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镰田茂雄
一、序言
华严宗五祖圭峰宗密[1](780-841)是《圆觉经》的发现者,著有很多《圆觉经》注释,并且是撰述《大乘起信论注疏》、《盂兰盆经疏》、《注华严法界观门》等多种著作的学僧。在这些著作中,以论述当时禅宗思想和历史的《禅源诸诠集都序》[2]4卷、论述儒佛道的相异点并以佛教立场统一三教的《原人论》[3],对后世影响最大。本文仅论《原人论》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二、中唐佛教的变化和新儒学的形成
中国在7世纪成立的佛教诸宗派——三论、天台、法相、华严等诸宗,是中国独自的佛教。这里所说的“独自”的含义是指它们在教理上与印度佛教是相异的。支持这些教理佛教的基础是王朝的政治势力。这可从唐太宗与玄奘的交往、则天后与华严宗法藏的关系得到证明。以上诸宗在安史之乱以后都势力衰微,代之而起的是禅、净土等实践佛教。中唐佛教是从贵族佛教向民众佛教演变的佛教。此时的教理佛教也出现加强实践的倾向,例如天台宗的湛然(711-782)、华严宗的澄观[4](738-839)都适应时代对本宗进行变革。
与佛教的变化相呼应,在儒学当中也出现了新的气息。新儒学的形成是由韩愈开始的。他的思想反映在《原人》、《原道》、《原性》三篇文章之中。他说,人之异于禽兽夷狄,在于人有人伦之道,进而有君臣父子的秩序。批评佛教否定君臣父子的关系,只是说自己心的解脱是不正确的;又批评道教的立场归于虚无,不能真正对于国家发挥救济和教化的作用。韩愈对佛教所作的“夷狄之教”的批评,在《论佛骨表》中作了明确的论述。
继承并发展韩愈之说的是李翱(生卒年不详)。他的《复性书》依据《中庸》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虽本来纯善,但由于接触恶而产生情。能够止情的妄动,使性回归本来之善者是道德。诚能立足于不动之心,便可正心,修身,齐家,治天下国家。李翱受禅宗的影响很大,他参药山惟俨问道的故事很有名。他所说的“性”相当于佛教所讲的真心、本觉,“情”相当于佛教的无明、烦恼。佛教认为,真心、清净心被无明、烦恼覆盖以后便进入迷的世界,如果断除无明、烦恼,灵知不昧的一心便会显现纯净的光辉。可以说李翱的思维方式与此是极为相似。他所说的“圣人”的“寂然不动,至诚不息”的境界,不外是佛教所说的佛的境界。如何进入这个境界呢?要进入“无虑无思”的状态。这正相当于佛教的坐禅状态。
可见,李翱的心性说及其所主张的修养方法都受到佛教、禅宗的心性说的显著影响。在考察中唐佛教和儒教关系的场合,从知识分子王维(700-761)、白居易(772-846)等人的诗都受到禅的影响的事实是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的。王维曾参荷泽神会,白居易曾参佛光如满、乌窠道林。
三、对儒、道二教的批判
宗密《原人论》的<斥迷执第一>论述了儒道二教的要旨并对它们进行批判。儒、道二教说天地万物、人、畜等皆由万物的本源“虚无大道”生成。对于人死之后,儒教说人的灵魂归于天地,道教说归于虚无。接着,宗密对此批判,说儒、道二教没有究明身之根本、人之本源。他对儒、道二教的大道说、自然说、元气说、鬼神说、元命说等进行了批判。
首先对大道说批判说,如果大道是万物的“基本”,万物皆由大道而生,则给予人畜伤害的虎狼等也由大道生育,那么大道就是恶逆无道的东西了。按照自然说,万物皆是自然生化,万物不待因缘皆应自然而生,如此则石应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生。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按照元气说,从无有知觉、思虑的元气中产生万物、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按鬼神说,人死而为鬼神,此亦错误,人死是要轮回六道的世界的。最后,按照天命说,贫富、贵贱、贤愚、善恶、吉凶、祸福,皆由天命,则一切责任皆归于天命。这也是错误的。宗密的结论是:儒道二教之徒仅立足于现世而说人生的根本,是不能究明人之根源的。
四、佛教诸宗及对它们的批判
宗密的《原人论》的<斥偏浅第二>当中把佛教诸宗按浅深分为五种。这五种是:(1)人天教;(2)小乘教;(3)大乘法相教;(4)大乘破相教;(5)一乘显性教。其一的人天教,是为“初心人”所说的三世业报、善恶因果之教。人天教说前生之“业”为人身的本源。此未能究明人的本源。其二的小乘教,说我们的身心皆由“因缘力”生成,又用色心二法说明身心的根本,心为六识的作用。此亦未能究明人的本源。其三的大乘法相教虽比前面的小乘教优越,已经进入大乘教之中,但与一乘显性教相比,尚属浅教,为权大乘。此宗立八识,以其中阿赖耶(alayavijnana)为根本。由此阿赖耶识变现而造成身体和客观世界。可是此宗也未能究明人的本源。其四是大乘破相教,它与小乘教、大乘法相教阐明法相的教法相对,认为诸法本来是空寂的。如果站在此破相教的立场,便认为人的本源本来为空。但是,破相教仅破析了执着法相的迷情,也尚未究明真实灵明之性。其五是一乘显性教,它主张一切有情众生皆有本觉真心。说此本觉真心,“无始以来,常住清净,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来藏”。这也就是神会所说的“灵知不昧之一心”。宗密为了阐明这个真心,引用《华严经》的<如来出现品>的一段经文:“奇哉,奇哉!此诸众生,云何具有如来智慧,迷惑不见?”宗密论述了只有一乘显性教所说的本觉真心才是人的终极的本源。宗密的思想是对出自《圆觉经》的真心、荷泽神会禅的灵知不昧的一心的终结。
