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总体上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它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的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本文介绍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

一、日本佛教各宗在我国东北活动的概况

像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日本佛教的许多派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期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伪满州国成立后，日莲宗在同年三月召开的第二十六次宗会上，管长酒井日慎便叫嚷道：

当此之秋，满蒙大事屡屡发生，支那抗日之形势日益恶化，东亚天地忽然暗淡，遂至出动应征之义军。世界列国动辄误解我国之正义，而张猜疑之眼。……另外从满州国之建设来看，今日宗门应率先扩大教线。[1]

日莲宗的管长酒井日慎既看到时局的严重性，又意识到满州国的建立给日莲宗扩张教线提供了大好时机。酒井的声音是当时国内形势的反应，也是佛教界共同的心声。该宗宗务总监柴田一能在此观点上制定出施政方针，要求驻满洲的布教师趁“满洲事变”之机“慰问死守与匪贼战斗的帝国的生命线的忠勇义烈的皇军将士”。该宗还将“于十二月在东京举行国光宣扬、出征将士色心坚固大国祷”。柴田在报告书中说，日莲宗将大幅度提高在满洲布教的费用，准备制定对“大满洲新国家”积极布教的方策，伴随着“王道主义新国家的发展”而期待着万无一失地发挥“立正主义”。

古意真言宗在1931年于高野山召开的第七回宗会也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充分的分析，认为国家和宗团的前途正处在“外满州事变、内反宗运动”的关键时刻，本宗应当宣布法义而“尽济世报国之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策，净土宗和净土真宗也都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1932年10月，日莲宗派代表至满洲，向执政溥仪递交管长的《建议书》和礼品。《建议书》美化伪满政权为“世界和平的基因”、“亚细亚民族之一大福祉”。

“上海事变”爆发后，曹洞宗也将满蒙布教提上日程，并于同年3月设立了满蒙协会，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实行的殖民政策表示积极支持。1933年2月，该宗管长在教谕中指出：“扶助满州建国之雄图，行治化之要道，诚乃我帝国之责务、东洋和平之关键。我宗夙以正传之佛法为体，遵两祖之训，应祈皇祖之长久，图国运之进展。”

此时，真宗大谷派也设置了“满州拓事讲习所”，派遣满洲开拓屯田僧。“满州拓事讲习所”的目的是“培养在满州国开拓、开教的有为人才”，地址在关东州旅顺民政署管内山头会沙包屯，占地36万坪。1933年3月，真宗从全国召集25名年龄平均在20岁的青年僧侣至本山参诣集训，法主大谷光畅向他们训话说：“满州帝国的建设是其国民族自觉之结果，然而也是我帝国生命线之所系，所以理所当然不应当时常成为祸乱的发源地。”本山希望他们“竭诚报效国家和宗门，以期（在满洲）出现国丰民安、兵伐无用的理想之乡”。这批年轻人接受训练后随即由神户港出发，至中国大连。[2]

按照昭和九年版的《佛教年鉴》所反映的情况，佛教各宗趁“满洲国”立国之机均大肆进行传教活动，其中尤以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为最。一般来说，日本佛教最先的传教对象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居留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永久占领东北并建立起殖民地经济体制，曾大量地、不断地向东北地区移民。据有关资料记载，1906年日本人在“关东州”的人口比例为3.4%，在满铁附属地为33.2%。1908年，“关东州”日本人口比例上升至7.0%，而附属地则达到60.7%。至1935年，日本人在“关东州”的比例又增至14.3%，附属地人口因为一部分已深入到内地从事殖民事业而下降至38.0%。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关东州”的日本人已达到23万多人。[3]

这些移民到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原先都拥有各自的信仰，大都是某一宗派的信徒。来到中国后，这些人仍然有满足精神信仰的需要，所以他们是日本佛教各宗竞相传教的对象。对于天皇制政府来说，也需要利用佛教的力量对这些人进行抚慰。当时在满洲海拉尔特务机关工作的桥本欣五郎（陆军中佐）提倡建立“宗教联合会”，以便使“各宗教团体为探究基于王道的文化并实行之”。[4]宗教联合会成立后，兴安北省省长任名誉总裁，海拉尔特务机关长任副总裁，干事由每宗各一名代表、兴安北省和特务机关各一名代表组成。主事由特务机关选出的干事兼任。由此可见，日本佛教在满洲北部地区的传教活动完全控制在特务机关手中。

