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斗争中，有一批爱国的中国基督徒参与其中。他们为什么投入这场革命运动?革命与信仰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一、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

1901年，中国牧师黄吉亭和胡兰亭在武昌创办了书报阅览室，他们从上海等地购进大量进步书刊，任人备览，以日求一知，故取名“日知会”。因为有美国圣公会背景的掩护，日知会所购新书日报甚多，公开宣讲，批评政俗。1906年，革命党人刘静庵等人对日知会进行改革，并订立章程，发布《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革命书刊，每周日在教堂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国之道。自此，由基督教会开办的阅览室演变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许多革命者以读书学习为名，在日知会内进行革命宣传。1907年元月，因叛徒告密，刘静庵等9位日知会员被捕入狱，5年之后刘静庵病死狱中，时年36岁。

在反清宣传活动中，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文华书院表现突出，如师生创办进步刊物《文华学界》，刊发的文章常隐有革命宣传之意，编者作者常用的笔名有“新中国之新国民”、“先觉者”、“法兰西士”，学生们常以革命为谈资，学校充满了自由民主的气氛。教师余日章、张纯一合作创作了文华学生军歌，歌词为：“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军歌本为学生军操课所用，后被“救世军”传唱到校外，并广为流传。武昌首义时，新军高唱“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的歌曲，投入与清军的战斗。

武昌首义中，余日章(后担任基督教男青年会总干事)贡献颇大：他发动武昌圣公会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红十字会”，奔赴前线救护军民；汉阳失守后，任“总理后路粮台”，在枪弹中为起义军采办军粮。

文华书院亦有学生直接参加了战斗，如董楚臣经黄吉亭牧师介绍任黄兴传令官，参加刘家庙战斗负伤；曹道兴参加汉口之役，其妻傅翠云也加入学生队，因作战勇敢，被称为女将军。红十字会有基督徒女医生张竹君，救援中表示“尽我天职，其他均非所计”。随着战斗伤员不断增多，一些教牧人员组织基督徒参加救护工作，并建立临时战地医院。

二、革命者皈依基督教的原因

日知会精英除了黄吉亭、胡兰亭牧师，还有领袖人物刘静庵，以及骨干余日章、殷子衡、曹亚伯、张纯一等。当年参加革命的基督徒皈依情况分为两类：一是革命前已经受洗，如余日章，其父余日卿为圣公会牧师，这类基督徒接受信仰多受家庭影响；二是革命中与教牧人员过从甚密，通过日知会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并把信仰理念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中的代表有刘静庵、殷子衡等。

刘静庵因为痛恨朝政腐败，希望以从军入武的方式来改造社会，遂加入军队，后遭猜忌而离开，其间曾至民间考察，宣讲民族主义。通过社会实践，刘静庵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他接受基督教信仰是通过曹亚伯结识了胡兰亭牧师之后。与大多数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刘静庵“服膺教义”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特点是把基督教义中的拯救观、博爱观作为救世的真理，并与中国文化元素融合，进而使救国思想一步步升华。比如他在狱中每日必做祷告，常引中国古代哲学配合圣经所讲道理，转授同狱难友。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他逐渐厘清了革命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即信仰是理念，能够指导革命行动。他说：“……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基督教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把基督教的拯救观升华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以此作为革命的锐利武器，是刘静庵信仰基督教的一大特点。他主持日知会，全力进行宣传鼓动，培育了整整一代湖北的革命觉人，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基础；入狱之后，他受尽酷刑，但毫不屈服，时人称为铁汉。后人对其评价为：“革命最力，信教最笃……在狱五年，未尝一日废学。”

殷子衡参加革命的动机与刘静庵相似，他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动机有三：其一是从留心时务而起，其二是从读书有感而起，其三是受慈悲心的驱使。他出生在传统文化颇为浓厚的家庭，由同情心和忧国忧民的思想而产生了革命冲动，与刘静庵等人被捕入狱之后，其宗教信仰渐渐与刘静庵走到了一起。牢狱生活给殷子衡深入了解基督教信仰提供了机会，他受刘静庵引导，阅读圣经，探讨教义，在理性地对儒家、佛教和基督教进行比较之后选择了基督教信仰，皈依并取教名“勤道”。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儒佛思想“独善”的内敛性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动力，而基督教的外推性，以及博爱、服务、牺牲的特点，可以与相革命契合。

与刘静庵、殷子衡不同，张纯一是通过参与教会活动，与牧师及基督徒交流，而对基督教信仰产生好感。张纯一曾任文华书院国文教习，经常出入日知会，并参加教堂礼拜。他发现基督教“不辨妇孺皆可实践，信可率人以共由”，遂于1905年受洗。在信仰的历程中，张纯一还认识到：“以欲革新国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并创造军歌，进行宣传。

