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同样如此。对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看法，对于世界发展前景、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不同看法，都会对如何看待中国的现状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同时，必然会对如何看待宗教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当代中国的地位、作用问题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自觉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必将在全世界得到实现的价值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力求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当代中国面临的宗教问题。

一、关涉宗教问题的当代中国语境

当代中国晚近若干年来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大背景相呼应的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使得信仰多元化景观在当今中国渐趋成为不争的事实——制度化传统宗教、弥散型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历久弥新，意欲有为；新兴宗教及可疑的膜拜团体甚或邪教潜滋暗长，蠢蠢欲动。与“淡化意识形态”、“告别革命”[1]、“不争论”的主流语境相左的无神论话语形态，则变得日益不合时宜，日渐陷入疑似鸡肋般的边缘化困局。

现在是历史的延续，是未来的起点。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对于包括宗教问题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一般都会有左中右的视角、视域或视野，有相应的左中右的话语（下文将以“左视”、“中视”、“右视”相区别）。

1、左视话语：刻舟求剑

左视话语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化、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对宗教有神论的批判密不可分，而对宗教有神论的批判必然意味着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因为宗教有神论归根结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某种曲折映射和超现实表述而已。与人类文明以科学理性为主旋律的历史进程相对照，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170年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历史进程相对照，将宗教有神论比喻为鸦片、劣质酒、慢性毒药或“锁链上的花朵”，远未过时。

左视话语指出，当代中国晚近若干年的社会变迁，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甚至是沉痛的代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贪腐公行，暗娼遍地；环境污染了，人心也污染了，曾经的纯真年代再也回不去了。从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服务、为真理而斗争，逐渐蜕变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币服务、为利益而斗争；从毛泽东时代的公而忘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破除资产阶级法权”[2]，逐渐蜕变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公鸡下私蛋”、“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不追究企业家“原罪”；从消灭娼妓、把鬼变成人，逐渐蜕变为笑贫不笑娼、把人变成鬼；从剥削不但可耻而且有罪、劳动最光荣，逐渐蜕变为剥削不但有理而且有功，甚或“以剥削压迫他人为荣、以受剥削受压迫为耻”[3]。从“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逐渐蜕变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国际接轨”、哭着喊着乞求做“世界公民”、共建和谐“中美国”（Chinamerica）或“中美共治”[4]。

左视话语指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内部宗教乱象和外部宗教渗透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内因和外因、主因和次因，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其根本原因在于晚近若干年社会变迁的最大受益者——既得利益集团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胡作非为加剧社会不公，导致意识形态领域乱象纷呈，社会大众心态严重失衡——明代王阳明所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可谓古训信然、于今尤甚。在当下这个贪官、奸商、刁民和乡愿大行其道、几乎人人心中都有贼的年代，要想实现“天下无贼”的理想或梦想，真是难于上青天。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主流意识形态之说服力、感召力日渐衰微，社会变迁中的弱势群体或“失败”阶层因致富无门、贫病无着，只能无奈地仰望星空，不少人满怀对现实的困惑、愤懑、失望以至绝望投入宗教、甚或邪教的怀抱（如“法轮功”现象）。宗教在当下，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感情（或心境）”。“宗教热”应运而生，而披着宗教外衣的境外敌对势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乘虚而入，更增加了“宗教热”的复杂性和可疑性。