1934年（昭和九年）年底，伪满洲国文教部宗教科对日本佛教的“全满洲寺院数”进行了详细的统计，结果如下[5]：

此表未能反映日莲宗的情况。实际上，日莲宗在满洲的传教也是异常积极的。1935年（昭和十年）9月，该宗管长神保日慈亲自到伪满洲国布教，和陆军中将四王天延孝合流，“谒见”伪满皇帝，激励开教使。他对溥仪说：“满洲国应当同日本国携起手来，必须成为像万世一系的日本国那样的万世不易的国家。必须认识到《法华经》常住不灭的大精神为国民自体，从而达成五族融和之实。”[6]神保日慈宣扬的基本上就是日莲教团主张的“伴随着王道主义新国家的发展而发挥立正主义”的那一套理论。

二、殖民当局对当地佛教的利用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前夕，由伪满政府斡旋成立了包括满洲人佛教徒在内的“满洲国佛教总会”，借此加强对佛教界的统制。该会推举极乐寺的如光为会长，而实际权力则控制在日本人手中。从此以后，伪满洲国的佛教事务一般均通过佛教总会实施。

如光是日本人豢养起来的忠实走狗，1934年伪满政府派如光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回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总裁为大谷尊由）[7]，并担任代表团团长。这次会议成立了“国际佛教青年会”，如光被推选为副会长，自此身价倍增。为了迎合日本人，如光诬蔑苏联共产党不讲人道，共产共妻，镇压宗教徒，对宗教采取消灭政策。他说佛教的“末法”在世界上已经露头了，比如在苏联，宗教已经被摧毁，所有教堂寺庙一概不留，神职人员和宗教信徒都一律杀光，此外还打破家庭制度，不要人伦等。他宣称，现在是五浊恶世，濒临危亡，如果不是日本皇军保护，北边红军过来，同样的劫难就要重演。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和欺诈，如光则视而不见，不遗余力地向信徒们宣讲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满亲善、相互提携、唇亡齿寒、一德一心等道理，甚至认为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打胜大东亚圣战才能实现王道乐土，过上幸福生活。由于他借宣扬佛法之机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功劳卓著，所以伪满民生部特授予他“长老”头衔，日本天台宗也赠给他“权僧正”这样的最高称号。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释善果和自称“佛主”的刘沿航，这些人甚至打着佛教的幌子，充当起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间谍。

三、日本佛教诸宗新一轮中国大陆传教

从1940年开始，日本佛教界又掀起新一轮大陆传教的热潮。净土宗宗务所参事里见达雄在当年发刊的《前进佛教》上撰写“关于大陆工作的再出发”一文，号召佛教各宗到中国传教，进一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他说：“如同（支那）事变从战斗转变为建设，我佛教界的大陆进出也应当进入第二个阶段。从各宗派以前进出的情况来看，今后必须携手投入真正的大陆工作，以期不遗余力地进行天业的翼赞，发扬日本佛教的本义。……大陆工作不用说是大事业。成就此大事业，各个宗派的体面和利害不是问题。各宗派当然应当有这样的觉悟。然而，进入大陆只以宗派工作的面目出现，因此而招来了不少批判，与本旨不符。必须迅速从以往的以宗派为单位转变为以全佛教为单位，整个佛教界集中全部力量而发挥之。”[8]很明显，里见达雄的意思是说，为了更好地配合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必须加强政治对宗教的统制。

1941年6月，神、佛、基三教在文部省和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在小石川传通院召开“宗教报国全国大会”。该会的宣言称：“应付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并图谋支那事变的完结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进而为建设世界新秩序发挥指导作用，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责任。”为此——

一、基于肇国之精神而图国民信仰之昂扬，以期为完成高度国防国家体制而作出贡献。

二、扬皇国宗教之本旨，从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并期待着协助确立世界新秩序。

三、身于宗教报国之实践，以期通过各自职分戮力同心而效天业奉赞之诚。[9]

同年12月，文部省针对日本政府进行太平洋战争和扩大对亚洲侵略的新形势，召开了“宗教团体战时事务局长协商会议”，神道教13派、佛教27派、以及基督教教团、日本天主公教教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讨论：1、关于宗教团体战时体制的强化问题，2、关于东亚宗教工作问题，3、关于宗教团体的自律问题。所谓东亚的宗教工作主要是针对“南方共荣诸国”展开宗教工作，同时进一步充实正在进行的中国大陆的宗教事业，为此特别强调培养派往大陆和南方教职人员。

