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伊斯兰”一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见诸于报端和网络，与之相伴随的时常是令人震惊和不解的画面。而去年以来ISIS的兴起，以及近期查理周刊等事件的发生，更是让伊斯兰成为一个到处被谈论的话题。可以说，虽然伊斯兰世界从18世纪后期以来的颓势并没有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扭转的迹象，但伊斯兰教却在个人信仰、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层面显现出更大的重要性，全球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更是以明显高于其他宗教的比例在增加。从这个意义来说，虽然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明显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处于弱势，但是伊斯兰教本身却在“复兴”。
一、伊斯兰复兴——自身的解读
就伊斯兰教本身来说，复兴（tajdid）并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概念，它乃是伊斯兰历史中固有的概念和传统。如果再进一步来看，在伊斯兰历史观中，人类的历史便是一个不断复兴理想传统的过程。因为唯一的神在创造之初，就为人类确立了完美的信仰，正道已从神降临于人，“谁遵循我的正道，谁不会迷误，也不会倒霉”。“（《古兰经》20：123）。然而，人本身是不完美的、易于迷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时常会偏离正道，因而《古兰经》中有相当篇幅的文字讲述从努哈（挪亚）、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到尔撒（耶稣）的众多先知如何四处奔走，警告那些不道德的社团、呼吁他们重返神之正道、在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的规范中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复兴神为人类所安排的信仰。和此前众多的先知一样，先知穆罕默德公元7世纪初期在阿拉伯半岛的神圣使命，并不是要创建出一个名为“伊斯兰”的新宗教，而是引领一场革新，“复兴”自人类被创造之初就被赋予的、顺服于唯一神（即“伊斯兰”）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免走向堕落、因而要不断复兴、回归理想样板的过程。
在之后伊斯兰的历史上，复兴的传统和概念不断出现。其源头不仅根植于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而且还直接存在于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教诲当中。在地位仅次于《古兰经》的穆罕默德先知言行实录——《圣训》当中，有一则记载直接说到“真主会在每个世纪之初给这个乌玛（umma，指穆斯林社团）派遣一人，他将复兴乌玛的信仰。”因而，穆斯林相信，在历史上每百年会出现一个小复兴者，每千年则有一个大复兴者。复兴的目标，就是回复到原初的理想状态。而原初的样板，从经典角度来讲是唯一神在创造之初就为人类确立的，但是从现实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具体表现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建立的种种规范之中。
在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每逢纷争和衰落之时，就会有伊斯兰宗教学者和宗教运动起来号召穆斯林社团回到原初的信仰和实践方式。这些复兴的号召和运动大多是符合伊斯兰主流教义传统的，偶尔也有一些会采取较为极端的形式。但是不论如何，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尽管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是所有复兴要得到认可、受到尊重的根本原则就是：复兴的目标不是为了新设，而是向理想样板的回归，回归到《古兰经》和《圣训》所揭示的理想模式中去，任何在《古兰经》和《圣训》当中找不到依据的做法——即所谓创新、或称标新立异（bidah），都被认为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复兴蕴含着以下前提。首先，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和指导的正义社团已经拥有各种规范；其次，复兴是要去除那些渗透和侵蚀社团生活的外来（往往指非伊斯兰的）历史附生物或是无根据的创新；再次，复兴往往意味着对既定的机构、特别是体制化宗教机构对伊斯兰教的解释的批判。[1]在这一前提之下，不论是伊斯兰教历史上身为教义学家、被誉为千年复兴者的安萨里，还是18世纪以来阿拉伯半岛的瓦哈布、南亚的瓦利乌拉，都宣称有权重新对当时伊斯兰教内部的某些要素进行革新，以更加符合传统的方式予以重新诠释，进而净化和振兴所处的社会。当然，重新诠释的目的不是为了应和新观念，而是回到或是重新采用独一无二的、本质上整全性的伊斯兰，正如同在启示中所反映的那样。
从伊斯兰教历史上来看，能够被称之为“复兴者”（mujaddid）的，往往是在当时享有盛誉的宗教学者，因其在宗教思想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赞誉。但是自18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伊斯兰世界整体性的衰弱以及西方势力在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扩张，复兴出现了新的高潮，并显现出与以往历史上不同的分化。面对当时穆斯林社会的衰落和停滞，要如何实现复兴，当时的穆斯林思想家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赛莱菲”（salafiyah）主义的思路，其典型代表为19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主义。这种思想认为在各种危险的“创新”之下，伊斯兰信仰岌岌可危，要净化宗教行为和思想、摆脱所有的非伊斯兰因素，才可以免遭神的谴怒，使穆斯林社团得到拯救。而净化宗教思想和行为的路径，就是理想化地完全遵循赛莱夫（salaf，即穆斯林先辈，一般指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门人弟子、再传弟子三代期间的穆斯林）的信仰和生活模式。这种主张并不强调当时穆斯林已经切实面对的与西方的竞争关系，而是认为穆斯林社会衰落的原因就在于背离了神为人指引的正道、背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榜样，效仿前三代的理想模式，才是实现复兴的根本之道。
