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英国基督宗教的世俗化是历史长期发展积累的产物，亦是由多种因素产生合力的结果。就短期因素来看，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全方位的危机对英国宗教产生了强烈冲击。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和神学思想等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及其所体现出的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铸成了英国基督宗教发展的现实。
[关键词]：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形成原因
英国学术界对于当代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形成原因的诠释，大致可以根据认为其关键是长期因素或是短期因素而划分为两类。以长期因素作为关键点的学者，强调社会经济或神学的现代化发展与当代英国宗教衰落的关系。持短期因素论者认为，英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使英国核心宗教文化遭受了沉重打击。也有学者更强调世俗化成因的复杂性，认为它是多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因而不存在造成世俗化的“主宰因素”。
本文作者认为一方面，当代英国基督宗教的世俗化确实是由多种因素产生合力的结果，包括所谓的短期和长期因素。但即使是短期因素，也具有其长期的历史积淀，有些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而在20世纪60年代最终爆发和显现出来。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危机对英国宗教产生了强烈冲击。在这些因素中，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英国基督宗教世俗化的形成有一定帮助。
一、经济-文化-自由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它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也造成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革。然而，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经历着它所带来的无尽烦恼。
（一）物质丰裕与消费主义
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虽然失去了从前世界帝国的凛凛威风，却仍然是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绝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汽车、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等甚至在普通工人阶级家庭中都很普及，[1]人们由此可以将更多的金钱投入到娱乐和休闲中。电视、电话、电脑、传真机等现代化设备的高度普及，使人们信息沟通迅捷，视野更加开阔。英国社会逐步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消费主义成为与此相映衬的生活方式。商店营业时间延长，周日关闭的禁忌也彻底被打破。人们业余生活的选择范围大幅拓宽，可以利用周末购物、运动、看电视和电影，在假期驾车旅游或探亲访友。对本该去教堂做礼拜的周日上午的“使用”方式多元化了，而各种职业中的专业人员更可以随时随地帮助人们解决原本需要由教牧人员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在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宗教不幸也沦为商品的一种，等待着被选择。教堂逐渐成为缺乏优势的竞争者而被很多人淘汰和遗忘。在一个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科学和事实与价值和意义被分离开来。事实被认为是绝对的，而价值则成为相对的，个体性的。人们只相信摆在眼前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却遗弃了超越与神灵这类传递价值和意义的概念。
（二）对传统文化和权威的反叛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造成的物质丰裕侵蚀着人们内心对灵性的渴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清教徒“节俭、克己和努力工作的美德”逐步屈从于现代社会大众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毫无道德顾忌的贪婪攫取”[2]。物质财富赋予人们更强的独立和自信，以及决定自己行为的自主权。在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开始寻求更大限度的个人自由、独立和背离，尝试各种标新立异的新潮事物和生活方式。一股新的文化浪潮，或者说反传统文化的浪潮席卷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基督教框架内许多绝对的传统价值观念遭到质疑，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即与性和婚姻家庭相关的伦理道德观。基督教文化中对于性的抑制常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而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和“性解放”中被颠覆。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增多，直接挑战着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现代科技发展也对此推波助澜。避孕药具广泛普及，各类媒体铺天盖地的信息起到间接促进作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一系列自由化倾向的立法应运而生。针对英国社会的道德宽容，一些人指责其为放纵、颓废和堕落。有评论“无论作为军事强国还是道德强国的英国都已经消失了”[3]。
