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两霸争权化为多极性政治格局，区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迭起不休。对此，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强调当今世界对抗的主线是基督教文明同伊斯兰教、儒教文明的冲突，尤其是基督教文明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它是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两种文明对抗的延续，集中体现在政治-军事对抗方面，因而最具有不稳定性、爆炸性和危险性。基于这种观点，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扩大中东的外延，把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划归中东的地域范畴，对其今后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极为关注与担忧，尤其担心中亚五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将会与相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我国新疆地区结盟，在中亚形成一个庞大、危险的伊斯兰教势力范围。这也引起世人的关注。然而，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亚地区不会全面伊斯兰化，更不会出现一个个伊斯兰政体国家。

一、内部的制约因素

中亚内部制约伊斯兰教发展的因素在于中亚伊斯兰教界内外两个方面。首先，从中亚伊斯兰教界内部看：

1.中亚地区穆斯林概况。中亚五国人口总数约为5054万人（1990年统计），穆斯林约为3550万，占人口总数的70％。他们由乌兹别克、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鞑靼、东干（回族）、帕米尔等民族组成。其中大多数人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教法学派，另有不少人奉行禁欲与神秘主义的苏菲派。苏菲派的纳合西班底教团、卡迪里教团、耶赛维教团等在中亚民间一直有深广的影响。在塔吉克斯坦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约有6-10万帕米尔族人，是什叶派支派-伊斯玛仪教派穆斯林。

2.中亚地区穆斯林的势力大致可划分为四部分。（1）中亚穆斯林主体势力是信奉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的穆斯林。以大穆夫提穆罕默德·尤素福（曾留学利比亚4年，担任过塔什干伊斯兰学院院长，现为中亚穆斯林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为首的乌里玛集团（伊斯兰高级教法学家和神学家组成的团体机构）据其领导地位。乌里玛集团一直是拥护、忠于政府的。他们努力配合政府，在穆斯林群众中，作好工作，尤其注意发挥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他们在社会上群众基础好、威信高、影响力强，得到绝大多数穆斯林的拥护和国家的信任。（2）神秘的苏菲派教团。他们人数不多，主要活跃在民间，而且只重个人修行，并不重视社会生活，对社会影响不大。（3）塔吉克的伊斯玛仪教派穆斯林，人少势孤，影响很小。（4）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他们兴起于苏联解体之时，以“伊斯兰复兴党”为代表。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塔吉克斯坦山区等贫困地区发展迅速。他们的宗旨是：建立起一个个效法伊朗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他们强调要以伊斯兰教义为主导思想，使国内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方面完全依循《古兰经》教义和圣训。这一组织的领袖多为中下层文化水平者，在宗教知识、阅历及修养方面都不足以服民心。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能统摄整个中亚地区的权威性领袖。他们在中亚也未拥有雄厚的实力，更无稳固的社会基础。1992-1993年，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闹事而发生的塔吉克斯坦内战，使10万余人丧生，90余万难民流离失所，经济损失达500亿卢布，使塔吉克的经济至少倒退10-15年。这一灾难性的后果，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广大中亚地区穆斯林心中受到谴责。现在，中亚各国都禁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作为政党注册，使他们失去政治与合法权利，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影响与活动能力。

3.中亚地区穆斯林的思想状况。尽管从外表上看，伊斯兰教已在中亚全面复兴，但在中亚广大穆斯林心中对于许多伊斯兰教概念依然是很模糊的，更不了解什么是伊斯兰共和国建制。他们对国外穆斯林的感情主要是笼统的亲近感。实际上，许多人心中依然害怕宗教。塔吉克内战、车臣危机又增添了他们心中的阴影。在许多中亚穆斯林心中，伊斯兰教只是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和生活历史背景，并没有成为他们现代生活的主体意识和理论基础。更何况苏联70多年来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反宗教的科学无神论宣传，在中亚现有的3-4代人中影响很深，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抹杀掉。这一点连中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领袖也不得不承认。塔吉克斯坦穆斯林反对派领袖图拉简忠德（1944年生，曾留学约旦，学习伊斯兰教法。自1988年起领导塔吉克伊斯兰教法执行团，任中亚穆斯林精神指导委员会塔吉克分会负责人，1991年起领导反政府活动。）曾说：“70年来的共产主义统治使我们只获得一种不同的世界观。……所有毛拉都希望塔吉克斯坦会变成伊斯兰国家，但现在不可能。共和国在世俗道路上走得很远，人们绝不会希望简单地抛弃自己的习惯和生活方式。”现在中亚有许多穆斯林依然相信马列主义、无神论。