左视话语认为，当代中国的“宗教热”是社会变迁的副产品，是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日益深化的产物，是人心污染的产物，是社会生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日趋混乱的一个缩影，甚或可以认为是“封资修”思潮泛滥肆虐若干年的必然产物或伴生物。“宗教热”的主要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和苏联、东欧的崩解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处于低潮，中国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主动“和平演变”。在后毛泽东时代，由政治权贵、经济寡头、文化乡愿构成的“铁三角”既得利益集团[5]、权贵买办集团将权力与资本相榫接、再缀饰以文化，在所谓“互利共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自欺欺人的虚幻想象中，心甘情愿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6]，对外热衷于“与国际接轨”、“拥抱普世价值”[7]，对国际垄断资本妥协退让，苟且偷安，乃至卖国求荣，“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使国家形象蒙尘；对内利用制度缺陷巧取豪夺、竭泽而渔，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权贵醉生梦死、倚红偎翠，黎民呻吟于水火、转死于沟壑，民生多艰、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之危局愈演愈烈。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早已尖锐到没有任何底线共识可言。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底层民众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早已不感兴趣，对于如何增强理论上的说服力和人格上的感召力无计可施，也根本不抱什么奢望。另一方面，让社会各阶层之间形成落差和矛盾以分而治之的古代御民术也成为当今的社会治理策略，而宗教有神论的麻醉和欺骗作用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相关人群暂时忘却痛苦功效显著，宗教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默许、赞许乃至扶持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助推“宗教热”早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愚民以逞的重要手段之一。

左视者强调，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中国当下的诸多社会问题或怪现状几乎都与晚近若干年来社会变迁中的私有化程度不断加深有关。阶级话语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之一，阶级分析法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阶层分析只能补充而无法代替阶级分析），但却在和谐语境中被逐渐边缘化，而宗教话语则日渐突出，因为宗教固有的麻醉功能、疑似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的功能至少在理论上能帮既得利益集团分忧。宗教固然有可能在短期或局部产生小“喜乐”或小“和顺”效应，因此受到默许、鼓励或纵容而形成的“宗教热”现象则必然会在中国社会酿造龃龉、不和、矛盾乃至分裂、冲突等长期性、全局性的后果。现在当然远非“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年代，但利用宗教来构建和谐社会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病急乱投医。要根本扭转中国社会当下的宗教有神论猖獗的乱局，逐步消除中国社会当下的“宗教热”乱象，关键在于抑制国际垄断资本对华恶意扩张态势，遏阻国内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势头，削弱既得利益集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造日趋畸形的社会结构，调整远非公平正义的利益格局，为亿万劳苦大众创设体面、有尊严的工作生活条件，恢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重构真正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以亡羊补牢式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和科学话语帮助歧路迷途者回归理性和常识。

关于党员信教问题，左视话语认为，“党员可以信教”将使无神论政党名存实亡，思想上的混乱将导致党在组织上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邓小平曾精辟概括的中共独有的政治优势（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最终将荡然无存，党土崩瓦解、国家四分五裂的悲惨局面不难想见，中国将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种种事例表明，一些沦为腐败分子的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信教或乞灵于宗教有神论甚或邪教，主要是企图使其腐败所得获得神祇的保佑，其思想根源在于理想信念动摇，放弃世界观改造，最终沦为宗教有神论的俘虏。这些“信教党员”型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对党的形象和声誉正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党员信教问题绝不能姑息养奸，必须重申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思想入党重于组织入党”的原则，必要时采取相应的整党甚或清党措施，肃清害群之马，纯洁党的组织。

点评左视话语

左视话语在利益格局高度分化、思想情感多元杂陈的时代，仍执着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大一统和高度一致，希图以主流意识形态征服人心、抵御宗教侵蚀和渗透，这种曲高和寡的乌托邦幻想，精神固然可嘉，但却无异于刻舟求剑。

2、中视话语：以毒攻毒

中视话语认为，宗教本身如同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用剑者如何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欲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对宗教采取羁縻与怀柔并举的策略，活学活用“神道设教”的古典智慧。