第二种复兴方案就是日后被称为伊斯兰现代主义、或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思路，其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等身为非宗教人士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对穆斯林社会面临的衰落和停滞深有感触，对穆斯林社会相比于欧洲的落后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复兴是穆斯林社会对欧洲挑战所做的一种必然回应。但是，他们并不认可当时的东方学家们对伊斯兰世界所持有的一些固化认识。他们坚信伊斯兰与理性、与科学都是相容的，就是欧洲现时之进步也是此前受益于伊斯兰文明的结果。
如果说改革主义者和赛莱菲主义有一点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都同样坚持伊斯兰教是完美的信仰，本身没有任何缺陷，因而复兴之道不可能是外源性的，而是必须从伊斯兰教内部来获取。不过，改革主义者认为现时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者完全依赖于对宗教经典的过时解释，因而伊斯兰复兴的关键在于摆脱那些固守陈规、固步自封、崇尚效仿的宗教人士。复兴，就是要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对经典的解释、并进行再解释，因为伊斯兰教本身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创造性，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社会。
二、伊斯兰复兴——穆斯林之外的认识
但是，今天人们通常观念中的“伊斯兰复兴”，并没有上述这样漫长的历史和背景。我们在中文语境中所说的伊斯兰“复兴”，大概对应于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常用到的Islamic renewal或是Islamic revival。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它指的是伊斯兰社会在个人信仰、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层面日益强调和重视伊斯兰文化传统，由此导致伊斯兰在精神信仰、社会生活、国家政治、对外政策等领域的全面复兴[2]。将其视为一场范围宏大的社会运动的话，大概始于上世纪60年代，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发展至高峰，至今仍未平息。
与此同时，在一些非穆斯林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复兴”就等同于伊斯兰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因此被冠以“政治伊斯兰”、“伊斯兰主义（Islamism）”、“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等不同称谓。而用在描述伊斯兰世界的思想主张时，本身适用于所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也被狭义化理解，其中包含的对政府和政治态度的复杂性和巨大差异都被忽略，仅强调宗教应该积极参与政治、统摄政治的那些主张。总的来说，伊斯兰复兴被理解为20世纪世俗化潮流之下的一种反向运动，它强调伊斯兰对社会全方位的作用，具有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的特点，同时在政治上要求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最终实现神在人间的意志等特点。[3]
在这一认识之下，伊斯兰复兴就是继20世纪盛行于中东地区的各种版本的民族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之后兴起的另外一场运动，它不仅强调传统宗教概念、宗教形式、宗教感情、宗教价值观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更强调其在政治领域的作用。这一认识在西方学术研究的成果中有着非常典型的反映。在一本名为《伊斯兰复兴先锋》的著作中，当代西方最为知名的一些中东研究专家和伊斯兰研究者对近现代以来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其中涉及早期的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等人物，但是占分量更多的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伊斯兰促进会的创建者、印巴分治之后巴基斯坦知名的反对派领袖毛杜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黎巴嫩什叶派权利运动领袖、“阿迈勒”运动创建人穆萨·萨德尔、伊拉克什叶派宗教政治领袖巴基尔·萨德尔等，在中东政治领域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人物。[4]
