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以来太虚法师倡导的人生佛教和此后他的学生印顺法师进而提倡人间佛教的历史和理论问题，近年两岸四地的教内外学者做了很多研讨，发表的论文也很多。笔者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1]因此，这里不拟对这个问题再做论述，想直接从新世纪中国佛教的使命入手，对人间佛教与佛教的社会关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向诸位请教。

一、实践人间佛教：新世纪中国佛教的使命

一年前，即1983年12月，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纪念报告中，曾意味深长地提出：中国佛教已有近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对于第一个问题，赵朴初会长明确地回答：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对于第二个问题，提出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传统。[2]此后赵朴初会长在1987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团结起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贡献》的报告中不仅重新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而且作了新的发挥。在这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上，将“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到第二条的内容之中。赵朴初会长在1993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中又重申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并着重强调今后如何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问题。

2002年9月下旬，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了佛协第七次代表会议，新任会长一诚法师在《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号召佛教界积极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将教育、培养人才、勤修三学、奉献造福于社会作为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重要内容。在新修改的佛协章程中明确地将“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写入“总则”。

2003年9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的报告中对50年来中国佛教走过的道路作了回顾，对取得的经验作了系统而深刻的总结，提出中国佛教协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光辉旗帜，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弘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引导各民族佛教徒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对于如何弘扬人间佛教进取思想，报告从理论阐释和实践两个方面作了说明：1、在理论上、思想上应结合时代的进步对佛教基本教义做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阐释，把弘扬人间佛教置于重要地位，提高信徒的道德素质和觉悟水平；2、在实践中，“继续加强佛教学术文化事业，对于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医药等方面的宝贵遗产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要加强收集、整理、发掘和研究，以丰富祖国的文化资源；同时，要发扬大乘菩萨的大愿大行，遵循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怀，自利利他，广种福田，开展社会慈悲事业和公益事业，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本会号召全国佛教徒报国土恩，成就菩萨的愿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3]

可见，中国佛教协会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响应党和政府在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加明确地强调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实践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

在新世纪实践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思想，佛教应当如何关怀社会人生，为造福社会民众，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呢？笔者根据以上所引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的报告和佛协章程的精神，归纳出以下两点：

（一）以佛法净化人心：结合现代社会的环境和民众的思想情况，阐释佛教中的五戒、十善、四摄、六度、慈悲喜舍等中所蕴含的道德思想，不仅净化自己，而且通过讲经弘法、刊物媒体和多种为民众喜见乐闻的形式，化导信众，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的建设。

（二）以慈济事业回报社会：通过支援灾区民众、捐助希望工程、开办或改善各种类型的佛教慈善事业、济贫扶残、致力自然环保和保护动物等，为造福社会民生，为建设人间净土努力奉献。

这就是上引赵朴初会长讲的：“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圣辉常务副会长讲的“发扬大乘菩萨的大愿大行，遵循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怀，自利利他，广种福田，开展社会慈悲事业和公益事业，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以下从几个侧面结合实际谈谈自己的想法。

二、期待与回报：新世纪佛教的社会关怀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新世纪，在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形势下，中国佛教实践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应当为造福社会、福利人群做些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考察一下处在新形势下的社会民众对佛教这一传统宗教有什么期待，然后再回答佛教应当和能够做些什么。

作为佛教的普通信众来说，佛教是他们虔诚信仰的宗教，真诚希望佛教能够根据他们原有的素质学识水平教导他们深浅相宜的佛法，在不脱离日常生活中从事修行，以不断启迪智慧，消除来自内心和外界的种种身心苦恼，明确自己最后要达到的解脱目标。他们也希望寺院组织一些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增加与教友、社会各方面的人们接触的机会，摆脱现代城市楼群生活带来的闭塞和郁闷，促使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冷漠感得以温润起来。同时，他们也希望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能得到来自寺院、信众团体的关怀和援助。

至于社会上没有皈依佛教的广大民众，他们虽然对佛教不太熟悉，然而一般都认同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宗教之一，对佛教都抱有好感，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佛道二教都信仰，进寺院或进道观都磕头烧香。他们希望看到佛教寺院秩序严整，环境清雅，进入每个寺院好像进入人间净土；在各地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佛教团体能够及时伸出救援之手；在社会各界纷纷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贫困地区办学时，佛教团体也能伸出援手；也希望得到介绍佛教教义、道德的通俗读物；希望佛教界利用自己的场所和资金开办慈善社会事业。对于处在名胜、山林地区的寺院，他们赞赏这些寺院僧众为保护古迹名胜和开发山林、保护自然风景区做出的贡献。