中视话语认为，逾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迁，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风险凸显期（有人喻称为“改革与革命赛跑”[8]），因为来自国际、国内的风险和压力正与日俱增。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任何外部势力无法阻止的，但与外部世界的竞争和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处理好宗教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本国的核心价值观，使现有宗教与核心价值观相协调，以确保宗教的“无害化”和良性发展，并着力弘扬宗教中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因素，以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及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中视话语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和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又有很大的不同。欧美通过扩张海外殖民地、对殖民地原住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和血腥的原始积累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外向型历史老路，中国已不可能再走，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以及各种问题和危机（例如污染产业）无法向外转移，只能在内部自我消化；而中国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所构成的庞大而廉价的人力资源，恰恰为中国特色的内向型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变迁需要有人付出代价，利益格局高度分化甚或两极分化可能是当下难以避免的阶段性特征[9]。暂时富不起来或根本不可能富起来、甚或备受歧视和欺凌的弱势群体的心灵痛苦，通过诉诸或皈依宗教一般而言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抚慰和缓释，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常因宗教的魔力而化解于无形，宗教固有的镇痛剂、缓压器功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当然有益无害，宗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因此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中视话语认为，看待宗教问题的关键在于转换脑筋，与时俱进。普通民众对于腐败和剥削义愤填膺，往往诉诸道义谴责，而认识不到权力寻租（即腐败）和资本寻租（即剥削）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前者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成本）、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后者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有人因为现在环境污染了（无非多了几个癌症患者）、人心也污染了（或许有助于增强人的生存竞争能力），便对“发展是硬道理”（发财是硬道理）颇有微词，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何尝不是硬道理，又何尝不曾造成无辜的伤亡、留下永久的遗憾？社会的革命或变迁总要付出代价和成本，历史是残酷的，也是辩证的，应该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宗教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能否引导和驾驭之，以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是检验执政者睿智与否的试金石。

中视话语认为，现在是国家全能主义日渐淡出的时代，政府已经不可能是“全能政府”，不可能对社会承担“无限责任”，而只能负责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政府职能缺位或无法完全覆盖的地方，难免会出现某些社会问题。因此，政府不是万能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不是万能的。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在无神论之外，出现一些另类的、非主流的思潮，出现一些宗教有神论的声音，甚至某种程度的“宗教热”，满足特定人群在特定时期的特定需要，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要不公开挑战现存秩序，设法掌控或羁縻即可，完全不必大惊小怪，为之兴师动众。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转换脑筋，创新思维，“以人为本”，变废为宝，以毒攻毒，“化腐朽为神奇”。宗教可姓封，也可姓资，甚至可能姓社。[10]如有必要，可以利用正教来对付邪教，利用土教来对付洋教。

中视话语乐观地宣称，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愚昧落后、政治上腐朽专制的中国，也不是30多年前贫穷僵化、经济上濒于崩溃的中国。现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五千年未有的太平盛世，是“做鬼也幸福”、做人就更幸福的年代；“今天是个好日子”，天天都是好日子；发生一些地震、洪水之类的“天灾”[11]也不怕，因为“天佑中华”、“大爱无疆”[12]。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幸福的和比较幸福的，这是当今社会的主流；可能还有少数或极少数心理不平衡、总感觉不幸福的“失败者”，他们如果能因为宗教信仰而安静下来，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然是一件好事。

中视话语强调，不管姓资姓社，不管姓公姓私，不管中国外国，不管唯心唯物，不管有神无神，不管黑教白教，凡是有助于巩固既得利益和现存秩序的，就是好东西，就有利用价值。古往今来，“神道设教”、“政教共谋”也好，“天人两分”、“政教分离”也罢，取舍标准是而且只能是能否维护既得利益或地位。有神无神的事不必当真，没有永恒的原则，只有永恒的利益。无论如何，宗教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仍然属于统战范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害虫益虫二分法是古今中外执政者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要害，居高临下，以毒攻毒，分而治之，方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党员信教问题，中视话语认为，对党威胁最大的不是党员信教问题，甚至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党自身的执政能力问题及境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时代，再提意识形态纯洁性已经不现实了。现有的7千多万党员远非铁板一块，要营造党内的团结和谐气氛，也不适合把党员信教问题提得太尖锐，否则必然会出现整党、清党以至党内分裂的问题。总之，党员信教问题只要不是太出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难得糊涂”才能换来全党的和谐、进而全社会的和谐。无神论宣传教育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是政治手段、权宜之计，无所谓好坏、对错，而能否暨如何维护即得利益格局和现存秩序，才是问题的关键。