在这种理解之下，当代伊斯兰复兴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1979年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现代伊朗建立后50多年里，前后两任国王都致力于建立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而且，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趋势似乎已经势不可挡。就在人们认为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潮流已经、或终将主宰世界，宗教的影响将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拥有中东地区最好的武器、庞大的军队、巨额石油收入，被美国视为海湾宪兵的伊朗政府，被一场以宗教为旗帜、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士兵的革命推翻了。这是一场从世俗到宗教的革命，它不同于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频频出现的各种政变，更与西方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推断完全相悖。革命及其后继影响无疑震撼了世界，因为它激起的巨大希望和热情，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伯纳德·刘易斯甚至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同样重要。[5]一时间，伊斯兰复兴成为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讨论的热点话题，对当代伊斯兰问题的研究，几成当时之显学。
戴着缠头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取代了一贯西方做派的巴列维国王，成为伊朗政局的实际掌控者。之后霍梅尼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举措点燃了沙特什叶派聚居的东部产油省的起义，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也紧随其后。所谓伊斯兰复兴的大火在迅速蔓延。虽然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复兴的主张以7世纪前期的社会为样板，这是不理性和退步主义的表现，但是在中东更为现代化、西方导向的国家，比如埃及、黎巴嫩等国，都相继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反世俗化运动。许多穆斯林更加严守教规，强调伊斯兰的宗教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在公共领域，伊斯兰作为世俗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惨败的替代性选择出现。从埃及、苏丹、利比亚一直到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还有改革运动和反对派运动，都诉诸于伊斯兰的符号、修辞和理想，以便使自身合法化并动员民众、获取支持”[6]。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引发了不同的反应和思考。一些学者把这一社会运动视为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的一次磨合和相互适应。著名的伊斯兰社会史学家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就认为，伊斯兰复兴是对权力集中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现代性环境的回应，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文化表达。对伊斯兰价值的强调并不是要回归到某个特定的昔日时光，而是通过对伊斯兰基本原则的再强调来应对当代问题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这场复兴与18到19世纪穆斯林世界面临自身衰落和欧洲殖民主义入侵双重挑战时所作出的回应，是类似且连贯的，具有一样的历史范式。[7]
但他所没有提及的是，西方社会对此次“复兴”和18、19世纪“复兴”的反应有着显著的差异。在一百多年之前的那场复兴中，西方看到的是觊觎已久的“东方遗产”终将有机会去分割，还有穆斯林世界希望效仿西方的迫切愿望。而这次复兴引发的不仅仅是最初的震惊，继而出现的更是对伊斯兰教整体性的恐惧。尤其是对所谓“激进的革命伊斯兰”的恐惧，担心它对中东地区世俗化趋势的反转、担心它对阿拉伯政权的稳定、美国的石油获取、以色列的安全、巴以和平带来的威胁。1981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被穆斯林兄弟会一个激进分支潜伏在军队中的成员在阅兵式上刺杀，这更是被视为“伊斯兰威胁”扩大的证据。因此，在提到伊斯兰复兴的时候，更为普遍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概念，相反，在“复兴”这样正面的词语之下暗含着质疑和否定。与伊斯兰复兴、伊斯兰复兴运动相伴而来的，恰恰是伊斯兰威胁论的兴起。
三、21世纪的复兴？
到了20世纪末期，曾引人瞩目的伊朗革命模式的复兴并没有产生预期中的后果，“伊斯兰复兴”渐渐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但近年来，媒体上关于“伊斯兰复兴”的呼声又起，这实际上源于两个变化。一是伊斯兰传统核心区域的西亚北非政治变动，引发宗教因素成为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另一个是在欧洲一些传统上伊斯兰教影响极小的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伊斯兰教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不断显现。
自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20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受到重创。虽然有人曾预测这是中东各国力量分化和整合的序幕，但是在序幕拉开之后，我们看到是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新的时代远未到来。在这种无序状态下，教派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因素都开始对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在这一背景之下，以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改革主义思路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思路虽然自19世纪以来持续存在，今天也依然有穆斯林思想家为此大声疾呼，但是在现实层面却影响甚小。试图以改良主义的方式在固守启示的经典和适应现代变动的世界之间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至少在目前的伊斯兰世界是没有现实出路的。