在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中，英国日益成为多元文化聚合地和西方“通俗文化的领军者”[4]。比如在音乐领域，通俗音乐自20世纪60年代起迅速传播，并与西方传统的古典音乐分道扬镳。其音乐题材更贴近日常生活，表现人们的激情和世俗情绪，而远离了神圣的殿堂。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四人组合“甲壳虫”（Beatles）乐队是其中登峰造极的代表。它的摇滚音乐充满活力，不仅主宰了英国音乐市场，而且迅速风靡欧美国家以至全世界，引领了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流行文化方向，同时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其成员之一约翰·列农（John Lennon）甚至自称他们“比耶稣基督更受欢迎”[5]。他们是“青年反叛的时代象征”[6]，其歌曲内容渐渐传递出无神论倾向，以冲破陈旧道德规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形象，表达其对宗教、天堂和地狱的漠视，以及对一个充满自由和人性的未来世界的憧憬。
人们在争取更大程度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一切权威的批判和反抗。人们抨击政府的内外政策，并相继脱离各类组织，如政党和工会。[7]在这个蔑视权威的年代，教会被很多人看作传统权威的组成部分，是前科技时代残留的古董而失去了社会文化意义。教会和政府、家长一样，象征着保守、落伍以及对快乐和自由的压制。此时教会成员数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变革，对参与公共生活兴趣的降低，而不单纯是宗教领域的问题。教会和政党等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唤醒人们反抗压迫、解放和自由意识的先锋，现在反而成了人们追求自由的绊脚石。当后现代社会开始成型，结构、权威和真理被侵蚀，基督教成为其受害者之一。
（三）女性角色的变化
一般而言，女性较男性更能维系各类传统，在宗教领域的表现也更为积极。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由于心理和社会角色等综合原因，女性的宗教性强于男性。[8]现代化进程促使男性背离教会的程度较女性更高。但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改变。英国女性生活上的变化与其宗教性产生了负面碰撞。
首先，在女权主义运动影响下，对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等方面的限制逐渐放松。大批妇女走出家门从事有薪工作，女性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重空前提高，也逐渐进入到原本由男子控制的职业领域。许多妇女由于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包括去教堂做礼拜，以及帮助教会做一些清洁、园艺、筹款、牧师培训等长期以来教会倚赖妇女所从事的义务工作。妇女愈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固定的有薪工作中，就愈发忽视那些所谓“繁杂之事”。
第二，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也找到了身份认同和价值感。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有一种对女性固定化的角色特征，它由基督教的教导所强化，即妇女应在家庭生活中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无私、无条件、自我牺牲式地付出爱心，照顾家人。与此相关的性伦理使得妇女在性生活中没有主动的权利，只能被动接受男人的控制。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在当代社会遭到质疑，妇女在“性解放”浪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原本与基督教文化联结在一起的典型的女性特质被颠覆，许多妇女抛弃了传统两性关系的观念以及支持这种观念的宗教。
第三，女性对基督教文化中的父权主义倾向表示不满。上帝在人们心目中是男性形象。男性地位高居神坛之上，女性只能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接受男性教牧人员的领导和教诲。近年来，一些女权主义者质疑男性化的上帝，创造出女性和母亲的上帝形象，被许多英国妇女所接受。同时，妇女们越来越难以接受男性教士所拥有的权威，英国基督教会内外围绕妇女授任神职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
席卷西方世界的妇女解放运动给英国女性的宗教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很多英国妇女发觉，女权主义思想与她们原有的宗教信仰相冲突，于是选择离开教会。根据英国学者在苏格兰地区所做的调查，女性脱离教会的比率已经高于男性。[9]近年来，教会中男女信徒的人数已接近持平，改变了过去女性教徒远多于男性的状况。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这方面的结论。总体来说，女性的宗教性仍强于男性。女性背离基督教信仰的后果之一是严重影响到基督教教育的传承。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母亲宗教信仰的弱化往往影响到其子女的宗教性。而人们童年时期接受的家庭熏陶会为其一生的精神生活刻下烙印。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在1961年，有94%被抽样调查的学生回答在家中接受过宗教教育，1972年的比例为88%，而到198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1%。[10]面对这种状况，人们不禁为英国基督教发展的未来感到担忧。
二、政治-多元-平等