点评中视话语

毛泽东时代以平均主义、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纯洁性为核心内容的乌托邦诉求以失败告终，后毛泽东时代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大行其道，成为晚近若干年社会变迁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思维方式。以毒攻毒可以奏效于一时，但玩火者必自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做法是不可能持久的。

3、右视话语：爱屋及乌

右视话语认为，宗教是人类学常数，是人类天性使然，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不正常的社会；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是基本人权和社会权利——因为《世界人权宣言》（1948）断言：“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也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规定：“（1）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2）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强迫。（3）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4）本公约缔约国承诺，尊重父母（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的自由。”

右视话语认为，当今中国与过去相比尽管有很大进步，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开明专制的后封建社会，仍然处于牧养臣民、顺民、良民而非培养公民的“训政”阶段，距离民主“宪政”阶段还很遥远。与此种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宗教，总体上仍然处于“迷途羔羊”般的、甚或混沌未开的历史阶段，从根本上说是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服务的。在当代中国，只有“穿过共产主义的红色海洋”，争取“自由的信仰空间”，建立神圣的跨国性的信仰共同体或信仰联盟，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右视话语如此攻讦中国现行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国家通过登记许可制度，赋予特定宗教团体以合法性，并给予其一定的政治资源配额以换取其政治上的效忠和拥戴。由于排斥竞争、禁止宗教市场由来已久的天然博弈，因此国家与所谓“合法宗教团体”之间事实上形成一种利益共谋关系。这种利益共谋关系的存在，不仅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背道而驰，而且可能会使国家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受到质疑，从而引发潜在的对于国家的认同危机，同时也违反列宁关于宗教团体应当成为“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13]的教导。

关于宗教政治化问题，右视者举例称，如果说将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定为“福娃”（寓意“五福临门”）、开幕时间定为2008年8月8日晚8时（寓意“发发发”或“一路发”）之类的国家级迷信尚有顺乎民俗、与民同乐之美意或苦衷、因而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安排佛指舍利赴港台供奉观瞻之类的政府行为或国家行为，饱受“利用宗教搞统战”之类的诟病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至于某些学界名流公开吹捧阿谀这种名为宗教、实为迷信的政治化行为，并对唐代韩愈《谏迎佛骨表》的主张百般责难，那就更是等而下之的事了。

1970年代末至今，中国以疑似“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14]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已逾30年，但很多中国人还不明白“河对岸”只能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事实上，只有西方文明才能代表人类文明演进的方向，而基督教与西方文明存在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没有基督教甚至不会产生近代科学。基督教关于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的学说，为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依据。“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因此，中国要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和国际主流社会，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学习，就必须虚心吸纳、皈依乃至委身具有“普世价值”[15]、“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督教文明。只有用基督教文明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彻底摆脱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愚昧落后迷信因素，努力促成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和国际接轨，才有可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宪政国家。正因为基督教文明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试图用无神论来阻遏基督教在华传播福音，只会是徒劳的螳臂当车。

关于党员信教问题，右视话语认为，禁止党员信教或禁止宗教徒入党，不利于中共执政能力建设。鉴于越南、古巴允许党员信教，列宁也曾灵活地默许宗教信徒入党，因此中共在党员信教问题上应当“解放思想”，在“允许红色资本家入党”、“允许红色宗教徒入党”的同时，对党员实行人性化管理，允许党员信教，给党员的精神领域留下一点私人空间（甚或可使少数民族党员离退休后的晚年生活摆脱因无神论立场所带来的孤独感的困扰），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共的代表性，巩固其执政地位，而且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助于中共与时俱进。

点评右视话语

右视者以世界公民自居、自许或自诩，在民族国家区隔远未过时、世界大同愿景遥遥无期的当下，将基督教对于西方文明的复杂历史作用理想化，将属于历史范畴的政教分离原则绝对化，已由一般性的崇洋媚外心理“积淀”为对西方信仰形态和价值观的“爱屋及乌”情结，但只要不与为虎作伥者为伍，似乎也无需苛责。

