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22年至1928年间的前后两次“非基运动”，是中国人在反对外国入侵和外国传教士对教会权力的控制方面所发生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觉醒，其目标和宗旨是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两次“非基运动”有效地推动和加速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适应化和本土化过程。

上世纪20年代（1922年-1928年），中国爆发了两次大的抵制、反对基督宗教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史称“非基运动”。第一次运动以1922年3月至8月为限，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为焦点，迅即扩展为全国范围内对于基督宗教和宗教的讨论、排斥与抨击。但此次活动多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和青年学生当中，未能酿成全民性行为。第二次以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学潮为上限，以“北伐”结束、全国统一为下限，反对帝国主义、呼吁收回“教育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其对教会的冲击由单纯思想上的批判与指责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局部地区甚至爆发了小范围的暴力冲突。

这两次”非基运动”对于在华基督宗教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其对传教事业、教会声誉、教会财产、教会教育、教会慈善活动，以及对传教士的固有传教路线、传教活动的冲击和震荡不可谓不巨大。与此同时，其积极层面也同样引人注目。对于基督新教而言，“非基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教会的本色化进程；而对于天主教会，由于该进程早在第一任宗座代表刚恒毅到达中国之前，就已由教宗本笃十五世借《夫至大》牧函开宗明义地提出，因此，“非基运动”只不过促使外国传教士更加积极主动地遵循该牧函的精神，贯彻本土化的路线。

第一次“非基运动”期间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因应的差异

面对第一次“非基运动”，基督新教各派从教会领袖、信徒个人乃至整个教会，均表现出相当的关注和反应。其中，尤以北京“证道团”及其刊物《生命月刊》、基督新教青年会及其刊物《青年进步》，以及浸信会及其刊物《真光杂志》的反应和反击最为引人注目。若按其回应的表现和态度来看，则又大致分为两类：“我行我素派”与“护教派”，而后者又可细分为“保守派”和“开明派”。

“我行我素派”即对各类“非基运动”采取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照例我行我素，采取精神和心理上的冷冻处理。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4月22日的社论就主张将“完全漠视”奉为对付“非基运动”的最好手段。

与此相反，“护教派”则从保守和开明、反击和反思两个截然相反的角度同“非基运动”各派积极对垒，公开对话。前者如广州基督徒张亦镜，由其所主编的《真光杂志》曾对“非基运动”中种种非难、攻击基督教的言论针锋相对、逐条辩驳，其表述言辞激烈，目的纯为教会辩护，容不得半点批评，对教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却鲜少反省和讨论。

与保守派不同，开明派基督徒如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和赵紫宸、长沙青年会的领袖徐庆誉等人，则以《生命月刊》《青年进步》等基督教刊物为言论平台，对“非基运动”针对教会的种种批判，以理性的态度予以认真研究和反思，而非简单的情绪性反弹。

而整个教会界针对“非基运动”予以积极回应的标志性事件，则是1922年5月2日至11日于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此次大会因参加人数为历次基督教大会之最（共1025位与会代表）、与会中国代表为历次之最（中国代表人数过半，计568位），而被称为中国基督新教历史上的一次盛事。此外，此次大会以“中国教会”为主题，凸显中国本土教会的作用和地位。在会议内容和成果方面，大会重点讨论如何应对中国民族觉醒问题，并首次明确提出“本色教会”的口号，改“中华续行委员会”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表体现本色化精神的《教会宣言》。

作为对教会本色化讨论的深化，1923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本色教会委员会，并从3个方面明确了“本色教会”之意义：使基督教更适合于中国国情与具体环境；扶助中国基督徒，使其逐渐了解个人及共同之责任；以本国之贡献献于上帝，增厚基督徒生命，扩大基督教之效用。