对于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他们对佛教的期望值可以说是很大的。他们希望佛教随应时代进步，彻底摆脱晚清以来佛教界严重脱离现实生活而沉溺于“死人的佛教”、“鬼的佛教”的衰败之风，继承和发扬贴近人生和关怀人生的人间佛法，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在现实社会中弘法，在现实社会中利生，为造福社会，服务民众做出贡献。他们也希望中国佛教能够吸收现代科学技术、传媒和管理方法，乃至吸收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某些做法，加强对寺院、教团、佛教院校和寺院经济的管理，办好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使佛教在社会上更具有适应能力、活动能力。至于对佛教熟悉并且从事佛教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更是对佛教爱护有加，他们在进行自己的专题研究之外，也特别致力于人间佛教的研究，希望中国佛教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获得新的飞跃。

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宗教的认识更加深入和符合实际情况，制定的宗教政策更加宽松和富有适应性。在这里，让我们重温部分领导同志的讲话。200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致词中，对佛教界提出四点希望：一、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服务两个文明建设，其中提到：“政府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在国家的引导和管理下，宗教组织可以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慈善活动”，号召继承和发扬人间佛教思想；二、加强自身建设，促进中国佛教健康发展；三、坚持“四个维护”[4]，坚决同利用宗教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做斗争；四、加强海外联谊和对外友好交往，为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做贡献[5]。2003年在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提出四点希望：一、希望佛教进一步凝聚力量，围绕国家大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二、希望佛教界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三、希望佛教界继续坚持爱国爱教传统，反对分裂活动，促进祖国统一；四、希望佛教协会继续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致词中对中国佛教协会50年历程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其中谈到：这些年来，中国佛教协会和广大佛教界朋友继承已故赵朴初会长的遗愿，努力实践“人间佛教”思想，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崇尚和谐，稳定社会，举办社会慈善福利事业，捐款赈灾，扶危济困，使中国佛教不断迈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步伐。[6]

我想从以上所引述的内容，可以大致了解社会上的佛教信众、广大的普通民众和学者，以及党和政府对佛教的殷切期望。

那么，在这新世纪，中国佛教如何回报社会的期待，应当和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呢？这里仅提出以下几点，并特别就佛教界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提出自己看法：

（一）加强自身建设，通过加强信仰、道风、教制、人才和组织的建设，提高中国佛教的整体素质，进一步焕发活力，能够迅速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在实践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法中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二）在大力加强佛教文化建设，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佛教内部的佛教教育、学术研究的同时，应当创造条件支持和资助社会上高等院校、研究所开设的佛学讲座、佛学课程和培养佛学研究生，扩大社会上理解、同情和支持佛教的人群。

中国自古以来，佛教界的领袖和高僧重视在儒者、士大夫之中结交朋友，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今天，两岸四地有不少普通的大专院校开设佛教讲座、佛教历史或哲学课，也有不少年轻学者在攻读佛学研究生学位，在大学的哲学系、历史系、宗教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涌现出数量相当可观的著名佛教学者，他们撰写的佛教历史教理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校园中十分流行。

近年上海的龙华寺出资资助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攻读佛学课程的研究生；上海真如寺资助出版《真如丛书》，由方丈妙灵法师担任主编，从2002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者文集4册。妙灵法师在“总序”中说：发展佛教文化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巨大的恒心、愿心。真如寺一年资助4本书出版，数量虽不算多，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下来，经过10年、20年乃至百年，亦可成洋洋大观矣。滴水归海而不失，佛教的发展正是由点滴事情做起。只要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四众弟子重视文化事业，专家、学者能够共襄盛事，佛教文化焉有不流传耶。

浙江省宁波宝庆讲寺资助出版《宝庆讲寺丛书》，由方丈朗宇法师任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在2003年出版学者文集4本，今后还要继续。朗宇法师在“总序”中提到佛学研究对当代佛教的意义，说：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可见，这两位法师是出自关心中国当代佛教的发展，推进佛教文化建设的良好愿望才决定资助学者出版佛教学术著作的。他们的做法，已经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是啊！他们不是也正在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吗？

（三）实践大乘佛教的菩萨之道，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开展救灾扶贫的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佛教协会、寺院，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这种工作。现仅据中国佛教协会的报告举部分事例。

1993年10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周绍良副会长代表佛协第五届理事会做工作报告，其中提到：1989年云南临沧、耿马地区发生了6级以上地震，佛协带头发起并得到上海、苏州等地佛教界的响应，共捐款20多万元；1991年夏，南方几个省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佛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和各名山大寺发出《紧急通知》，呼吁全国佛教徒发扬“人溺己溺”、“救苦救难”的慈悲精神，救济灾区人民，海内外佛教界慷慨解囊，汇交灾区的救灾款累计约500多万元。[7]