二、超越左中右的分野，奏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主旋律

存在即合理。上述关涉宗教问题的左中右不同话语，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和风险凸显期自然有其存在的市场，甚至某种或偏颇或片面或极端意义上的合理性，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研究无法回避的思维素材、理论靶标和特定语境，成为与“主旋律”相伴随的背景“杂音”、“噪音”。

在左中右话语“喧哗与骚动”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高屋建瓴，超越左中右的分野，在最大限度消弭杂音、噪音的基础上，奏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主旋律。以下是笔者若干粗浅的不成熟的见解：

1、应当完整准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著中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包括重要概念、基本观点、主要结论），联系其得以产生的特定时空背景（19世纪的西欧、20世纪初的俄罗斯）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以求得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并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原典、尤其是对“那些过去不够重视而今天看来特别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基本观点”作新的发掘和发挥。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剖析和批判，显然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宗教问题。针对国际、国内宗教问题的现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化形态的研究中，应当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回答如下问题：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名下的错误观点？

2、当代西方解释学关于文本阅读时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理解循环理论，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一般而言，要真正理解某一文本的局部，必须先把握文本的整体；而要真正把握文本的整体，又必须以真正理解文本的局部为前提。如此循环往复，方能推进以至达成对于文本的真正理解。在经典作家各自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间，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唯物史观之间，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之间，显然均存在一个文本的局部与整体的阅读理解循环问题。

3、如果将“宗教和谐”理解为数学上的一个函数的话，那么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变量的任何增减损益，都会使最终的“宗教和谐”函数值发生变化。我们的目标可能并不在于如何获得函数的最大值，而在于优化函数本身，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变量的表达方式（或“发生作用”的方式）优化配置，最终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宗教和谐”函数值区间。相反的情况是，函数表达式本身存在缺陷，在一般情况下看不出来，但在特殊情况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变量稍有变动，函数表达式由于“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将使“宗教和谐”函数值陷入灾难性的突变和混沌之中，出现始料不及的“蝴蝶效应”[16]。由此不难理解，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或主要变量的优化配置是何等重要，而政治、经济、文化之外其他变量（如民族）的存在亦远非可有可无。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等较为晚近的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和谐”函数的复杂性。

4、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化形态的研究工作，应当自觉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难以避免地会经常地大量地表现出来”。[1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认识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全面认识宗教因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努力探索和掌握宗教自身的规律。”[18]面对主流意识形态感召力日渐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亟待构建完善的现实语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培育的以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为特征的革命传统”[19]已大为淡化的时代背景下，“全面认识宗教因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5、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历时态演进和共时态拓延，可以借鉴古今中外关涉宗教问题的一切有价值的感性积累和理性思考、经验教训和损益得失，但应当是批判性借鉴、辩证扬弃而非食洋不化、泥古不化。例如，西方历史语境中生成的“政教关系”范畴及其分析框架，事实上并不完全适合以“大一统”为历史传统、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的中国，盲目照搬照抄无异于削足适履、作茧自缚。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谈论政教分离、政教冲突，还是研讨政教合作、政教和谐，无论怎样辩说，最终都跳不出西方国家的话语窠臼或思维陷阱。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170年来，中华民族基本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仍然面临“挨骂”的问题。中国的执政者在宗教人权问题上无论怎么做、怎么改良、怎么委曲求全，都很难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标准。因此唯有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戳穿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坚持对宗教问题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具体的分析，才有可能摆脱在全球化语境中“被动挨骂”、“动辄得咎”的困境。

