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有两个英国人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坛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个英国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他们都享有世界声誉，他们的作品大多被译成了中文，他们都到过中国，他们都长寿，一个活了98岁，一个在世91年。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不信教，但对宗教问题却很关注。这两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一个是名声显赫的文学家威廉·毛姆(1874-1965)。
哲学家关心宗教仿佛天经地义，没有论述过宗教的哲学家似乎地位不会太高。一个哲学家，即使没有宗教思想，至少也有自己的宗教观点或对宗教的看法。罗素是大哲学家，自然不会不对宗教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曾专门写过一本书来阐述他为什么不信上帝的原因，书名就叫做《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关于罗素对宗教的看法已有大量论述，不必赘述。而文学家关心宗教好像有点奢侈，尽管文学家都要谈人生观，但大多达到形而上的层次就打住了，至多有点哲学味。不过，大文学家都是奢侈的，他们不仅要谈人生观，不仅要把人生观谈到形而上的层次，而且还要谈到世界和人生的终极性质，不管他们是否相信有终极。毛姆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写出《刀锋》这部意蕴深邃的小说的文学家，一个以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经历为素材，写出《月亮与六便士》这部风靡全球的作品的大作家，一个以《人性的枷锁》为题来写半自传性小说的思想者，怎么会没有自己对宗教的看法？作为剧作家和小说家，毛姆对宗教的看法，理所当然地表现在他塑造的戏剧或小说的人物身上，但他又有点怪，还要在小说戏剧之外专门探讨宗教，于是就有了《宗教之谜》、《在昏暗中摸索》、《精神与肉体》、《上帝与神秘主义》、《人死了以后》等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他的散文集《总结》里。
毛姆自称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在《宗教之谜》中说，“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题目就是宗教。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断定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只需考虑我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呢，还是我必须把它看作不过是一个磨炼场所，为我来世做准备。”当毛姆还是一个医科大学生时，他读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尤其是哲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告诉他，人是一台机器，受机械法则的控制，机器停下来，人的生命也终止。他在医院亲眼看见人们死去，他受到震动的感情证明是他在书上所读到的。于是他开始相信：“宗教和上帝的观念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为适应生存的需要而设想出来的，它过去——或许现在也然——具有有利于人类一代代生存下去的价值，可是这必须从历史上予以解释，不能视为真实的东西。我把自己称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但在我的头脑深处我认为上帝是理智的人必然不能接受的假设。”但是他又发现，“如果没有一个能把我投入永恒的火焰中去的上帝，没有一个能被投入永恒的火焰中去的灵魂，如果我只是机械力量的玩物，生之挣扎是它的动力，那么我就看不到我原先受到的关于善的教导还有什么意义。”(《在昏暗中摸索》)毛姆认为上帝的存在一定要从理智上得到证明，否则就不能把上帝视为真实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帝的存在虽然不真实，上帝和宗教的观念却是有用的。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在毛姆一生的探索过程中，也是他的不可知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宗教最有用处的一条应该是客观真理。唯一有用的上帝应该是一个具有人的性质的神，至高无上而仁慈无比，其存在有如二加二等于四那样可以确信无疑。我不能彻悟这个奥秘。我始终是个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的实用结论是：你处世为人，只当上帝不存在。”(《上帝与神秘主义》)