英国历史上政教关系的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多元化趋势成为推动世俗化进程的长期因素之一，但其中亦反映出一定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一）政教关系的变迁
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时期颁布的《至尊法》，废除教宗作为英国教会首脑的地位，英国国王及其继承人被尊为英国国教会即新教安立甘宗在尘世的唯一最高首脑。英王从此成为英格兰政界和宗教界的双重首领。亨利八世发动宗教改革的动机实际上是希望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维护王权和民族经济利益，因此是政治-世俗的而非宗教-神圣的。英国宗教改革对世俗化所起的作用并非首要体现于宗教方面，而在于其政治意义，即并非由于从天主教转变为新教信仰过程中其宗教内涵发生变化所体现出的世俗化内容，而是由于英格兰教会的归属权发生变化所造成的一系列影响。亨利八世使英格兰教会由效忠一个宗教权威转化为效忠和依附一个世俗的政治权威，王权与教权合一的实质是王权控制了教权。民族教会的建立也为日后资产阶级革命进攻封建制度创造了前提。基督教成为君主专制的精神工具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教成为革命冲击的主要对象之一。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国王成为“虚君”。在此过程中，与国王一同代表贵族势力的圣公会的地位逐渐衰落，参政范围缩小。面对强大的议会，王室和教会似乎成为两个同病相怜的“弱势群体”。
虽然教权在与政权的较量中节节败退，但二者长期以来在英国一直保持着盟友关系，使英国宗教具有很强的政治气质。比如17世纪爆发的英国革命，其划分斗争双方阵营的是宗教信仰而非阶级。它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也未形成欧洲大陆一些国家革命后的政教分离局面。另外，17世纪下半叶，议会由于王位继承权问题分裂为两派，这成为英国政党政治的开端。[11]托利党与圣公会保持了长时期的“天然”联盟，辉格党则吸收了许多非国教会成员。英国传统政党政治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反宗教的世俗激进主义在英国未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挥作用。
英国至今仍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关系模式，圣公会的国教会地位维持了几百年。其主教制成为一种政权工具，维护教阶制度即是维护英国王权统治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对世俗化进程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国教会的形象为整个社会确立了主流信仰模式。同时，教会得以近距离与国家政权机构进行接触，从某种程度上制衡世俗的国家权力，将其纳入宗教信仰的轨道；另一方面，一些教会人士和学者认为，国教会传统实际上妨碍了圣公会的灵性发展，甚至“扼杀了教会的精神前途”[12]。圣公会数百年来得到的世俗利益和地位保障使其成为“皇帝的女儿”，具有一种优越感，无需认真考虑教会的影响力及其成员的多少问题，结果逐渐失去竞争力。而其它宗派和信仰团体无法享受这种优惠条件，因而必须在意识形态的“商品市场”上努力推销自己，以赢得一席之地。[13]另外，政教合一也意味着国家有权干预教会内部事务，比如议会控制着教会的教义和礼仪的制订修改，以及教会圣职和其他人事任命权。确保国教会地位的危险之一是沦为国家政权的附庸，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对世俗权力及其决策发挥建设性的批评作用。在一个以国家主权和利益为主导的现代世界里，代表神圣力量的教会只能处于次要和辅助的位置。
（二）宗教宽容与多元
英国有着长期宗教宽容的历史，并被认为是世界上宗教传统最多元化的国家之一。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主要关注点在政治方面，对于宗教教义的改革相对次要，因此在圣公会中保留了大量天主教成分。自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圣公会教义的特点之一是广泛的综合性、灵活性和包容性。它容纳了16世纪新教中所有重要宗派的代表思想，其教义是各宗派观点的折衷，并随历史发展和实际需要不断调整和补充。这一点有利于促进宗教宽容，但具有不稳定的特性。几经周折，新教势力最终在英国得到稳固，但圣公会内部高教会派、低教会派和广教派形成分歧，且延续至今。此外，在一系列复杂斗争中，圣公会发生分裂，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贵格会等从国教会中分离出来，被统称为“不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他们虽受到长期压制，但影响力逐渐扩大。1689年的《宽容法案》（Toleration Act）破坏了英国宗教信仰统一原则的法律基础，[14]对于罗马天主教会和非国教会在公众生活中的法律限制也分别于1828和1829年被废除，[15]二者从而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权利。英国社会逐步形成一个宗教竞争的环境。然而，这种环境侵蚀了英国基督教赖以发展的土壤，教会内部的分歧和分裂致使圣公会的领导地位被削弱。不断壮大的宗教“自由市场”扰乱了原本圣公会教区网络的和谐与稳定，信徒与教牧人员的关系发生转变，去教堂做礼拜和参加教会活动不再以牧师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取决于教区居民的兴趣和偏好。人们的选择范围扩大了，“甚至在种种根本问题上人的独立思考的自由”[16]也扩大了。每个人有信仰任何宗教、参加任何宗派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平等权利。况且，政府不再像从前那样为圣公会提供足以使其扩充力量的资金支持。它被迫成为众多信仰团体中的一个，在面对各种宗派和非宗教意识形态的压力和挑战时显得脆弱无力。
在现实社会中，圣公会既没有像罗马天主教会在某些欧洲国家那样保持无可争议的国教地位，又没能很好地适应多元社会宗教市场的竞争环境，而是处于夹缝间的尴尬局面之中。这种状态对于汹涌的世俗化浪潮所起到的只是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神学-开放-博爱