6、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年代，坚持弘扬主旋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构建和而不同、互动共存的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观上则必须保持自己的本色和特质，固守建设性的无神论立场。如果允许党员公开信教，那么主流意识形态将会出现一个危险的缺口，信教党员中不同的情感偏好、利益偏向日积月累也会使得执政党在宗教问题上无法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竞争的基本政治单元远未过时的当下，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对华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传统是“以吏为师”[20]，官吏为人师表的社会作用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党员领导干部带头信教[21]，那么势必引领社会上更多的人成为宗教信徒。可以预见的宗教热、难以避免的宗教歧异纷争及相应的社会治理成本骤增，很可能会给中国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因此，在西强我弱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内不和谐因素依然不容忽视的社会情境中，应当慎重对待、稳妥处理党员信教问题。

7、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化形态的研究应当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国家目标和政治愿景将是对内致力于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对外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愿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甚一日的时代背景下，可能需要“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地球看地球”的新思维和大智慧。一直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经历过辉煌和顿挫，在21世纪正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近90年的历史实践及成败得失在全球范围更是举足轻重，举世瞩目。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22]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创造”，在未来毫无疑问还会有新的发展、新的表现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化形态在“万变不离其宗”的同时，也必将在未来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创新中获得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发展。

注释：

[1]“告别革命”说所要“告别”的“革命”，在西方语境中，主要指法国大革命（“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和俄国十月革命（包括苏俄时期、斯大林时期的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国语境中，则主要指中国“文革”（文革的负面效应几乎使革命沦为一个贬义词），旁及中共建国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甚或溯及近代以来无法与暴力绝缘的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由此不难推断，少数知识精英鼓噪、后为整个社会所默认的“告别革命”说，表达的其实是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所谓“身处太平盛世尤其应当珍视生命”这样一个深层心理学事实。与今人从上到下对革命普遍厌倦甚或恐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身为职业革命家和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将其一生高度概括为“革命”和“继续革命”两件事。而早在1968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宏大叙事”型论断是否成立，盛行多年的“告别革命”说能否成为不刊之论，无疑都还需要经受“全球视野”暨“长时段”的检验，好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类的古训所在多有，相信与历史、现实密切相关的未来最终会给出答案。

[2]“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用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源自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提法，但他稍后的说法其实是“限制”而非“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9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97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对那些可以“为社会主义时代服务”但“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如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6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近年来有中国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和限制，使中国社会呈现十分扁平化的结构而非森严的等级制，未出现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直到1980年代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World Bank, 1997）。有外国著名学者甚至认为，与苏联的失败相对照，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的“文革”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扫平了道路（Mancur Olson, 2000）。参见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段，据说曾出现“翻身农奴把歌唱”演变为“翻身农奴主把歌唱”的怪现象。

[4]坊间和互联网上甚或闪现如下惊人言论：中国最好能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不用改名，还叫“神州”……

[5]在20世纪中国政治语境中，“既得利益集团”一词最早可能出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毛泽东此时理解的“既得利益集团”还只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高薪阶层”。1974年初出现“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平等主义诉求贯穿终生的毛泽东以“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的批示加以淡化，固然是担心“走后门”问题影响当时的“批林批孔”大局，同时也显示官僚特权阶层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即使“乾纲独断”如毛泽东亦难免投鼠忌器。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所著的《新阶级》（1957）一书对于官僚特权阶层的揭露，也凸显了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隐含的异化风险。晚近若干年在中国社会变迁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利益共谋为主要特征，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特殊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

[6]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得中国经济逐步沦为半依附型隐性殖民地经济。在中国的国民经济当中，28个主要产业已经有21个被外资全面把持。参见2010年3月1日《人民日报》。

[7]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夏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声称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败亡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核心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宗教、人权等）的“不战而胜”，这种核心价值观被吹嘘成超阶级、超国度、超时空，普遍适用于全人类、全世界，因与基督宗教的普世观念有关联，而被谀称为所谓“普世价值”，喧嚣一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认为，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意识形态、价值观、伦理道德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根本就不存在超时空、超阶级、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对狼和羊、对所有阶级都普遍适用的价值观。恩格斯说：“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以人们熟知的“切勿偷盗”为例，在未来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如果有人把“切勿偷盗”宣布为道德原则，就只会遭到嘲笑了。“普世价值”论的鼓噪者以“普遍人性”为“普世价值”的心理基础和逻辑预设，声称自由、民主、宗教、人权等是“普遍人性”的天然需求，问题在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人性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阶级性的，超时空、超阶级的所谓“普遍人性”乃至“普世价值”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梦呓或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谎言。

