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多神信仰以及统治者推行的多元包容的宗教政策，有利于中华各民族形成多元的民族认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近代以前，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中华民族”的清晰概念，但是作为复合性民族基础的中华文化已经形成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认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无论哪一个民族掌权，都使用这一文化体系教化子民、选拔官员、安顿精神。所以当近代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时，中华各族人民不是走向分裂，而是团结一致共同反抗侵略，并使中华民族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

到了近代，这种由于多元宗教信仰形成的多元民族认同，自然地演变成了多层次的民族认同，即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既认同自己的支系民族，也认同上位的复合民族。从来没有人感到自己既是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其中的某一民族，同时又是中华民族有什么矛盾。我国民族学的杰出代表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多层次的民族认同显然是要以多元认同为基础的，这种多元的民族认同，对于巩固复合的民族国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

具有多元宗教认同和多元民族认同的复合性民族“中华民族”的存在，就成为“多族多教一国”民族国家模式得以形成的深厚文化基础。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虽然都深受当时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关键时刻，他们都没有选择西方“一族一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

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清王朝以前提出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口号，曾经带有“排满革命”的色彩。但是当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孙中山已经敏锐地发现，满族也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不能将满族排斥在外。1912年，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显然，孙中山没有照搬西方“一族一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而是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出发，坚持现代的中国仍然应当是多民族统一的独立国家。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部纲领性的文献，决定了此后中华民国的大政方针，并成为日后《中华民国宪法》的蓝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3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2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第5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里，已经明显地表达了中国选择的民族国家模式，是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的“多族多教一国”类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就是孙中山对这种民族国家模式的直观概括。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孙中山先生坚决反对把中华民国建设成各民族的联邦制国家，他说：“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许多小国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中山全书》第3册）反对建立联邦制国家，实际也就防止了帝国主义国家借口民族自决权分裂中国的阴谋。在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中，可以由数个民族联合建立联邦共和国，也可以宣布解散联邦，各自独立。但是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在地域上相互穿插、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文化上形成一体的局面，实际上已经没有分开的可能。虽然在民国初年，一些国民党领袖，包括孙中山本人，都曾使用过“民族自决”的口号，给了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但在制定宪法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选择联邦制。193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日本口中之民族自决，语其作用，诱惑而已，煽动而已；语其结果，领土之零星分割而已，民众之零星拐骗而已。”（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会议资料》）从此，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从宣扬民族自决为主，转向推行民族自治为主。

中国共产党在其幼年时期，有过照搬苏联经验，主张建立各民族联邦共和国的经历，但是在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阴谋活动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联邦制不可取。毛泽东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一部临时宪法，规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自治机关。”以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其内涵正如我国民族学家宋蜀华所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国领土范围内的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国家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级自治机关都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都必须服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着眼，我们还应当注意，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保证各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是保证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指出：中国的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由于宗教具有民族性，所以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仰问题，而是整个民族问题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和各级政府非常尊重各民族的宗教领袖，注意发挥他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积极性。在和平建设事业中也是积极发挥宗教领袖团结群众、稳定社会的作用，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定祥和的社会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来源：《中国民族报》，引自中国民族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