2002年9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刀述仁副会长代表佛协第六届理事会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佛教界在救灾扶贫等社会慈善事业中做了大量工作，仅在1998年全国佛教界向希望工程、鳏寡孤残等慈善事业捐款即达4000余万元，当年中央政府向中国佛教协会授予“抗洪抢险救灾模范先进单位”。

此外，这些年来各地佛教界在支持“希望工程”资助办学、植树造林、修桥铺路、施诊济药等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四）设立慈善事业基金会，开展经常性的社会福利和救济事业。在这方面，近年中国佛教界已经做出显著成绩。笔者所知不多，仅举几例。

厦门南普陀寺是福建名寺之一，1927年太虚法师曾住持此寺，创办了闽南佛学院，爱国僧人弘一法师(李叔同)曾来此讲学。“文革”后，在妙湛法师主持下重修并扩建寺院，在1994年创办了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成立了“慈善处”、“佛经流通处”、“义诊院”等机构，到1995年底，为社会慈善事业方面捐款73万多元，为文化教育事业捐款16万多元，厦门市人民政府授予慈善基金会为特殊教育先进单位。1995年12月19日妙湛法师圆寂，留下“勿忘世上苦人多”的嘱咐。现任住持圣辉法师，继续经办社会慈善事业，热忱地致力于服务民众，造福于社会的事业，在关怀优秀教师，资助失学儿童，救济特困户、残疾人、孤儿和孤寡老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并且向各界赠图书近百万册，创办了《慈善》会刊、会报，拥有海内外会员15980人，慈善捐款共700多万元。

上海玉佛寺以前方丈之名设立了“真禅法师慈善基金会”，广泛开展社会慈善事业，开展诸如捐助希望工程、资助学费、提供助学金；援助贫困户医疗、防疫站；扶贫、助残；向老年基金会、慈善机构捐款，乃至资助健身活动、博物馆购置乐器等。仅在2001年开支达71万元，2002年至2003年达226.8万元。此外还开展援助贫困地区修复寺院，赠送图书等活动。

无锡祥符禅寺本着人间佛教的“济世利民、慈悲喜舍”的宗旨，自进入本世纪至2003年的短短4年间，在捐资助学、济困扶贫、助医、救灾等慈善事业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累计各种捐助款项达1000余万元。在这当中，他们响应国家建设西部及实施希望工程计划的号召，对西藏、青海、新疆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作助学之用，在2000年捐资60万元在青海省建造喜饶嘉措教学楼一幢，2001年捐助30万元建设青海省禰化县道帏乡古雷中学教学楼工程。2003年，祥符禅寺出资60万元帮助西藏拉萨堆龙德庆县建无锡灵山希望小学一所。同时，祥符禅寺对内地发展教育事业、援助贫困学生等方面也予以资助，从2000年至2003年的4年间，祥符禅寺共出资198.5万余元用于助学，帮助众多贫困学生重返课堂。此外，祥符禅寺还出资协助政府安排下岗工人再就业，积极向社会各慈善机构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捐款、赞助再就业基金、捐助重症患者医药费、扶贫帮困的兄弟民族等。祥符禅寺在实践人间佛法，积极开展佛教慈善事业方面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佛教界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河北省佛教协会开设了“佛教慈善功德会”，开展救济孤儿，向贫苦的学生提供助学费及其他功德事业[8]。此外，山西佛教协会开设的山西五台山佛教功德慈善总会多年来也致力于扶贫济困和其他社会慈善捐助活动。

我们从列举的这几个慈善基金会的活动可以看出，他们的活动在当代社会是十分有意义的。从总体上说，佛教慈善事业是中国的社会救济事业的组成部分，为发展社会文化教育、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促进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受到政府和社会广大民众的赞扬，自然也为中国佛教带来好的声誉。

（五）研究和吸取台湾地区佛教界经营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的经验。关于佛教开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和设立慈善基金会，在海峡彼岸的台湾佛教界，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台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兴起的大型教团，如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办的法鼓山、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等，在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慈济事业中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星云法师对于人间佛教的理财观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人间佛教应该重新估定财富的价值，只要是合于正业、正命的净财，应是多多益善；只要能对国家民生，对社会大众，对经济利益，对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益的事业，诸如农场、工厂、公司、银行等，佛教徒都应该去做。因为有钱并不可耻，贫穷才会招来罪恶。[9]