4.中亚地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虔信程度因年龄、性别而异。在中亚，最为虔信伊斯兰教的是老年人和妇女们。老年人渴求临终关怀，然而社会现实状况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投向伊斯兰教，希望从中得到临终的关怀与安慰。妇女们，尤其是地处偏远地区的中老年妇女们自小就深受伊斯兰教习俗和观念的影响与约束，对伊斯兰教信仰极为执着。而广大穆斯林青年对伊斯兰教的兴趣并非全部出自宗教虔诚，很多人是为抵制“大俄罗斯文化”，追寻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而信奉伊斯兰教的。今日的中亚五国穆斯林青年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几无所知。这是由于在苏联成立之前，中亚各国的大部分文献都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苏联成立后，为控制中亚，强行推广“大俄罗斯文化”，采取文字灭绝政策，强迫中亚各族人民学习俄文化的西里尔文，造成中亚民族文化与文字的数十年断层。青年们为了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迫切想学习阿拉伯语。因此，不少人信奉伊斯兰教，以求能在经学院或清真寺读经班学到阿拉伯语。还有许多青年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他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回归到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就应该信奉伊斯兰教。

5.中亚各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的程度有别。中亚各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的程度因伊斯兰教传入的时间、地点和各地文化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具有极其鲜明的差异。在最早（公元8世纪初）传入伊斯兰教的费尔干纳地区、吉尔吉斯南部和塔吉克山地，尤其是贫困、落后、交通与信息闭塞的农村地区，伊斯兰教的影响很强。而在伊斯兰教传入较晚（公元17-18世纪传入）的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和哈萨克斯坦广大牧区伊斯兰教影响较弱。在文化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伊斯兰教的影响更小。

其次，从中亚伊斯兰教界外部看：

1.中亚各国政府从政治、法律、文化、宣传、教育等方面制约伊斯兰教发展。1989年随着苏联解体的迫近，中亚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伊斯兰复兴高潮。这一高潮的掀起同当时中亚各国政府对伊斯兰教发展所采取的“支持性”让步政策密不可分。当时各国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急速滑坡、民族纠纷时起时落。面对着大堤崩溃的形势，中亚各国领袖清楚地看到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伊斯兰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尤其是伊斯兰教道德观对社会风气的强有力的约束作用，希望籍此来加强对社会秩序的净化与管理。为了稳定国内政局、安定社会、争取民心与外援（详见后叙），各国政府开始不同程度地对本国伊斯兰教采取了明显的“支持性”让步政策，导致了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全面复兴，其余波一直影响到现在，乃至将来。

近几年来，中亚各国的政治局势已基本稳定，各国政府也已站稳脚跟。塔吉克斯坦内战和各国国内企图建立伊斯兰政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引起各国政府领袖们的高度注视，使他们极其深刻地体会到伊斯兰教与政治结合的危险性，他们对国内伊斯兰教发展由“支持性”的让步转为警惕与戒备，在政策上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调整。