1942年4月，神、佛、基、回各宗教团体在丸之内的大东亚会馆集会，庆祝“兴亚宗教同盟”成立。陆军省的佐藤贤了军务课长、海军省军务局的末泽中佐出席了会议。大会选举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元首相）为总裁，大谷光瑞为副总裁，永井柳太郎为理事长。会议还制定了《纲领》和《宣言》。《宣言》说：

如今皇国基于开显皇道世界之神意，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进而图谋万邦的协和与世界人类的康宁。然而，当此之世，共产主义、唯物主义思想的侵略与戴着宗教假面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侵略，扰乱到东亚宗教思想，并展开了强烈的思想战。在此危急之际，日本宗教毅然崛起，神、佛、基、回各教一体协力，遵照肇国之大义，宣化于六合亿兆，使归于皇道之本义，以期翼赞旷古之圣业。[10]

《纲领》规定：

一、据皇国宗教之本义，向中外宣扬惟神之大道，从而达成世界宣化之先。

二、于崇高的宗教信念，展开炽烈的运动，从而确立大东亚建设的精神基础。

三、除反皇道思想，创建皇道宗教文化，从而期待着圣纪的创造。[11]

这次大会的精神实质被1943年7月在大东亚会馆召开的大东亚佛教青年大会一脉相承下来，也可以说就是同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的佛教版。[12]

这次会议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操纵的，是侵略以中国为首的整个亚洲国家的佛教动员会。文部大臣冈部长景在帝国饭店举办的欢迎晚餐上发言说：

我国从前自极古以来便通过文化同大东亚诸国结成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发祥于印度的佛教传向支那等东亚诸地域，为各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显著的贡献。……今天不用说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成就兴亚的大业、并达成民族共荣之实，首先必须图谋诸民族魂与魂之间的融合提携，这是至关重要的。[13]

大会发表的《大东亚建设佛教宣言》称：“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颁下大东亚宣战之大诏正好一年又半，战果赫赫，政道调适，山川慑伏，草木风靡，从而迎来东亚天地间辉煌的黎明。”为此，东亚诸国应在“佛祖照鉴之下，……为恢弘天业作出贡献”。[14]在大会精神的指导下，不久以文部省宗教局局长名义给佛教各宗下发了一份《通达》，要求各宗派顺应国策，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此后，在满洲布教的日本僧侣达503名，此外在“北支”、“中支”、“南支”的日本僧人达429人。

四、日莲宗的满洲传教

在日本佛教诸宗中，日莲宗感到自豪的是该宗有着最早的中国大陆布教史。特别是贞松山的莲永寺，因日莲门下“六老僧”之一日持[15]的海外布教，更加觉得在中国传教问题上责无旁贷。日俄战争之后，莲永寺第35世小泉日慈继日持之遗绪，于1907年至满洲大连开设“日莲宗清国大连布教所”（后改称大莲寺）。至二战结束，该宗在满洲共有29个开教所和布教所，教线扩张至大连、旅顺、安东、鞍山、奉天、郑家屯、长春（新京）、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四平街、延吉、平安镇、北安镇、牡丹江、营口、本溪等地。满洲之外，该宗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也有布教所。

大连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日本最近，九州移民来的人很多。该市90万人口中30万是日本人，所以日莲宗大莲寺的传教对象最初当然是日本人。大致到松村日量接管该寺后，开始向中国人传教。为此，该寺设立了满蒙布教师养成所私立修养寮，这就是后来称之为满州立正学校的旃檀林。除大莲寺以外，小泉日慈还在旅顺创建白玉山日清寺，该宗的平间寿于沈阳市（时称“奉天”）十间房建莲华寺。[16]

1938年日莲宗宗务院发布的《开教规则》在规定向北美、朝鲜、满洲、台湾、桦太等地区传教外，还特地提到向“北支”（中国北部）和“南支”（中国南部）传教。在此前后，该宗重要人物还多次专门来华巡教。如1927年的教学部长平间寿本（奉管长酒井日慎之命）、1932年小野日熹（风间日法管长的代理）、1936年的村云尼公、1938年和1939年的马田行启教学部长（望月日谦管长的代理）等，此外还有神保日慈、宇都宫日纲、铃木惠隆等。像其它各宗派一样，日莲宗也同关东军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慰问驻屯军，举行战殁者慰灵祭等。布教使中的皇军慰问使和军队布教师都是通过宗命派遣的，他们享受着将校的待遇，可见地位很高。这些人还时常做演讲，鼓励军队的士气。