《法华经·法师功德品》说：“若说俗间经书、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星云法师对财富的见解不仅符合大乘佛教对“资生业”的观点，也可以说还具有时代的意义。既然人间佛教要关怀现实人生，致力在人间建设净土，就离不开人间财富。在家佛教徒自然可以从事任何工商业活动，通过合法经营，发展业务来不断增加利润收入，将其中一部分收入资助佛教界经营的福利事业。至于寺院、教团，是否也可以这样做呢？笔者认为，无论从“自养”的角度还是从利益人群、福利社会的角度，似乎也可以提供剩余资金委托在家信众经办非以赢利为目的各类企业，把所得收入的一部分用来投入社会慈善福利和公益事业。

笔者在“交大资工凤凰城信息站”看到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学系王顺民副教授写的《人间佛教的远见与愿景——佛教与社会福利的对话》的论文，根据大量资料和前人研究的成果，对台湾佛教界经营的慈善公益活动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评估。他提到台湾佛教福利服务的实施范畴、模式有如下几种：

1.宣化事业：宣化事业是指为宣布教义、发扬教旨以达到社会教化目的所经营的事业，计有：（A）出版社（著书宣化）；（B）图书馆；（C）演讲集会（佛学讲座、净化社会公益讲座）；（D）电视、电台媒体弘法。

2.宗教性事业：系指有关宗教性质的相关活动，计有：（A）菩萨生日庆典；（B）传戒受戒；（C）法会；（D）共修会、禅修、佛七；（E）朝山、拜山、造塔、拜忏；（F）动物放生。

3.学艺事业：为培育人才、宣扬教理与研究教义所举办的事业，计有：（A）各级学校；（B）佛学院所；（C）冬夏令佛学营。

4.济众事业：为济助老人、孤儿、残疾与急难者等所举办的事业，计有：（A）冬令救济、急难救助；（B）养老院；（C）孤儿院；（D）施棺；（E）墓园。

5.卫生事业：为救济病患防止恶疫蔓延，特举办下列事业：（A）医院；（B）诊所；（C）义诊。

6.土木事业：为兴盛公共事业，援助公益，特举办下列事业：（A）道路、堤防的建设；（B）桥梁的设置。

7.社区事业：系指为配合社区发展，而专门兴办的事业，计有：（A）长寿俱乐部；（B）托儿所、幼儿园；（C）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公共设施；（D）社区活动；（E）奖助学金；（F）发展观光事业；（G）技艺教育。

8.公益事业：系指为配合变迁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各项福利服务，计有：（A）环保；（B）反毒、拒烟；（C）器官捐赠、骨髓移植；（D）净化选举。

包括当代几个颇具盛名的佛教团体在内，所从事的宗教福利事业就广度而言，差异性并不大。亦即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重叠性，比如大都是集中在急难救助、济贫、医疗、教化、出版、公益活动与举办共修活动等方面。至于台湾地区佛教团体所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如果依其实际支出金额的大小来分，那么，它们依序分别是急难救济、冬令救济、捐助地方建设、奖助学金、义诊与医疗补助、慰问探访、兴建青少年与老人福利机构以及动物放生。

从中可以看到台湾佛教界经营的社会慈善事业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我们今后开展佛教慈善活动是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可以说，一切民众希望得到社会关怀和救助的地方，也应该是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发挥作用的场所。

迄今为止，大陆佛教学者对台湾及香港、澳门佛教界的经济情况和经营佛教慈善事业考察研究的还不多。笔者非常希望看到学者特别寄希望于年轻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其中：1、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佛教寺院、教团的经费来源中，信众的施舍占据总收入多少比例，是如何分配使用的；2、佛教的“寺院经济”包括哪些项目，如何经营，大体上提取多少比例用于社会慈善事业；3、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在全社会的慈善事业中占据多大的比例；4、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包括哪些内容，通过怎样的组织机构去实施；5、在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中，对援助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从事自然环保、动物保护等，是如何进行的；6、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是如何组成的，资金来源如何，如何运营等等。

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与研究，对于我们今后改进社会慈善福利事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曾文：《太虚的人生佛教论》，载《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香港法住出版社1990年版；《大乘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载傅伟勋编《从传统到现代》，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版；《21世纪的人间佛教和佛教研究》，载《第四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弘誓佛学院，2003年。

[2]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载《法音》1983年，第6期。

[3]圣辉：《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载《法音》2003年，第10期。

[4]四个维护是：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5]《法音》2002年，第10期。

[6]《法音》2003年，第10期。

[7]《法音》1993年，第12期。

[8]见“南普陀”、“上海玉佛寺”及“河北佛教慈善功德会”等网站。

[9]星云法师：《人间佛教的蓝图》（一），载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普门学报》2001年，第5期。

（来源：《闽南佛学》，引自世界佛教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