现在，从表面上看中亚伊斯兰教发展是一片兴旺景象。清真寺林立，参加会礼、聚礼的穆斯林人山人海，赴麦加朝觐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尤其从政治的角度看，是“建制虽存，机制难转”。中亚各国政府首先在宪法上严格实行政教分离政策，绝不允许伊斯兰教团体形成政党、参政、议政，一有苗头，立即镇压。对已出现的伊斯兰教政党全部取缔，坚决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使之难以公开活动。各国宪法上特别明确：个人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信仰只属于个人私事，不得干预国家事务，即国家不允许任何人以宗教的名义反对国家主权、破坏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中亚各国严格控制国内的伊斯兰文化宣传。尽管中亚已印制出不少伊斯兰教宣传品，但在各国国内发行有限，主要用于对外宣传，以维护中亚各国在伊斯兰世界的美好形象。各国还严格控制伊斯兰教育，取消了大批清真寺的主麻日（周五）学经班。有的国家（如乌兹别克）驱逐了外国的伊斯兰宣教士。在宗教事务上，各国政府坚决信赖、依靠正统逊尼派的乌里玛集团，通过他们领导广大穆斯林群众。尤其重视发挥伊斯兰教道德规范在社会约束与净化方面的作用。

2.急剧滑坡的经济状况影响了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中亚五国经济实力悬殊很大。哈萨克斯坦实力最强，在前苏联时，其社会生产总值和国民平均收入曾居苏联第3位，出口值占第5位，并拥有核基地与导弹发射场，是最引世人关注的国家，尤其受到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重视。其次是乌兹别克斯坦，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棉花出口国，但其主体经济一直是单一的棉花生产。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规模较小，其中塔吉克斯坦最为贫穷。在中亚各国独立之初，广大穆斯林曾寄希望于伊斯兰教会为之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但看到的却是经济上持续不断的滑坡，不少地区人均月收入只有10美元左右。这也使不少人信仰的激情有所回落。

3.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受到其他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因素的制约。尽管广义上人们把中亚看作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亚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宗教、民族并存地区。从文化传统上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都是定居的农耕文化；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则以游牧文化为主，人们的信仰一向以泛神论和原始的萨满崇拜为主，即使在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中，也含有大量的游牧文化尤其是萨满崇拜成分。从宗教信仰与民族成分上看，中亚各国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各自奉行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信仰。如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居住着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的俄罗斯等民族。1992年5月访问美国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根据我们的法律，哈萨克斯坦没有国家宗教，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平等的、与国家政治分离的。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许多宗教并存，因此这里没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的基础……。”中亚各国国内民族矛盾很多，且远远大于宗教矛盾。各国政府为着本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起见，一直很谨慎地处理这些民族矛盾，尤其是民族与宗教混同的矛盾，中亚伊斯兰教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

二、外部的制约因素

首先，从外部伊斯兰世界看：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经济上难以自立，为摆脱日益加重的经济困难，他们多方寻求外向性经济出路。各国领袖把伊斯兰教当作经济桥梁，希望籍助“穆斯林皆兄弟”的宗教情谊在外部伊斯兰世界寻求经济出路。而旨在实现全球伊斯兰化的外部伊斯兰世界各国，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加紧了对中亚伊斯兰教意识的输出。数年过去，双方情况都发生了若干变化，这些变化制约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进一步发展。在外部伊斯兰世界中，对复兴中亚伊斯兰教最积极的国家当属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

1.伊朗。伊朗与土库曼斯坦接壤，是中亚各国联系外部世界主要通道之一。伊朗境内有数量可观的土库曼族人，伊朗与塔吉克斯坦人共同拥有波斯文化，历史上伊朗同中亚各国一直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联系。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一直公开申明：“要努力改变苏联境内穆斯林信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总纲也宣称：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各伊斯兰民族的联合与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伊斯兰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