[8]参见何增科等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9]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两极分化倾向，邓小平曾多次警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10]参见潘岳《我们应有怎样的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2001年12月15日《华夏时报》或2001年12月16日《深圳特区报》。作者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11]2008年汶川地震使“地震是检验房屋质量的唯一标准（或终极标准）”之类的“恶搞”式名言风行一时，电影《2012》式的末日想象更给灾害社会学增添了新的思维素材。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以“辽人忧地”（毛泽东语）的方式得到成功预报和最大限度避震，1976年河北唐山地震在人类地震史上创伤亡最烈纪录，但河北青龙县震区却基于被压制的有限预报信息成功避震、无一伤亡（曾获联合国有关组织高度赞扬），雄辩地说明地震短临预报并非绝无可能。

[12]“天谴”固然是别有用心的胡说，而“天佑”是基于同样思维逻辑的胡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爱的对立面是恨。“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和恨都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是有阶级性的，不能只讲抽象的人性，不讲阶级性。

[13]参见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参见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2008年2月22日《南方周末》。

[15]“普世价值”论较为晚近的例子来自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11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的演讲：“……某些价值观是普世皆准的。没有自由的繁荣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而已。因为有些理想是人类所共有的——有自由了解你们的领导人是否对你们负责，不会因为与他们意见不同而遭到关押；有机会接受教育并能有尊严地工作；有信奉宗教的自由，不必担惊受怕也不会受到限制。这些都是必须在世界各地得到遵守的普世价值观。”11月11日，有记者问及所谓“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是否暗指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仅简略而克制地回应以“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如果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超时空的，那么当一个儿童向我们提问：“狼有吃羊的自由，羊有没有不被狼吃的自由？”我们该怎么回答呢？半黑半白血统的奥巴马或许还有数典忘祖的自由，因为他似乎忘了几百年前的非洲黑人并没有拒绝被贩卖为奴隶的自由。如果考虑到此前11月3日美国为缓解金融危机而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strategy，简称QE2)所标志的西方强权在嫁祸于人、以邻为壑、经济掠夺方面的普世性，考虑到此前10月8日中国的一个刑事罪犯（此人早年靠鼓吹中国应做西方三百年殖民地而暴得大名，现正因颠覆国家罪而在监狱服刑）被宣布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身为政治流亡者的“藏独”头子达赖获颁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所宣示的西方强权在政治遏制、文化侵略方面的普世性，那么任何一个足够诚实和理智的中国人都不难看出，“普世价值”论在当代国际政治语境中实际上意味着对“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正当性的粗暴否定，“普世价值”论所表达的其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权妄图垄断和称霸世界的勃勃野心。

[16]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现象，可比喻为亚洲蝴蝶拍拍翅膀，将使美洲几个月后出现比狂风还厉害的龙卷风。蝴蝶效应通常用于天气、股票市场等在一定时段难以预测的比较复杂的系统中，以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一般用来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的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17]参见新华社北京2010年9月29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进行集体学习。

[18]参见新华社北京2007年12月19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中国宗教工作进行集体学习。

[19]参见陈奎元《开创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新局面》，载2010年8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20]语出韩非《五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另见李斯：“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史记·李斯列传》）隋唐以降的科举取士、官吏选拔制度及宋明时期得到强化的儒家伦理，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古代“以吏为师”的政治文化传统。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所形成的诸如“干部带头，先干一步，以身作则”等革命传统，在历史惯性意义上自然也可理解为“以吏为师”的古典传统在现代的某种延续。

[21]在被认为几乎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为密切联系群众而参加带有宗教背景的民族节庆活动或民俗活动，一般不会被视为信教行为。

[22]参见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新华社2008年12月18日电。

（来源：曾传辉主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2010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