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勃然兴起，宗教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学界甚至冒出“伊斯兰威胁”论，其显著特点是试图用文明方式或价值取向的冲突来解说国际政治冲突，故意夸大宗教的影响，企图使人相信西方正受到“来自伊斯兰教的威胁”。

西方的“伊斯兰威胁论”究竟出自何种心态，笔者这里无意评说，而原教旨主义的异军突起，却不能不引起严肃的思考。其理由有二：一是我国有十个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总人口达到1700万人，“宗教兴则民族兴”的原教旨主义思想难免对我国信教群众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开放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对重大敏感的国际问题应该做到胸中有数。

一、如何理解原教旨主义

科学的研究揭示：宗教的形态、趋向和功能，深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从未有常驻常在的“原型”。而原教旨主义所追求的正是某种难以企及的、纯而又纯的宗教原始精神，因而常被人们贬斥为“复古主义”。但原教旨主义者则自视为“复兴与改革派”，坚信穆斯林民族只有采取“托古改制”的方式，才有出路和希望。其永恒性主题是：溯本求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消除腐败。

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一词，最早出现于本世纪70年代末，当时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由于西方新闻界、学术界急于找到一个词语来界定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于是他们便选定Fundamentalism一词，而这一词语（中译为“基要主义”）是个贬称，原指近代西方基督教界反对科学、理性，反对宗教改革的一个保守的宗派。此后，原教旨主义者一再为自己“正名”，但人们仍坚持这一习惯称谓，由此引出不少笔墨官司。

如果说10余年前以伊朗革命为主要标志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尚处在“投石问路”阶段，那么今天它则以咄咄逼人的势头全面出击，以来势猛、发展快、涉及面广为基本特征。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现已遍及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甚至在欧美的穆斯林民众中也出现了原教旨主义思潮。

热点之一：北非

继在伊朗、阿富汗得手之后，北非现已成为原教旨主义重点争夺的地区。80年代前，除在近代原教旨主义的故乡埃及外，北非只有为数很少的原教旨主义势力，而今他们则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在埃及，萨达特总统的“纠偏”政策（非纳赛尔化），导致被取缔的老牌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东山再起，其主流派发展为有影响的反对党之一，而非主流的三个派系则演变为暴力组织。80年代初，他们为惩处“伊斯兰的叛逆”，于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了力主与以色列和解的萨达特总统。近年来，他们更是为所欲为，抢劫军火武器，袭击警察哨所，破坏公共交通，杀害外国游客，令政府防不胜防。

在阿尔及利亚，始建于1989年的“伊斯兰拯救阵线”，两年间就发展到300余万人，成为实力强大的反对党。1991年末，阿举行独立30年来首次多党议会选举，刚刚“亮相”的“伊阵”就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使政府惊慌失措。后来由军方出面干预，迫使沙德利总统下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组成以军人为主的五人“最高国务会议”，下令取缔“非法的”“伊阵”，取消二轮选举。军方虽靠铁腕控制了政局，但原教旨主义势力已转入地下，胜负尚未成定局。

在东北非的苏丹，尼迈里总统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举措，未能挽救民族政府的败局。到1988年，在全国动乱中崛起的“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只用了三年时间就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夺取了政权，成为继伊朗之后另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并积极向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输出革命”。目前“伊阵”已在全国废止了世俗法制，代之以宗教法制，并组建起一支由10万穆斯林民兵组成的“国民卫队”。外电称：在苏丹唱前台的是巴希尔军政府，而指挥棒却操在“伊阵”手里。

热点之二：中东

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兴起之际，其冲击波首先便辐射到敏感多事的中东地区。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诸如极端原教旨主义分子武装占领麦加圣寺，美国、法国驻科威特使馆被炸，巴林发生反政府的未遂政变，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生企图推翻复兴党政府的示威暴动，等等。目前这一地区在经历了首次惊涛骇浪之后似乎比较平静，但仍有两大潜在威胁不容忽视。

首先是原教旨主义力量在长期被内战困拢的黎巴嫩的崛起。黎全国六大政治性的伊斯兰教组织中，什叶派穆斯林的民族主义组织“阿迈勒运动”颇具实力，它拥有2万民兵，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西区。但它在与巴解组织的内战中削弱了实力，威望明显下降。而同样以黎南部为基地、受伊朗支持的原教旨主义“真主党”则实力大增，已超过“阿迈勒”。它同以色列的对抗，同“阿迈勒”的冲突，皆同伊朗的态度有关。其次是“哈马斯”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兴起。这个始建于1987年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拥有武装力量，它对巴以和谈极力反对，宣称真主赐予的土地不容谈判，只有“圣战”才能解救巴勒斯坦人民。“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对抗，对巴解组织的抵制，可能使中东和平进程难上加难。