相反，政治混乱和社会无序使得伊斯兰思想激进化的潮流非常明显，也为极端主义组织的滋生和蔓延铺垫了沃土。宗教经典当中一些词句被断章取义、一些陈规陋习被生硬复活。伊斯兰教不断为各种激进和极端力量所利用和绑架，随之而来的极端主义行为的表现也日趋增多。像“博科圣地”、ISIS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不论其做法多么惊世骇俗，但是无法否认其成员自认的穆斯林身份，无法无视其政治动员和招募过程中动用的宗教因素。伊斯兰教由此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异己，在令人警惕的他者形象上越走越远。所谓“温和的大多数”并没有发出、或说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对西方世界来说，上世纪中后期的伊斯兰复兴带来的更多是惯有政治逻辑被悖逆后的震惊和不解。到了今天，所谓“复兴”却已与其自身的命运休戚相关。伊斯兰教近几十年中在全球发展迅速，无论是在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国，伊斯兰教信仰者的人数都在快速增长。根据美国皮尤调查公司“绘制全球穆斯林人口地图”项目的数据，2009年穆斯林人口已有16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全球有57个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为穆斯林（即所谓“穆斯林多数国家”）。在传统上没有穆斯林人口、或者是穆斯林人口比例极小的多个欧洲国家里，伊斯兰教都已经成为基督教之后的第二大信仰。
对欧洲人来说，伊斯兰复兴已经不单纯是发生在遥远的东方世界各个穆斯林国家中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而是自身的切身体验。不仅仅是不同的信仰、肤色和语言，还有与欧洲人生活方式大相径庭穆斯林生活方式。加上伊斯兰教内部一些较为激进的力量不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对原居住区居民的生活习惯提出非议和干涉，让欧洲人对所谓多元化的社会前景充满了忧虑。在一些穆斯林移民尚苦苦寻找与新社会环境的相处之道的同时，欧洲人更担心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激进主义会波及自己的国家，担心穆斯林移民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影响会改变自己原本种族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社会，担心穆斯林会横扫欧洲，把伦敦变成“伦敦斯坦”（Londonistan）[8]，把欧洲改造成“欧拉比亚”（Eurabia）[9]。对不少欧洲人来说，身边的“伊斯兰复兴”直接引发的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整体性的负面认识，是闻伊斯兰和穆斯林就色变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
西方世界的伊斯兰恐惧症背后有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欧洲需要穆斯林世界和外来劳力维持现有社会经济秩序，但本身的低生育率和社会福利体系已然面临挑战。有句阿拉伯语谚语说：“骆驼一倒地，刀子就来了”。在19世纪的复兴中，伊斯兰世界似乎是头倒地的骆驼，竭力想要重新站立。而今天的欧洲，似乎恐惧自己就要变成那倒地的骆驼，人数渐多的穆斯林及其影响，已经成了他们所忧心的那把刀子。
四、谁之复兴？何种复兴？
对西方来说，目前伊斯兰在各个领域内影响的增大很可能是对自身的威胁。但是，即便从穆斯林自身的角度来说，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种种热点话题也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实际上，抛开快速增加的信仰者人数，伊斯兰世界无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整体上处于颓势。要摆脱18世纪后期以来不同地区的穆斯林所面对的困境、走向真正的发展，似乎还非常遥远。而且以何种方式来达成复兴、达成谁定义的复兴，这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当然，无论是希望以清教主义来净化社会和信仰的赛莱菲派，主张根据时代需要对经典进行重新诠释的现代主义者，还是那些以偏狭刻板的做法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极端派，都承认应该以早期传统为样板来达成某种复兴。这一样板的主要依据就是《古兰经》和先知圣训。但是，是摘取其中的片段来作为生活的样板，按照穆罕默德时代的方式去吃饭穿衣做买卖，还是在更高层次上领会穆罕默德行为中所蕴含的关于公平、仁爱、宽恕等诸多美德、以此作为信仰和生活的指导？是效仿早期穆斯林社团在遭受不信道者迫害时的宽容忍耐，还是强调与麦加人战斗时的杀伐决断？对待不信仰者，是仅仅看到《古兰经》里说的“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那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还是同样看到此段经文前面的一句：“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古兰经》2：190），因而明白只有被进攻时才能进行防御性的抵抗？在类似这些问题上，全球16亿穆斯林中恐怕没有统一的意见。
尽管作为穆斯林世界宗教权威机构的埃及教法判令机构近日发表声明，认为“年轻人中激进与极端思想的产生原因，主要是他们个人以闭门造车的方式，未加甄别地阅读和学习了一些宗教书籍，或者从一些宗教学识浅薄之人的身上获取宗教知识”，呼吁“年轻人对宗教知识的学习和获取务必追根溯源，并按照系统而严谨的教学大纲，在可靠的学者和教授的调教下虚心求学，细心掌握得以完成”。但是自近代的复兴运动以来，宗教学者作为宗教经典权威解释者的垄断性地位已经受到冲击，能够解释经典、成为复兴运动先锋的，不再只是此前历史上的诸多宗教学者。信仰者内部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日渐多样是不争的事实。这既为更为开放和宽容的解释留下了空间，自然也让狭隘和极端的解释大有作为。
