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3日，我国举办了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这也揭开了我国纪念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序幕。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77年前，在我国河北正定教堂发生了荷兰籍文致和主教以及其他8位外籍教会同事为保护当地妇女儿童而被日军杀害的惨案（参见《中国民族报》2014年11月4日的相关报道），“正定教堂惨案”对研究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人道主义救援事业及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基督宗教与中国人民进步事业的3次“重大结合”
“正定教堂惨案”以及文致和主教等外籍天主教神职人员为中国人民捐躯的事迹是整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在此期间，中国基督宗教所呈现的，不仅有不畏强暴的文致和主教及其同伴、在南京大屠杀中被称为“人间地狱中的守护天使”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其中包括被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在上海建立南市难民营（饶家驹安全区）的法国神父饶家驹等著名个案，而且有不计其数、默默无闻，但同样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乃至浴血奋战的中外基督教徒的英勇事迹。从中国基督宗教史的角度来看，“正定教堂惨案”及天主教和基督教会在抗战中的人道主义救助实践，为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例。
在上世纪初到50年代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基督宗教曾先后有3次与中国人民进步事业“重大结合”，此3次“重大结合”为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第一次“重大结合”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的革命组织中，就有不少基督徒。在惠州起义和黄花岗起义中有不少基督徒献出了生命。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组织之一，最初作为武昌圣公会阅览室开办的宣教机构日知会很快发展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晚年曾总结说：“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天主教会与天主教徒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显然不及基督教，而天主教的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后才开始的，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比天主教大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重大结合”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彼时基督教会可以说与中国人民的抗战发生了更加全面和整体性的结合，成为1949年前基督宗教在中国最大的亮点之一。抗日战争为广义基督教会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认同提供了可能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来自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士们成为了与中国人民一样的受害者，而天主教和基督教会大量的、在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救亡工作也得到了广泛赞誉。
第三次“重大结合”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与前两次不同，上世纪50年代初，由吴耀宗等人发起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人士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打破原有组织系统的内部改造，不仅使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中国自主自办自养的基础上得以重建，而且使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上，中国基督宗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使基督宗教开始与西方脱钩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经此重大变局，已经完全成为中国人民的社会团体。因此，此次“重大结合”比前两次更为全面、彻底，在政治上、组织机构上和民族属性上，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已摘掉了“洋教”的帽子。
以上3次“重大结合”的历史事实有可能构成中国基督宗教史新的叙事框架。
基督宗教的“两个中国化”
对于基督宗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适应和会通，过去在宣教和学术圈子里曾有本土化、本色化、处境化等等说法，近年来“基督宗教中国化”的提法越来越普遍。但不管是本土化、本色化、处境化还是中国化，都有一个“化”字。“化”指性质和形态不断地改变，都有改造、转变甚至反客为主的含义，无论是早期的“中国基督宗教化”、“中华归主”，还是现在的“主归中华”、“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都强调归化和改造。笔者个人比较倾向于“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督宗教”这类提法。基督宗教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社会文化相融合，是人们一致公认的基督宗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会通，并不是消解或解构基督宗教，而是让基督宗教在保持原有本质和特性的基础上，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来补充和丰富吸收性、融合性和包容性极强的中华文化，这显然不是“化”字可以概括的。
如把这里的“化”字作适应、融合以及会通来解读，基督宗教中国化的提法当然是成立的。但是我们也需看到，与其他宗教一样，基督宗教包含着组织机构、教义、神学、礼仪、教规等各个层面，而各个层面“中国化”的发展程度或者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结合度是不平衡的。我们大致可以区分出教会主权或领导权等的中国化，以及教会教义、神学、礼仪、文化等的中国化两个层面，或可称之为“两个中国化”。
长期以来，基督宗教在我国社会一直被指为“洋教”，意指作为舶来宗教，基督宗教在中国水土不服，且为洋人和外国差会所实际控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乎每一次涉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运动，都有摘除“洋教”帽子的内容和目标。这便使笔者想起另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旧中国积贫积弱，百姓体质羸弱，国民体育运动成绩自然不佳。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每当开一次大型运动会，媒体就会宣称我们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黄浦江、长江、东海乃至太平洋去了。问题是这顶帽子一次次被扔过后，又被一次次重新戴上。笔者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一位老同事曾经指出过这种反复“摘帽”和“戴帽”的逻辑错误，但从中也可见改变国民和社会印象的困难。
一个教会的政治和民族属性应该是衡量该教会是否为“洋教”的具有本质性的标准，而仪式、神学、社会和文化结合度等则是重要的但非决定性的标准。正如一个国家享有的政治独立和主权是该国独立自主的根本标志一样，尽管该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对前宗主国可能还有不同程度的甚至是较长期的依赖。
在我国，基督宗教实际上需要经历上述的“两个中国化”：一是教会管理权或主权的“中国化”，这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三次“重大结合”中已经基本完成；二是基督宗教教义、神学和礼仪等的“中国化”，而这却是更为漫长和艰巨的过程。实际上，时至今日，我国不少教会信徒还在抱残守缺，言必称西方教会，甚至把西方教会也早已抛弃的一些教义教规和神学思想视为金科玉律。因此，可以这样说，虽然在教会主权和归属等政治和组织机构问题上，我们已摘掉了“洋教”帽子，但是在教义教规和神学思想上，这顶“洋教”帽子仍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中国基督宗教在教义教规、神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上要取得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还任重道远。
中国基督宗教的“两个中国化”虽然时间有先后，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中国化”即教会管理权和主权的独立，中国教会神学思考和思想独立的空间就会变得十分狭小；而如果没有神学思想上的独立自主，中国教会在行政和管理权上的独立自主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徒具虚名，当然也无法立于世界教会之林，对普世教会作出应有贡献。因此，在基本完成“第一个中国化”之后，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事工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神学思想和礼仪教规的建设或重建。这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一再中断，致使其不仅与当前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格局不相匹配，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中国教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因此，从上世纪基督宗教与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的3次“重大结合”中得到启示，紧紧抓住当前国家腾飞和民族复兴的重大机遇，实现“第二个中国化”，或者说实现中国教会前辈们一直倡导的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更紧密的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是中国基督宗教的一项重大使命。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
（来源：2015年1月13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