热点之三：中亚

当今中亚的政治形势，既受总体国际环境的制约，又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有诸多不稳定的因素。革命后的伊朗成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它以“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为基本国策，不断对外“输出革命”。霍梅尼临终前，以“你办事，我放心”的方式（哈梅内伊“圣函”）确定革命接班人，基本政策未变。苏军撤出阿富汗后，阿富汗实际上已转向原教旨主义营垒。眼下亲沙特的和亲伊朗的两派穆斯林组织正在为争夺权力和利益而自相残杀，但不论谁占上风，都不大可能改变既定的原教旨主义路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苏联中亚五国的走向。苏联中亚地区是穆斯林民族聚居区，总人口约6000万（包括俄罗斯人）。原苏联长期奉行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潜伏着深刻危机。如今中亚五国获得独立，在政治自主、民族自决、信仰自由的口号下，长期受压抑的民族、宗教情绪得以宣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宗教狂热。其显著标志，一是宗教活动的热度突然升高。近年来这里开放和兴建了数以千计的寺院，但清真寺仍人满为患。二是出现了宗教干预政治的新趋向。自1990年“全苏伊斯兰复兴党”宣告成立后，中亚五国皆出现了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有的（如塔吉克“伊斯兰复兴党”）还与“民主派”联合，掀起“倒阁运动”。时下原教旨主义（伊朗）、泛突厥主义（土耳其）、温和的伊斯兰（沙特、巴基斯坦）三股力量都在以各种方式向中亚五国施加影响，企图填补这一地区的意识形态“真空”。

二、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宗教化

在我国，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常把宗教视为某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现象，当然也就很少想到它的政治含义。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强化，因而视政教分离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而在当今的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却重申了一个久已被伊斯兰教淡忘的命题：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意即把宗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伊斯兰化”途径，或以渐进的合法方式或突变的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创建一个以“真主之法度”为基础的、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秩序。这一由原教旨主义宗教家精心设计的政治理想，显然是同当今伊斯兰世界各国实际所奉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背道而驰的，由此人们也就容易看清当代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含义。

最具代表性的原教旨主义政治学说，按其自身的解释，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真主主权论。认为真主既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当然也是国家的唯一主权者。国家应以伊斯兰法（又称“主命”）为基础，实行伊斯兰法治，其立法权仅属于真主。

二是先知权威论。认为先知（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的尊称）作为真主在人世间的“代理人”，享有不容争议的政治、法律主权，其“圣言”、“圣行”（即“圣训”）为国家立法的基本渊源之一。

三是国家有限主权论。认为国家自身虽无权威，但它作为真主的“代理人”有权代行真主的司法权、行政权。所以国家就其职能而言，应当称为“哈里发制”（代行真主法权体制）。而世俗意义的主权国家，只在其国度内具有有限的权威，其权威不得超越“真主之法度”。

四是政治协商原则。即伊斯兰法确认的唯全体穆斯林大众一致协议是从的原则。这一“伊斯兰民主制度”，可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民众代表制形式。

除以上四项原则外，有的宗教家还以反论的方式提出四个命题，以示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别。

 (1)伊斯兰国家不是世俗国家。认为国家既以“认主独一”宇宙观为基础，全部公共生活自然是宗教属性的，而国家只是宗教教义的一种体现或延伸。

 (2)伊斯兰国家不是民族国家。国家既为信仰者的共同体，当然只能有“一个主义”、“一种忠诚”，即信奉伊斯兰教，忠于真主。而民族主义则有悖于伊斯兰教的普世性，侵害了真主的绝对主权，故不可取。

 (3)伊斯兰国家不是绝对主权实体。国家必须服从更高的法律规范，依真主之法度行事。这意味着政治上必须排除专制，法制上实行宪政制度。

 (4)伊斯兰国家不是国家的原型，其原型是穆斯林共同体(Umma)。国家可以兴衰，而穆斯林社会永存，国家仅仅是为了维护信教民众的权益而存在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教旨主义是关于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宗教学说，它既是据以推翻各种形态的世俗民族国家政权的指导原则，又是创建原教旨主义式的神权政体的理论基础。

三、精英伊斯兰与大众伊斯兰

凡到过东方穆斯林国家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宗教氛围。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大众传媒中所说的原教旨主义与当今世界各地穆斯林仍虔诚信奉的伊斯兰教究竟有何区别。这实际上是从宗教形态上为原教旨主义“定格”、“定位”的问题。

首先，从伊斯兰教历史上看，几乎就在伊斯兰教产生后不久，其内部就开始形成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可称为“精英伊斯兰”，一个可称为“大众伊斯兰”。前者指的是由权威宗教学者解释的带有官方色彩的宗教教义、礼仪制度，它在某种程度上为封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神学理论依据，因而受到王权的庇护。后者即下层穆斯林民众的、带有民间崇拜色彩的宗教信仰，它常因粗俗、低下而受到正统观念很强的宗教知识精英的批判。如果我们把伊斯兰看作一种信仰知识，则可发现对真主的认知方式有明显的不同。“精英伊斯兰”所强调的是启示知识（《古兰经》）、传述知识（“圣训”）和包括有限理性活动在内的推论知识，要求对至上的真主要内心诚信、身体力行。而“大众伊斯兰”所强调的认主方式，今人称为苏非神秘主义，相当于某种“道可道，非常道”的东西，坚信只有通过个体的精神修炼，才能以心灵感应、直觉体认的方式获得关于真之道的神秘知识，达到人主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