因此，在今天穆斯林世界多种多样的声音中，我们会看到有人认为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只能是一个以宗教的内在信仰和普世精神为基础的国家，而不是强调教法学著作中的条条框框、仅仅规约外在行为的国家。还有人提出只有让宗教与国家实现机构性的分离、达成国家的宗教中立，才能让沙里亚在穆斯林的生活和伊斯兰社会中发挥积极和启发性作用。[10]有人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实现自身所在国家的伊斯兰化是复兴的必由之途，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只有打破现有国际体系、建立全球穆斯林统一的哈里发国家，才是唯一合法和理想的伊斯兰政体。同样，有人认为任何以国家名义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做法，都与伊斯兰的真精神相悖，因而不可能凭借这一方式建成真正的伊斯兰国家；还有人提出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实施沙里亚的原则是一种危险的政治潮流，这不仅与沙里亚的本质相矛盾，也与国家的本质相矛盾[11]。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只有全面强制执行伊斯兰教法才是实现真主在大地上的统治的唯一路径。
虽然从解放党到ISIS之类的组织都提出了建立宏伟的全球统一哈里发国家的设想，并以实际行动对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提出了挑战，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中以国家的形式恢复早已没有明确地理范围的穆斯林乌玛，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哈里发国家，以宗教来统摄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无疑于痴人说梦。这冲击的不仅仅是全球上百个非伊斯兰国家组成的政治格局，冲击的更是50多个以穆斯林人口为多数的国家，冲击的是全球十多亿穆斯林当中，并不甘愿按照这些人的样板来生活的那些穆斯林。
复兴意味着从低谷中的上升，意味着衰落之后的再次兴盛。西方所言的伊斯兰复兴，更多恐怕是对自身衰落的一种恐惧。而从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来看，经历了20世纪中期世俗化的潮流之后，确实有更多人采取了更加符合伊斯兰价值观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是否是真正的复兴？又是谁的复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作为传统伊斯兰教核心区域的西亚北非政治无序、经济凋敝、冲突频繁、民生艰辛。在摆脱了近代历史上几个伊斯兰帝国的束缚之后，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现代伊斯兰民族国家，不断地碎片化。政治上的乱局让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流离失所，却给了宗教极端主义力量前所未有的表演场。对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要追求今生和来世的吉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似乎还很遥远。
注释：
[1]John L. Esposito, The Future of Islam, p.9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金宜久：《当代伊斯兰教》，第212-218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
[3]赵国忠、刘靖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在中东的政治前途》，《西亚非洲》1992年第2期。
[4]Ali Rahnema，Pioneers of Islamic Revival, Zed Books, 1994.
[5]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p.18,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4.
[6]John L. Esposito, The Future of Islam, p.5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Ira M. Lapidus, “Islamic Revival and Modernity: The Contemporary Movement and the Historical Paradigm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40, No.4(1997).
[8]Melanie Phillips,“A Friendly Warning”，National Review Online,2006年5月8日,http：//article.nationalreview.com/?q?，MTAxMWIxMGFmNDExYzBhNjFkMWExNGJiODAw NDhjODU?.
[9]Jamie Glazov, “Interview with Bat Ye’or, Author of Eurabia：The Euro-Arab Axis”，FrontPage, 2004年9月21日, http：//www.frontpagemag.com/readArticle.aspx?ARTID?11429.
[10]可参见Abdulkarim Soroush, Reason,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Is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及Abdullhahi A. An-Na’im，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1]Abdullhahi A. An-Na’im,“A theory of Islam, state and society”, New Directions in Islamic Thought, pp.145-163, ed. By Kari Vogt, I. B. Tauris, 2009.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
（来源：《文化纵横》2015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