苏联解体在伊朗看来是真主赐予的良好机遇。但伊朗认为，伊斯兰革命允许有不同模式，不宜硬性要求所有国家都实行伊朗模式。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的最好途径是经济、文化，而不是强行输出暴力，更不是由伊朗直接出面去推翻另一个政权，必须由别国穆斯林自觉接受伊斯兰革命思想，并自愿开展伊斯兰革命。伊朗还认为，它与中亚在经济上可以互补、政治上也互有所需，尤其是可以利用与中亚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联系，加强自己在中亚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因此，中亚诸国刚一独立，伊朗外长立即走访中亚各国。随后，伊朗又力促“伊斯兰经济合作组织”接纳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为正式成员国；继而又宣布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共同组成“里海经济合作圈”，并同中亚各国达成多项经济援助与共同开发计划。与此同时，也加紧了宗教文化渗透，除加强对中亚的广播攻势外，还拨出巨款，派出大批工人，帮助中亚各国修建清真寺，并赠送了大量《古兰经》，还派出众多伊斯兰宣教士到中亚。这些宣教士生活简朴、为人热情、确有真才实学，他们并不极力宣传“伊斯兰革命”，而是埋头帮助当地人民兴办教育、恢复宗教场所，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伊朗也绝不放过任何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良机。它与塔吉克斯坦内战有着直接的联系，伊朗驻塔吉克斯坦使馆一直为伊斯兰反动派组织出谋划策、提供资助。目前，流亡在外的塔吉克斯坦反动派领袖图拉简忠德等人就定居在伊朗。伊朗是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反动派势力与塔吉克斯坦政府之间的斡旋者。

中亚各国政府对伊朗是利用兼戒备，尤其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之后。为了开拓自身经济发展之路，他们需要伊朗的帮助。可是又害怕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输入和由于亲近伊朗而得罪俄罗斯和美国，因此对伊朗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和“和平防范”措施，并一再强调与伊朗的合作主要出于本国经济上的需要，仅仅是为发展经济、寻求对外开放之路和出海口，而绝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

2.土耳其。土耳其位于中亚西部，抱有中亚内陆的出海口，占据着向中亚地区施加影响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在语言、文化、宗教上，土耳其与中亚之间存在着不解的深厚渊源。中亚约有3000多万人属于突厥语族，不少人还具有土耳其血统。中亚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和土耳其穆斯林一样，同属于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二者在教义、教派、教理上是共通的，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一直为二者所共同拥有。

苏联解体后，土耳其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机遇，当即利用其所处的有利的地缘位置向中亚推行“大突厥意识”和伊斯兰现代主义战略。中亚各国刚一独立，土耳其首先承认它们，并在本国内阁建立了一个“中亚伊斯兰国家关系部”，把中亚各国的事务作为土耳其对外议事日程上最先考虑的问题。土耳其首脑出访中亚各国，并邀请中亚各国领袖回访，进一步密切双方关系。在经济上，土耳其主动向中亚各国承诺，为之提供贷款、物资和技术援助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土耳其投资1000多万美元修建了一个卫星传播系统，在中亚各国建立了卫星站，向这里传播土耳其语广播电视节目，输入“大突厥意识”和伊斯兰现代主义模式。此外，土耳其还招收了数以百计的中亚穆斯林留学生，旨在把他们培养成世俗化、西方化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派人才。最初，中亚各国对土耳其都抱有好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政府领袖都曾表示赞赏土耳其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社会模式、政治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数年过去，土耳其基于本国有限的经济实力，很难兑现以往对中亚各国所做的承诺，一些应许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也没有到位。中亚各国逐渐失去对土耳其的信任感和依赖之情。土耳其极力宣传的“大突厥意识”和伊斯兰现代主义也因此受到冷落。