五、对诸教的扬弃和统一
宗密在《原人论》的<会通本末第四>当中对作为“根本”的一乘显性教和作为“末”的破相教、法相教、小乘教进行会通,并进而把儒、道二教也列入一乘显性教之中了。
首先是把大乘教破相教会通于一乘显性教。他批评说,破相教不理解《起信论》所说的不生灭的真心和生灭的妄想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赖耶识;不生灭的真心和生灭的妄想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赖耶识;不生灭的真心和生灭的妄想本来不离,破相教只抓住其生灭的、妄想的一面,称之为空。然而破相教未必是否定不生灭的真心的,如果加以会通,是符合一乘显性教真理的。
阿黎耶识(阿赖耶识)有觉与不觉二义,法相教虽只说不觉一法,但也含有不生灭的真心的觉义,所以可以与一乘显性教会通。小乘教虽以我执、愚痴之情作为“原人”的本源,但小乘教所说的教说相当《起信论》中的执取相、计名字相。至于人天教的业说,则相当《起信论》所说的起业相、业系苦相。
此后是会通儒道二教。外教所说的元气不过是《起信论》所说的境界相。最后论人的形成,认为由业力形成人的形体和心识。心识所变之境的现相,分为正报(有情众生世间)和依报(器世间,译按,即外在环境);作为正报的人,是业因与心识和合而生的,作为依报的客观世界,与心识不和合,而生成为天地、山河、国邑。在天、地、人的三才之中,人之所以成为万物灵长,是因为只有人是与心识和合而生的。(译按,查原论之文曰:“心识所变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即与心识和合成人;一分不与心识和合,即成天地、山河、国邑。”)
最后,宗密在《原人论》的总结中说,要达到佛教的理想��成佛,必须弃末归本,返归作为人之根本的心源,为此必须对此进行观照。如能断除一切枝末无明和根本无明,灵性就会显现。对此灵性、直性加以人格化的命名,就是法身佛。
六、《原人论》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韩愈在《原人》当中主张人为夷狄禽兽之主(《韩昌黎先生集》卷11《原人》)。与此相对,宗密依据华严哲学认定人的本性在于真心,唯其如此,人是胜于万物的存在。
宗密《原人论》的意图是批判儒道二教,阐明佛教的真源,然而它的思想却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在中国思想史上导入佛教的心识论,开中国思想史上探究主体性的心性的端绪。第二,它虽主张佛教优越,但又给予儒道二教的作用以适当的位置,开唐以后三教融合之先河。
《中国哲学史》的作者冯友兰先生[5]就宗密在思想史上的位置表示,宗密对以前的佛教思想作了总结,并成为宋学的先声。武内义雄博士[6]说,宗密《原人论》中的一节,被周敦颐(1017-1073)引用到《太极图说》之中。程颐(1033-1107)的“事理一致,体用一源”的思想,可以说是受华严哲学的理事无碍观、法界观的影响而形成的。[7]
要想了解天台宗判教理论中的四教说,最便利阅读的是高丽谛观的《天台四教仪》。同样,要了解华严宗教义的概要,最好的入门书是《原人论》。在中国,《原人论》的注释书有宋代晋水净源(1011-1088)的《华严原人论发微录》3卷,但此外的注释书并不多,仅有元代圆觉的《原人论解》(《明版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有载)。可是在日本有大量《原人论》的注释书,可谓汗牛充栋。在江户时代虽也写有很多的注释书,但出版最多是在明治时代以后。明治二十年(1887)町元吞空刊行《冠注原人论》,此外大内青峦、加藤咄堂等也出版了他们的讲义录。因为《原人论》不仅介绍了佛教各宗的教理,而且对儒教、道教的要旨也作了简洁的介绍,所以被作为佛教的入门书而拥有很多读者。江户时代泽庵(1573-1645)曾将此书作为佛教概论向后水尾上皇讲说。从江户时代后期直到明治以后,在佛教各系的大学林(译按,日本江户时代以后所创的大学有的称大学林)中也多有以《原人论》作为入门书而讲授的。
注释:
[1]镰田茂雄《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出版。
[2]镰田茂雄《禅源诸诠集都序》,筑摩书房1971年出版。
[3]镰田茂雄《原人论》,明德出版社1973年出版。
[4]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出版。《两个澄观——泗州澄观和清凉澄观》(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41卷1号,1992年12月);《两个澄观——泗州澄观和清凉澄观》(载汤一介教授编《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798-799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6]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岩波全书》本第247-257页。
[7]请参今井宇三郎《伊川易传自序考》,载《日本中国学会年报》第一;楠木正继《全体大用的思想》,载《日本中国学会年报》第四等。
(作者:镰田茂雄,1927年生,爱知学院大学教授。)
(来源:1996年第2期《世界宗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