（一）新教自由主义神学的复苏
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带来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也促使人们对人性进步和历史发展持乐观态度。在19世纪西方思想领域中，体现乐观与自信的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居主流地位。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席卷西方社会的经济大萧条，摧毁了人们对繁荣向善的美好世界的幻想，使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危机神学占据了西方新教神学的统治地位。在英国，圣公会新正统神学对自由主义神学也表现出否定态度，但它并未走到某些欧陆国家神学悲观主义的极端，而是较为现实和中庸。因此，经过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的回暖，自由主义神学倾向在英国重新复苏。然而经历了战火和动荡年代的洗礼，人们已经对上帝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其思想主旨与从前截然不同。
英国圣公会主教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的《对神老实》（Honest to God）一书于1963年出版。该书的出现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持续争议。罗宾逊在书中承袭和融合了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提出的上帝应与现实社会具有生存关联、狄特里希·朋谔斐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对基督教进行“非宗教性解释”，以及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非神话化纲领”思想，[17]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父辈传统观念当中高高在上的上帝已经遭到抨击而失去了宇宙中的位置，[18]在正统的超自然信仰与当今世俗世界所能体验到的意义范畴之间存在着一条日渐扩大的鸿沟。[19]而“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力图做到诚实——对上帝诚实并且对有关上帝的事诚实。”[20]他相信，教会正受到呼召而进行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21]。如果我们对于信仰的守护只是局限于重申传统的教义学说，我们十有八九会招致失败，沦为“渺小的宗教遗迹”。因此，神学当中诸如上帝、超自然、甚至宗教等最根本的范畴都必须被重新加以铸造。[22]教会应深入此世，发现并成就上帝的事功。[23]《对神老实》一书出版后仅三年内就销售了近一百万册，只有《圣经》的销售量可与之匹敌。[24]在罗宾逊的引领之下，英国神学思想迅速转向自由主义和激进的世俗主义，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引起了“上帝之死”派神学的共鸣。
罗宾逊写作此书的本意是宣教，虽然在整本书中均未提及“宣教”一词。他表示从未怀疑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只不过质疑其不适合于时代发展的表达方式。[25]罗宾逊预料到其观点将会被严重误解，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使用的诸如“有神论的终结”和“基督教必定是超自然的吗”[26]等语汇误导了人们的思想。他对绝对超然上帝的摒弃引发了人们对最基本的基督教教义的质疑。罗宾逊认为，基督教唯一绝对的伦理就是“爱”。[27]既然世人很难把握超自然的神明，那么不如“对神老实”，由强调超然上帝的信仰转向在现实社会提倡“爱”的伦理。在20世纪60年代荡漾的自由主义氛围中，英国社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放松了对同性恋、堕胎和离婚的限制，自杀也不再属于犯罪行为。这些似乎都体现出人性化的“爱”的准则，而教会发布的相关报告对这些立法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28]但事情的发展最终证实，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违背了教会的初衷。基督教神学调整自身而使之适合于现代世界观，但其结果之一却是“逐步拆除了基督教传统的超自然主义支架”[29]。它以人类的普遍经验为基础，使神学向人类学中心转化，为宗教信仰的私人化、随意化和松散化提供了遁辞。
（二）天主教神学的自由化转向
罗马天主教会于1962至1965年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其“跟上时代”的革新精神也在英国产生了影响。它在神学方面肯定人性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放弃“教会之外无救赎”的说法，提出“普世救恩”的观念，强调教会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所体现出基督“道成肉身”的内涵，要求教会不断反省和改革，在人世间建设天国。同时，天主教会开始承认科学的价值，寻求科学与宗教信仰相协调。“梵二”会议这些提倡向世界开放，适应时代的需要对自身进行改革的思想标志着天主教会的转折，推进了包括英国天主教会在内的天主教神学自由化的转向，与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对英国世俗化起到了同方向的作用。当然，天主教会在实际操作中的自由化倾向并不像其理论上所展示的那样明显。但是，人们思想开放的闸门一旦打开，其力量便难以逆转。当教宗于1968年颁布关于生育控制问题带有保守色彩的《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通谕之后，大批英国天主教信徒甚至神父均表现出不同意见。人们在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也已与教宗的教诲大相径庭，对教宗权威的尊重大打折扣。