不过，上述“大众伊斯兰”并非当今原教旨主义的初始形态。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规模较大的宗教复兴运动，还是近代的事情。19世纪下半叶以来，穆斯林世界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三种势力。一是以原有的宗教知识精英为首的传统派，其特点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只热衷于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二是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主的改良派，他们不主张以暴力方式与强大的欧洲殖民统治者对抗，而提倡发展科学、教育，普及文化知识，改革不合时宜的伊斯兰教，走文化救国之路。而介于传统派与改良派之间的便是各国扣原教旨主义派别，他们实际上属于传统派，但在社会地位（一般都不是职业宗教家）和宗教思想上又不同于极端的保守派，因而常被称为新正统派。

二战以后，民族主义运动在穆斯林世界蓬勃兴起，相继在各国取得胜利，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纳赛尔主义、布迈丁主义、阿拉伯复兴党社会主义等）成为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其后的优胜劣汰的政治斗争中，改良派与民族主义集团相结合，成为新国家的统治者，而原教旨主义派别则因政治失落感而经常与传统派结盟，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政治反对派。

当然，“大众伊斯兰”也并非都是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而且二者的地位可以互换。例如，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以及在原教旨主义政党、组织掌权的阿富汗和苏丹，“大众伊斯兰”已变成“官方伊斯兰”，其趋向和功能也会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

四、困惑的心灵对恶化的生存环境的抗议

宗教现象最深的根源存在于社会之中。贫困、落后、压迫，自然会导致宗教的抗议，这样的现象今天也还存在。然而，发展了、富足了是否必定会导致宗教影响的削弱呢？恐怕也不尽然。那么，究竟怎样解释原教旨主义运动这一带有相当普遍性的宗教、社会现象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件基本事实，就是当今世界各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并非一个统一的，有组织，有领导、向着同一方向前进的运动，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已，而且从动机上看，各色各样的人群也并非完全是为了某一崇高的政治目标而卷入其中。另一方面，不应忽视的是：既然原教旨主义能在差异性很大的世界广阔地区引起一呼百应的效应，一定会有某些共同性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共同性的因素，我这里把它们统称为困惑的心灵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的抗议。我想提请注意三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政治环境。原教旨主义活动的热点是在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二战以来，中东是东西方两极争夺的战略要地。四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以及黎巴嫩长达15年的内战，使这一地区难有宁日。饱受战乱之苦的一般民众长期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生活，心理承受力毕竟有限。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阿拉伯穆斯林，在同弹丸之地的以色列的军事对抗中，屡战屡败，失地、丧权、辱国，丢尽了面子。处于困境、逆境中的阿拉伯穆斯林痛定思痛，不能不进行严肃的反思，由此产生“信仰危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愈益反感。如果说“易帜”可以作为民心所向的标志，那么阿拉伯人正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遭到惨败后开始改变旗帜的。人们注意到，正是在这一年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发出了同以色列“魔鬼”举行“圣战”的号召，而宣称对外“用一个声音讲话”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也是在此不久后宣告成立的。

其次是社会经济环境。中东国家中既有资源丰富但却不能主宰自己经济命运的国家，也有人力、物力资源都很贫困的国家。二战以后，不论亲西方还是亲东方的中东穆斯林国家，大多实行计划经济，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甚至提出了诸如“白色革命”（伊朗）、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等社会经济改革纲领，也有些后来转向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但这些国家都缺乏长远的稳定的经济政策，而且普遍存在着社会分配极不合理、两极分化愈益严重的问题。大量事实表明，对社会分配、社会地位不满，缺乏社会安全感的中下层民众更易大量卷入到原教旨主义运动之中。

第三是文化环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人们注意到，原教旨主义并未提出“长工资”、“要面包、要牛奶”这类务实的口号，其真正打动人心的口号还是切中时弊的宗教语言，特别是针对政治腐败提出的清除污染、净化社会的宗教文化主张（如霍梅尼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阿尔及利亚原教旨主义政党提出的“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就是一切”）。这表明，文化环境的恶化实际上已成为原教旨主义的突破口。其突出表现是文化传统的分裂和对立：一方面以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代表的“雅”文化日益西方化、世俗化、现代化，另一方面以宗教保守势力为代表的“俗”文化仍坚持回归传统的方向，从而形成强烈反差。上层的雅文化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缺乏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真主和伊斯兰教的权威是难以超越的，各国的民族主义者无论多么强大，他们都从未建树起一个完全独立于宗教文化传统的思想体系，而只是确立了政治统治，对宗教文化采取了融合和利用的态度。当出现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时，伊斯兰教仍然是中东穆斯林大众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语言，也许这可以说明缘何社会、政治的抗议注定要采取宗教的形式。因为宗教、特别是具有政教合一、族教混同、两世兼重特色的伊斯兰教至今仍有广泛恒久的影响。而宗教作为人类深层的精神现象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当信奉它的民族或个人产生危机感时，传统的宗教信念特别容易外化为人的行为，成为价值取向的源泉，甚至会导致常人难以理解的非理智的狂热行动。

（来源：《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引自毕业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