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革命党人皈依基督教，并作为一个群体参与社会变革运动，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基督徒的人格魅力，以及基督徒相互影响、相互感染、相互鼓励和相互支持的奉献精神，如刘静庵结识胡兰亭、黄吉亭等爱国开明牧师，殷子衡在狱中向刘静庵学习基督教义而皈依等都说明了这个事实。

三、基督徒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

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文化冲突激烈。面对数百次大大小小的非教风波，国家的无能、民间的发泄以及中国民众遭到严酷惩罚的教案结局，使中国基督教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神信仰，在中西文化冲突、信仰与非信仰的矛盾之中，中国基督教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基督教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的自我身份认识开始发生转变，基督徒认为：“国之休戚荣辱，即民之休戚荣辱。未有国将亡，而民独能幸安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祖国，我们怎能爱我们看不见的天国。”参加革命的基督徒都十分明确自身的定位：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基督徒。在民族意识觉醒、爱国热情不断高涨的形势之下，以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投身于革命成为必然：黄吉亭和胡兰亭于武昌圣公会内设立日知会，目的是开风气，传新知；刘静庵、曹亚伯改造日知会，宗旨是反帝制，救中国。

在救亡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平信徒与教牧人员看法稍有差别：对于刘静庵、曹亚伯、张纯一、殷子衡等基督徒而言，救亡与基督信仰并无冲突，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时候他们会因为救国而选择了皈依。对于胡兰亭、黄吉亭等中国教牧人员而言，不仅仅要将上帝的福音传播给国人，而且要关注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他们看来，救亡和信仰是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椭圆的两个圆心”。

胡兰亭、黄吉亭“是具有民族色彩的基督徒领袖”，他们不仅“忠心教会”，而且“酷爱国家”(黄吉亭语)。两位牧师协助革命者改组日知会，积极营救革命党人。1911年6月刘静庵瘐死狱中，胡兰亭将怀念刘静庵的《狱中信徒》印刷出版。他们积极拓展教务，成立“中华圣公会”，开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之先河。

黄吉亭支持甚至参与革命的行动在教内外颇有知名度，1904年，黄吉亭在长沙营救黄兴，与革命党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07年，黄牧师赴日，当时的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浙江奉化人，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外交要职)对黄吉亭说：“你可算是革命党了!”黄一笑置之，表示出大无畏的气魄。

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徒群体开始走向成熟，他们在思考信仰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中，明确了个体在社会的定位和责任。

四、基督教教义对革命者的启发

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展示出一种救世性、入世性。基督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贫穷卑微的木匠家庭，一生备受凌辱与迫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以自己的鲜血完成救赎世人的重任。这种救世精神和解放式的信仰理念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救亡思想恰好契合，在竭力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者眼中，耶稣就是一个救世人出水火的革命者，如殷子衡曾说：“对于耶稣舍身救世的热心，我是非常钦佩的……福音的道理是救世的道理。”张纯一也认为，耶稣“甘服众役，不惜牺牲以利他”是“医吾国自私之良药”。

基督教倡导爱人如己，每个人都是灵、魂、体的结合，作为一个属灵的人，尊严、自由、和平都是与生俱来的。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无论贵贱贫富，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基督徒应该博爱互助。在基督徒刘静庵看来，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精神与革命党“为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宗旨不谋而合，他认为革命者应将基督教的道理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因此他在狱中常“予求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苦”。

最能说明基督教教义对基督徒革命者产生影响的是刘静庵在狱中书写的一副对联：“大块噫气嗟劳苦，帝天无言遂生求。”条幅的核心是最后一个字��“求”，“求”即“求道”��即民主、自由之道，摆脱封建统治之道。两句联文体现出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基督徒，在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誓死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决心。

作为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参与革命是直接从基督教教义中汲取养料，他曾陈述参加革命的缘由：“耶稣基督以自由、平等、博爱、牺牲、服务、立教，与罪恶势力，绝对不能妥协，本是革命的大势力。我们从前已有不少的同道努力于革命工作，或为倡导者，或为牺牲者……我们愿为奉教救国的克林威尔，而断不做卖主求荣的犹大。”黄吉亭的善恶观、是非观十分清楚，他的言行也带动了更多基督徒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

国家危难激发了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感情，民族感情与基督教的拯救观、博爱观相融合，使得基督教教义对中国基督徒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感。把爱祖国的政治理念与爱上帝的宗教信仰有机结合，将基督精神融入爱国情绪，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基督徒参加革命的鲜明特色。爱国基督徒坚忍不拔、义无反顾，追求民主、追求光明的革命精神，爱祖国、爱同胞的博大胸怀，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上留下了永远值得纪念的一页。

（作者系湖北大学法学系教授）

（来源：《天风》2011年第12期，引自基督教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