五、真言宗密教重兴会的活跃

1943年10月，真宗大谷派法主光畅和里方智子至满洲“巡锡”，作为此行之纪念，该派满洲开教监督部着手制定“着实的开教方策”。据曾在满洲从事传教工作的真宗大谷派教职人员冈田义雄所言，该宗时常在其别院（昭和十七年完成，占地200坪）举办特别演讲会，邀请陆海军武官来此讲演。此外还召开神、佛、基三教精神振兴联合演讲会，并以佛教总会新京本部名义举行战殁者追悼法会。冈田义雄还记录了当时佛教各派在满洲的寺院总数，其中大谷派80座，本愿寺派53座，真言宗40座，曹洞宗37座，日莲宗34座，净土宗28座，日本山17座，临济宗9座，天台宗2座，兴正派1座，华严宗1座，时宗1座。1944年，在满洲的佛教各派响应捐献军用飞机运动，积资捐献了一架名叫“协和佛教号”飞机。

六、石原莞尔与侵略战争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月石原莞尔生于山形县鹤冈町，父亲是警察官启介。幼年时曾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大学学习。据所著《战争史大观的由来记》称：他是在“大正九年（1920）赴汉口之前成为国柱会的信徒”，[17]信仰起田中智学宣扬的“日莲主义”和“国家主义”。

1923年（大正十二年）7月，石原莞尔为研究军事学而至德国深造，两年后归国，任陆军大学教官。在德学习期间，他对拿破仑等人的军事战略很感兴趣，再加上他对日莲教义的感悟，遂逐步形成了他的“世界最终战争观”。石原的战争观是以其历史观为基础的。《最终战争论》称他“在人类史上最先发现了战争进化的法则。基于这一法则而得出战争会迎来发达之极限的结论。……战争发展至极限时，是为人类最后的战争。这是世界统一、永久和平的第一步”。至于“最终战争”何时到来，石原认为，中世纪的战争经过了一千年，自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大体经历了300-400年，而法国革命到第一次欧洲大战大约为125年。照此看来，“最终战争”大体上会在今后的50年内发生。实际上，从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爆发到石原出版其《战争史大观》和《最终战争论》已经过了20多年，所以也可以说“最终战争”只在昭和十五年后的30年内进行。石原说，达到人类战争发达之极限的下一场战争是通过“决战战争”而达到“无战争”的目的。也就是说，世界将通过下一场“决战战争”而达到统一。石原的“最终战争论”还提出其宗教依据。《最终战争论》专门设有“佛教的预言”一节，采用《大集经》的五个时期说，并加上日莲的理解，将释迦牟尼去世后的二千五百年划分为五个时期，各五百年。其中第五个五百年为“斗诤坚固”时代。“末法”一万年即从这时开始的。经典说此时“白法隐没”，普通佛教已失去了指导力。

石原从经典的预言中得出，在“白法隐没”的“末法时期”，正是“大圣灵”（本佛）的全权大使上行菩萨——日莲来到世间弘扬大圣灵“秘法”的时候。作为日莲的弟子，他把自己努力实践的“最终战争”自觉地升华为宗教行为。他的《战争史大观》就是以日莲的《撰时抄》为理论依据，由最终战争、战争绝灭、永久和平的实现等部分构成的。日莲在《撰时抄》中称他的那个时代是“前代未闻的大斗诤之时”，石原理解这分明是说已经进入到“斗争之极限”时期，而接下来的“广宣流布”则是“永久和平”时代的到来。“斗争时代”和“永久和平时代”的连接点即是“最终战争”。

很显然，石原的“最终战争论”正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寻找合适的“理论”依据，将他们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实现“永久和平”的战争，使这场不义的战争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石原莞尔由德国留学归国，重新至陆军大学执教。昭和三年（1928）十月十日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十月二十日抵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工作。据说石原在此前的昭和二年晚秋曾到伊势神宫参拜，当时“他的眼前出现地球的形象，并看到一束金色的光由日本射向满洲”。[18]这一神话的制造似乎要让人们产生这样的联想，即由日莲预言的“最终战争”将会由一位代表宇宙根本灵体（大圣灵）的力量的“贤王”发动起来，由此人类的信仰将会走向统一，整个世界将实现永久的和平。而这场“最终战争”的战场就是满洲。