在思想上，毛姆并不是仅仅从生存需要的角度去思考上帝的问题，他还从当时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宇宙图景进一步推论过上帝存在的何题。“假如上帝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该把他说成是什么性质呢？当时，我和所有的人一样，读起自然科学家们的著作来。我仔细想想日月星辰之间无比遥远的距离，以及光从那些星球到达我们这里所需的无比悠长的时间，不禁肃然生畏。星云的无法想象的广大无边使我膛目结舌。如果我对所读到的理解得不错的话，我必须设想，在太初之始宇宙中相互吸引和相互排斥的两种力是均衡的，使宇宙在绝对平衡的状态中维持了不知多少年代。然后在某一瞬间这种状态被打破了，于是宇宙失去了平衡，崩裂开来，成了现代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这个宇宙和我们知道的这个小小的地球。然而，是什么引起了最初创造天地的行动呢？是什么破坏了宇宙的绝对平衡呢？我似乎不可避免地相信起造物主的概念来，因为除了一个全能的神，有什么能够创造出这个辽阔广大、无边无际的宇宙呢？”(《上帝与神秘主义》)
毛姆认为上帝是不真实的，主要是因为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使他无法理解世界存在恶这个事实。“世界上存在的恶迫使我断定，这个神不可能既是全能又是全善的。因为世界上有恶，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责怪全能的上帝，而相反我们却一味去敬仰和崇拜他，岂不荒谬。但是无论思想上感情上总难以接受上帝不是全能的全善的概念。于是我们只得接受上帝不是全能的假设；这样的一个上帝本身不能解释他自己的存在，也不能解释他创造的宇宙。”(《上帝与神秘主义》)另一方面，毛姆这个医科大学毕业生也无法理解人死了以后灵魂仍然存在的宗教观点。“我觉得无法理解，躯体的基础既已毁掉，怎么精神还能依然存在；我坚信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不相信我的精神脱离了我的躯体会在任何意义上是我自己的继续存在。即使人们能够说服自己，相信人的精神将继续存在于一种总精神之中，那也没有多大安慰；满足于继续存在于人们提出的总精神里的说法，无非拿空话来骗骗自己而已。唯一有意义的继续存在是一个人整个的继续存在。”(《人死了以后》)
探索苦难与罪恶的根源是严肃的小说家和剧作家无法回避的。毛姆考察过东西方宗教和哲学中关于恶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不是在感情上不能令他满意，就是在理智上不能使他信服，再不然就是出于个性无法接受。“恶和祸是无所不在的；苦痛和疾病、亲人的死亡、贫穷、犯罪、作孽、希望的破灭，等等、等等；这张表是列不尽的。哲学家们作出了些什么解释呢？有的说，恶从逻辑上讲是必需的，否则我们无从知道善；有的说，根据世界的性质，原有的善与恶的对立，在形而上学上彼此相互依存。神学家们又怎样解释呢？有的说，上帝使人世间有恶有祸，以给我们考验；有的说，他使恶和祸降临人间，是为了惩罚他们的罪孽。但是我看见过一个小孩患脑膜炎而死去。我只找到一在我理智上和感情上同样觉得可取的解释。那就是灵魂轮回说。众所周知，这个说法认为生命并非从出生起始，到死亡终止，而是不计其数的一连串生命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生命决定于前世所作所为。善能使人升天，作恶则使人堕入十八层地狱。一切生命都要到达尽头，即使神的生命也有尽期；摆脱出生的轮回，止息于不变的涅槃境界，才是获得了幸福。如果一个受苦人能够相信这是他前世作孽的必然结果，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他这一世的厄运，同时也比较容易努力更好地做人，因为存在着来世可得善报而投个好人生的希望。……然而假若羯磨(因果报应)是真的话，人们就可以遗憾而又坚强地看待祸患。嫌恶是不恰当的，因为嫌恶会使人生的痛苦失去其无意义性，这种无意义性是悲观主义者提出的未能驳倒的论调。我只得遗憾地说，我觉得轮回和羯磨的说法跟前面谈到的许多说法一样同样地令人难以置信。”(《善万恶，祸与福》)
在毛姆看来，无论是西方宗教还是东方宗教，在理论上对世界上存在苦难与罪恶的解答都不能令人信服。人们之所以需要信仰是出于畏惧，希望在苦难中找到安慰。因此，人们的宗教信仰不需要证明，也不必证明。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信仰上帝并没有必然联系。信仰与人的性格和本能有关，与信仰是否为真理无关。“我答出的结论是：一个人相信什么是无所谓的；……”(《宗教之谜》)。“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流行的信仰，不论时间多么长久，都不可能保证其为真理，……可是你当然不能因为无法证明而排斥上帝的存在。畏惧还是畏惧，人的无助的感觉，冀求自己与整个宇宙谐和的愿望，都一切依旧。这些因素，比对自然或祖先、魔鬼或道德的膜拜，更是宗教的根源。没有理由相信你愿望的一定存在；不过也不能说，你不能证明的就不该信仰。为什么你知道你的信仰缺乏证明就不能相信呢，这不成理由。我想，如果你的性格希望在苦难中找到安慰，希望得到一种能支持和鼓励你的爱，那末既不会寻求证明，也不需要证明。你的本能就足够了。”(《上帝与神秘主义》)
