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方面指出：“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页。
[4]恩格斯固然说过“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谈到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187页），但这里的“宗教”，只是“有神论世界观”的代称，而不涉及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宗教功能，否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于宗教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和在私有制社会具有维护社会制度功能的揭示，以及只有改变私有制度才能改变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直至实现宗教自我消亡的理论阐发，就可以由无神论的哲学本身去独立完成了，而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无神论自己力所不能及的。
（本文为2011年7月17日在“中国宗教研究50人论坛”上的发言，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主任，编审；中国宗教学会顾问。）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3期，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