在获得伊势神宫“神启”的同时，石原在日莲的著作《谏晓八幡抄》中找到了另一种理论上的依据。日莲说，古代佛教由西向东传播，就像月亮由西向东运行一样，而“太阳则由东向西，这是日本佛教还于月氏的瑞相”。在此，石原真正寻找到他的政治追求和宗教追求的契合点，充分地将他所阐发的日莲的教义运用到侵略亚洲的战争当中去。也就是上述力量的驱使，石原到任后便着手参与策划柳条沟事件和谋杀张作霖的事件。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本着“大圣灵”的旨意，是为了建立永久和平的“王道乐土”。

满洲建国和石原莞尔也有密切的关系。昭和七年（1932年）二月十六日，张景惠、藏式毅、熙洽、马占山四巨头至关东军司令部参加“建国会议”，当时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板垣、石原等人合影留念，照片背后的司令官室的墙壁上赫然悬挂着“南无妙法莲华经”数字，可见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追随他们的汉奸们确实是在打着佛教的幌子干着侵略中国的勾当。在对于满洲的政策上，石原的认识曾发生过重大的转变，即由“满蒙领有论”转变为“独立建国论”。他自我标榜这种认识的转变是考虑到中国的“政治能力”问题，即有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而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选择扶植傀儡政权的统治方式，完全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更隐秘，更具有欺骗性。[19]

注释：

[1]中浓教笃编《战时下的佛教》（国书刊行会，昭和52年）第69页。

[2]据《真宗》（昭和43年6月号）中纲田义雄所著《中国开教》(2)记载，讲习所事务归开教监督部，训练则有哈尔滨的满州开拓指导员训练所代管。

[3][日]副岛昭一撰《侵略中国东北与十五年战争的开始》，载藤原彰等编《十五年战争史》第1卷第49页，青木书店，1988年版。该资料表明，同时期日本人在台湾和朝鲜的比例分别是5.1%和2.7%，因此在东北的日本人分别是在台日本人的2.8倍和在朝日本人的5.3倍。

[4]该会本部设于海拉尔，省长为其指导，特务机关长为辅佐。

[5]下表资料来源为前揭《战时下的佛教》第75页。

[6]《战时下的佛教》第75页。

[7]此次大会宣称：“世界文明如今正在太平洋上迈进，我日本正立足于太平洋时代的世界轴心，应当为完成向世界大规模地宣扬正义人道之使命而向前迈进。”

[8][9]前揭《战时下的佛教》第79页。

[10][11]《战时下的佛教》第81页。

[12][13][14]“大东亚会议”是以东条英机、汪精卫、张景惠等人为首召开的，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一、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并基于道义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独立，举互助敦睦之实而确保大东亚的亲和。”

[15]日持生于建长二年（1250），骏河国庵原郡松野人，为松野六郎左卫门之子。曾登比睿山出家，文永七年（1270）21岁时至镰仓投日莲门下。日莲入寂后与同门诸老僧共守祖庙。弘安六年（1283）于骏河创莲永寺。他时常打算至异域传教，于永仁三年（1295）正月将后事托付给弟子日教，只身来到东北，取道奥州而至北海道，然后又至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各地传教，因此被看作是日本向海外传教的先驱。

[16]据松村寿显所著《日莲宗满州开教状况》（本文载《战时下的佛教》一书）记载，当时大连市内真宗西本愿寺派有布教师60名，东本愿寺派20至30名，曹洞宗20名，日莲宗15名，真言宗和净土宗也是15名，临济宗妙心寺派10名。此外新兴宗教中的天理教、金光教等也有人在此传教。

[17]如前文所述，国柱会是田中智学创立的信仰日莲教义的在家信徒的信仰团体。田中从明治十四年起开始他的宗教运动，同四十四年以其倡导的“日本国体论”而为世人注目，并且创造了“日莲主义”一词高唱起宗门改革。

[18]昭和十八年一月伊地知则彦访问石原时，石原还谈起过这一神迹。

[19]昭和十一年（1936年）石原大佐升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翌年又晋升为少将，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不久，他以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东北，和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一起共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