毛姆由此认为，世界是神秘的，不可知的。“……我们的智力无论怎样探索，最后还有个广大的奥秘。面对这个大奥秘，慑服于宇宙的伟大，而对于哲学家们告诉我的，圣徒们所告诉我的，都不能满意，因而我有时追溯到穆罕默德、基督和释迦牟尼之前，到希腊诸神、耶和华和太阳神之前，直到奥义书中的‘梵’。那精神——如果梵可以称为是精神的话——自生而不依附于其他一切生存，虽然一切生存的都生存在它之中，它是一切生命之源，它至少有一种光焰万丈的伟大，使我的想象得到满足。”(《上帝与神秘主义》)毛姆在东方宗教中得到一种想象的满足，但并没有解决他对信仰的怀疑，他后来说到：“……在理智上我不再相信上帝了；我感到获得一种新的自由而欣喜。不过我仅是在理智上不信神；在灵魂深处依然萦绕着根深蒂固的对狱火的畏惧，所以我的欣喜在一段长时间里夹杂着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惶惶不安。我不再相信上帝；我却始终深信魔鬼。”(《宗教之谜》)
毛姆从宗教之谜中找不到人生和世界的答案，进而探索人性之谜。他的小说和戏剧大多是从人性出发来揭示宗教的虚幻性质，否定宗教。但是毛姆并没有放弃对终极的理论体系的追求，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我准备从各个方面采集一些理论，它们不但是要满足我的心智的，而且是要满足(我该说是比我的心智更加重要的)我整个的本能、感情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见的——这些偏见对于一个人是那么亲密的一部分，很难与本能区分出来。我要从那些理论中建立起对我有用的给我指引生活道路的哲学体系。”(《在昏暗中探索》)“一般的经验，尤其是哲学家们的一般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平常常的。不朽这个概念太伟大，用不到凡夫俗子头上去。这些人太渺小，既不屑永恒的惩罚，也不配永恒的赐福。”(《人死了之后》)“大多数人不大思考。他们接受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他们是盲目的奴隶，主要的动力就是抗争，他们被驱向这一边，驱向那一边，竭力满足他们自然的冲动，直到精疲力尽，犹如烛光般熄灭完事。他们的生活纯粹是本能的。也许他们这样倒是更大的智慧。不过，倘使你的精神发展到发现有些问题逼着要你回答，而你觉得那些老答案是错误的，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回答呢？”(《人生的意义》)毛姆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引用了历史上最聪明的人歌德的一句话来回答，歌德说，人生的秘诀在于自我完成。但毛姆接着又说，众所周知，许多与歌德认识的朋友都对歌德的冷酷无情的自我完成极为恼火，因为达到自我完成这样一个目标，需要无情无义，只顾自己，这就势必引起别人的反感，遭人嫌弃。
毛姆的一生都在寻找一本能给予他人生和世界谜底的书，但是他最终没能找到。毛姆对宗教的看法与他早年的不幸和孤僻的性格密切相关。他从小严重口吃，10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由伯父收养。他伯父是一个牧师，家庭宗教气氛浓厚，使他“很快就变得十分虔诚”。但进了学校以后，由于口吃，他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教师对他也很讨厌，使他十分痛苦。他拼命祈祷，祈求上帝去掉他的口吃，但不论他怎样虔诚，口吃依然如故。他还发现，学校里的教师尽管都是教士，但却“又愚蠢又凶暴”，“他们嘴巴上教导我的是，我们生活在上帝面前，人的主要职责是拯救他的灵魂，而我看到的偏偏没有一个教士是履行他们的说教的。”此外，他对于被迫没完没了地上教堂做礼拜十分厌烦。这一切，使毛姆10多岁时就对宗教产生了怀疑，他后来回忆说，“我想我一定天生缺乏强烈的宗教感情，要不就是由于我年轻刚正，对我接触到的一些教士的言行不一大为震惊。”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性格内向、孤辟、感情细腻、苛刻，头脑冷静、敏锐的剧作家似乎在宗教问题上都是不可知论者，契珂夫对老托尔斯泰尽管十分尊敬，但对老托的宗教热忱常常不以为意，甚至还时不时的揶揄两句。也许是他们对人性中反复无常的欲望和生活中绝望的沉闷了解得太深，以至于不相信任何使人性得以改变的东西。毛姆以一个不可知论者终其一生，他总共创作了100多篇短篇小说，30个剧本，20部长篇小说。他的传记作者为他立了一部有名的传，书名曰：人世间的挑剔者。
毛姆本世纪初到中国时还比较年轻，名气不是很大，孤零零的一个人去绕北京城墙，不像罗素在北京时前呼后拥那般风光。他想去见的中国哲学家既不是康有为，也不是梁启超，而是辜鸿铭。据他在自己写的访问记(1934年出版的《人世间》杂志第十二期上曾有译文)中所述，他到北京后立即就托接待他的主人安排与辜约会，主人开了一张条子去请辜，谁知好几天过去了，不见动静。毛姆等不及了，亲自用最客气的语言写了一封信，问辜允不允许去见他。信送出去不到两个小时就有了回音，结果自然是毛姆登门，一见面，辜就说，“你们英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他们想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他们以为他们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然后，这个脑袋瓜上拖着一根小辫子的怪老头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把英国大贬了一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1期）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