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以下简称19号文件）。30年来，19号文件所确立的宗教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宗教在社会中得到了健康发展。回顾历史，着眼现实，能够更加清楚地发现：成熟有效的宗教政策总是建立在科学坚实的宗教理论研究和创新之上，只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宗教政策的可行性和稳定性。

客观系统的宗教理论研究是19号文件的基础

19号文件的基础在于客观系统的宗教理论研究。这一文件是在“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来看，19号文件作为一项重要的宗教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19号文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从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出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文件正是将宗教看作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难题，并得出了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策结论：“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

二是客观细致地分析了宗教发展实际。19号文件为了掌握准确有效的宗教发展状况，可以说是“花了大力气，下了苦功夫”。不仅在信教人口上给出了具体的数字，而且还对宗教职业人员、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组织作用、宗教活动条件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从而得出结论：“宗教问题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一定的群众性”，“为了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当前主要应当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错误倾向。”

三是明确、前瞻性地借鉴了政治和法律思维。19号文件明确指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当然绝不能被用来推行某种宗教，也决不能被用来禁止某种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这就从政教关系的高度作出了前瞻性的规定。同时，文件还指出：“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进一步正常化，国家今后还将按照法律程序，经过同宗教界代表人士充分协商，制订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这一法律思维开辟了此后30年的宗教法治化进程，为《宗教事务条例》的制订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发展与政策实践呼唤宗教理论的持续创新

30年，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扩展和修订，社会阶层与社会关系在转型和重构。这些新条件和新变化客观上要求宗教管理不断改革、有所创新。就宗教发展本身来看，也出现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迫切要求深化对宗教的研究和理论创新。这就意味着，需要对一系列新的宗教课题展开深入科学的理论研究。包括：

——信教群众的结构与特征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为了使宗教政策更有针对性，就需要准确掌握信教群众的数量、类别、地区分布、年龄结构、收入水平、社会特征、发展趋势等第一手的资料。

——如何充分发挥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宗教关系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关系之一，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深入研究宗教的社会功能、作用途径和主要效应。

——如何处理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间的关系？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际局势，不仅需要了解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政教关系问题的新变化，而且还要从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更深层面寻求宗教和谐之道。

——如何切实推进宗教活动社会化？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宗教组织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宗教活动呈现出社会化的新特征。如何解决宗教参与社会活动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不高、活动不够规范等问题，还需要提出新理论，形成新思维，拿出新办法。

——如何持续完善宗教管理法治化？经过20多年的宗教立法过程，我国已有30多项法律、法规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与宗教工作的需求相比，宗教立法依然任重道远。如何有效“维护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不仅是个公共政策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宗教与法治关系的理论问题。

——如何应对宗教全球化的趋势，开展国际宗教交流？国际人口的迁移带来了宗教全球化的新趋势，不仅国外的宗教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中国的宗教也纷纷到国际上亮相，开展交流活动。如何使宗教成为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形象的代表，如何避免宗教冲突和宗教斗争的发生，都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推进面向21世纪的中国宗教理论研究

19号文件还深谋远虑地提出，要“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努力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同时指出，“学术界要尊重宗教界的思想信仰，宗教界也要尊重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活动。”显然，面向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与时俱进，努力创新，推进中国的宗教理论研究依然刻不容缓。宗教理论研究者既要为新时期党的宗教观点提供科学鲜活的学术资源，也要为宗教政策的创新发展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具体来说，宗教理论的创新研究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要采取广博开阔的科学方法。

第一，结合宗教哲学、宗教史学的最新成果，深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近年来，中西方的宗教哲学界、宗教史学界在宗教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上也获得了许多新认识。例如，在泛宗教文化论中，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得到了强调；在后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中，总结了宗教内涵和形式的多方面变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上，宗教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深入的挖掘。这些研究成果既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补充，也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广泛借鉴和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认识宗教现象、设计宗教政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其客观性、普适性和应用性。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诸多社会科学已经在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中发挥了日益重大的理论支撑作用。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宗教问题作为长期性的群众性问题，也应当能够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来认识和分析。比如，应用宗教人类学来深入了解各宗教在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传承作用，应用宗教社会学严谨规范的抽样调查方法来掌握我国信教人口的空间分布、时代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应用宗教经济学简洁抽象的逻辑推导来揭示宗教在促进社会信任、改善市场交易中的独特功能，应用宗教法学明确细微的法理论证来探讨宗教信仰及实践信仰的权利的保障方式，应用管理学理论提供专业化宗教公益基金会的发展模式，还可以应用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来认识国际局势变化背后的纷繁复杂的宗教因素。

（作者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中国民族报》，引自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