基督宗教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社会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法治和人权等观念的源头，而这些概念有时会被人类误用或极端地使用，以致造成现代化后期人类的困境和信仰危机，失却了超越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世俗化在英国是历史长期发展积累的产物，世俗化在英国的形成原因有很多方面，各种因素有机联系，相辅相成。当具体到某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因素会显示出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而它们相互的关联所体现出的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铸成了英国基督宗教发展的现实。
注释：
[1]Paul A. Welsby,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1945-198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98.
[2]Kenneth Medhurst and George Moyser, Church and Politics in a Secular Age, Clarendon Press,1988,p.27.
[3]G.I.T.Machin, Churches and Social Issues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Clarendon Press,1998,p.195.
[4]Hugh McLeod,“The Religious Crisis of the 1960s”,“History of Religion” Seminar,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21 October 2004.
[5]休·麦克劳：《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宗教》，见赵林、邓守成主编：《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6]Arthur Marwick, The Sixties：Cultur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1958-c.197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70.
[7]John Wolffe, ed., Religion in History：Conflict, Conversion and Coexistence, The Open University,2004,p.166.
[8]参见Grace Davie,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p.120.
[9]Linda Woodhead,“‘Because I’m Worth It’：Religion and Women’s Changing Lives in the West”,见《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2006年9月，第257页。
[10]Hugh McLeod,“The Religious Crisis of the 1960s”.
[11]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12][13]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67页。
[14]Hugh McLeod and Werner Ustorf, ed., 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82.
[15]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16][英]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17]参见John A.T.Robinson, Honest to God, SCM Press Ltd.,1963,pp.21-24.
[18]参见John A.T.Robinson, Honest to God, SCM Press Ltd.,1963,pp.13-14.
[19][22]参见John A.T.Robinson, Honest to God, SCM Press Ltd.,1963,p.8、p.7.
[20][26]参见John A.T.Robinson, Honest to God, SCM Press Ltd.,1963,p.28、p.29.
[21][25]参见John A.T.Robinson, Honest to God, SCM Press Ltd.,1963,p.27.
[23][27]参见John A.T.Robinson, Honest to God, SCM Press Ltd.,1963,p.139、p.115.
[24]Adrian Hastings, A History of English Christianity 1920-1990, SCM Press, 1991, p.536.
[28]参见Sheridan Gilley and W.J.Sheils, ed., A History of Religion in Britain： Practice and Belief from Pre-Roman Times to the Present, Blackwell Publishers,1994, p.482.
[29]Peter Berger, A Rumor of Angels：Modern Societ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Supernatural, Doubleday & Co., Inc.,1970,pp.9-10.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5期）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