3.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以伊斯兰传统主义为特色，梦寐以求地希望中亚回归到伊斯兰世界中。然而它对中亚一直心有余悸，担心“鸡飞蛋打”的结局出现，即中亚会再度回归到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因此它制定出的“中亚伊斯兰化战略”审惧至极。早在苏联解体之前，沙特阿拉伯就委托世界伊斯兰教联盟（简称“伊盟”）派人到中亚各国实地考察调研当地伊斯兰教发展状况，随后又会同美国、英国等相关学术机构共同加以探讨，最后决定，追求在中亚的远程效果，即彻底改变中亚人的思想意识，使之从信仰共产主义到真正信仰伊斯兰教。沙特阿拉伯“中亚伊斯兰化”的战略是：首先要向中亚人的意识中输入“革命精神”，教导他们信仰伊斯兰教的初始原则；为此先从宣传方式和教育制度两方面入手；再大力发展中亚伊斯兰文化并加强它们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作，逐步使中亚人达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为新的伊斯兰秩序奠定基础，然后逐步恢复伊斯兰教法，达到伊斯兰教认同化，最终实现中亚伊斯兰化。为了这一战略，1990年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以“两圣地清真寺庇护者”的名义向中亚捐赠了65万册俄文版《古兰经》，派专机直接从沙特阿拉伯运到中亚。同年，他又邀请1000名苏联穆斯林（其中绝大多数是中亚人）作为他的客人到麦加朝觐。沙特阿拉伯还向中亚提供巨资，帮助修建清真寺、经学院、印刷厂、培训中心、孤儿院和生产农场。并专门为中亚穆斯林制作了“尼戴（Nidai）伊斯兰”宗教广播节目。沙特阿拉伯尤其重视伊斯兰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对中亚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影响，并以此为其百年大计的先导。数年过去，沙特阿拉伯看到中亚各国政府的领导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前共产党领导人手中，更加重了其心有余悸的心理，使之更加小心谨慎地实行其战略。此外，海湾战争后，沙特阿拉伯财力大伤，国内王室争权、矛盾四起；加上沙特阿拉伯自身处于离中亚较远之地，地缘政治影响相对薄弱等因素，也都制约着沙特阿拉伯实现其“中亚伊斯兰化”战略。

其次，从中亚外部的非伊斯兰世界看：在中亚外部非伊斯兰世界中，对中亚伊斯兰教发展最有制约力的是俄罗斯，美国也有一定影响。

1.俄罗斯。中亚各国经济原来一直严重地依靠于苏联的整体经济。除哈萨克斯坦之外，其他各国一向以单项式经济，尤其是农业原作物的生产或基本成型的纺织业为主导，实力很弱。因此，即使独立后，仍不得不跻身于独联体之中，谋求在一种新式的联合体中得以生存，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仍旧可左右中亚经济的命脉。自从塔吉克斯坦内战、车臣危机以来，俄罗斯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尤其是它在中亚地区的发展极为担心与警惕。俄罗斯绝不希望，也更不会坐视旁观自己的南方后院会再度着火-出现一个个伊斯兰教政体国家。塔吉克斯坦内战的平息就是明显的例证，它是由于俄罗斯军队的强行干预结束的。由此可见，俄罗斯强大的威慑力钳制着中亚伊斯兰教的发展。

2.美国。美国也极为担忧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扩展，尤其在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被部分世界形势印证之后，美国加强了对中亚伊斯兰教发展现状与趋势的调研。它一方面网罗前苏联中亚问题专家学者到美国的相关学术机构工作；另一方面，在中亚设立定点调研站，还不断派人到中亚各地进行实地调研、组会访谈、定时召开国际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专家前来，共同探讨中亚伊斯兰教发展态势；甚至籍民间机构名义，邀请中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动派领袖，如图拉简忠德赴美，与之探讨有关问题与见解。中亚各国为争取经济上的早日独立和未来更大的发展，从本国实际利益考虑，也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援助与支持，为此作出了相应的让步，加强了对国内伊斯兰教发展的抑制措施。

鉴于上述所有的制约因素，尤其是中亚各国政府对伊斯兰教态度与政策的转变和俄罗斯钳制性的制约力，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亚地区不会全面伊斯兰化，更不会出现一个个伊斯兰政体国家。

尽管笔者断言如上，但伊斯兰教对中亚的挑战依然不能令人掉以轻心。首先，伊斯兰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伊斯兰教自产生之日就与政治紧密挂钩，有着强烈的政治凝聚力和旗帜性号召力。其次，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伊斯兰教文化背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贫困落后地区有一定影响力。复次，现在在中亚伊斯兰经学院和海外留学的穆斯林学生的潜在影响与作用不容忽视。再次，一年一度麦加大朝觐所体现的伊斯兰世界整体形象的影响不可低估。再加上伊朗、土耳其、阿富汗、沙特阿拉伯等外部伊斯兰势力的影响与干预，都有助于构成伊斯兰教对中亚社会的强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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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来源：《新疆社会经济》1999年第5期，引自中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