作为基督教会的著名神学家、宗教教育家和宗教界开明人士，赵紫宸的态度和表现在基督新教界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赵紫宸曾先后作为第11次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和全国基督教大会的与会代表，两度参与和经历了1922年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两件大事，并对第一次“非基运动”予以了积极回应和理性反思。作为护教派中开明人士的代表，赵紫宸致力于积极推动教会改革及本色化进程，并重点针对教会教育和教会领袖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天主教会在第一次的“非基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相当微弱。事实上，天主教会虽然对参与中国的一般社会运动颇为保守，其对第一次“非基运动”的反应也至为冷漠和沉默。但是，还是有少数教会中的敏锐之士对此加以关注。如直隶献县法籍耶稣会士、著名汉学家戴遂良，就曾针对第一次“非基运动”前后的辩论、攻击，以及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关注和思考。戴遂良敏锐地指出，何以素来宽宏大量的中华民族，对于佛教、景教、喇嘛教不无耐心，而对于基督宗教却极尽谴责之事？原因在于前者富于适应精神，努力推行中国化。而基督宗教却素无妥协，也无意适应中国的本地文化。因此，其被视为外来宗教，而不为人接受，就易于理解了。

除了戴遂良，第一次“非基运动”前后，天主教内部敏锐关注和努力回应的声音可谓寥若晨星。虽然早在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就发表了《夫至大》牧函，内中明确提出了加快中国传教区的“本地化”进程、培养本地神职、祝圣本地主教等指示。但是，由于天主教相比基督新教远为滞后的本土教会人才培养计划，天主教对第一次“非基运动”的漠不关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1922年抵达中国。对于第一次“非基运动”，刚恒毅感受到其强大的冲击力。在他看来，自己不仅要关注在华天主教各代牧主教和传教士的思想，还要留意民国肇始以来的种种思想潮流。较之政坛风云，暗流涌动的种种思潮更让刚恒毅感兴趣。

第二次“非基运动”期间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因应的差异

第二波“非基运动”针对基督宗教的攻击集中在收回教会教育权，以及基督宗教与帝国主义的血缘关系上。因此，基督新教对此非难的回应也多从此角度展开。

在针对教外人士给予教会教育的批评以及呼吁收回教会教育权方面，教会方面的声音既有反对也有赞同。前者如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等，站在护教的立场，明确反对1924年10月全国各省教育联合会有关《取缔教会学校教授宗教》的决议案。后者如汪弼廷、董健吾、刘廷芳等，则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在“非基运动”的种种非难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加以改进。

除这些个人的回应外，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等机构也从教会组织的角度，对收回教会教育权和批评教会教育方面进行了回应。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从全国到各省区，分别成立了专门的注册委员会，全国性委员会以教育会副总干事程湘帆为委员长，青年会会长余日章、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刘廷芳博士等人为委员，负责立案注册事宜。此外，作为教会本色化运动的一部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还于1925年3月创办了《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的中文版。

该刊藉创刊号表明了其目标所在：“贯彻基督教教育之中国化；发挥基督化教育之真精神；宣布科学的各种教育方法；交通中西各派教育意见”。

此后，围绕着该刊的创刊词，基督新教界的中西教育家们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达成一些根本原则，并以宣言的方式向外界公布了《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宣言》。其主旨为：基督教学校乃私立学校，为公立学校之有益补充；基督教学校有利于国家的教育进步；基督教学校教授宗教为宪法所保障之自由；基督教学校作为私立学校应向政府部门注册；基督教学校与爱国主义无冲突；基督教学校应中国化，并逐渐交由本国信徒管理；基督教学校独立于不平等条约之外。

总体而言，《宣言》积极回应了“非基运动”对于收回教会教育权的要求和对于教会教育的非难。

此外，针对“非基运动”指责“基督教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之说，教会方面的回应颇为寥寥。其中，招观海的《帝国主义和基督教会》、彭锦章的《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二文颇有代表性。两人均从护教的角度维护教会的名声，并谴责帝国主义利用基督宗教的事实。

针对“非基运动”的抨击和非难，基督新教继续和深化了此前就已开始的教会本色化问题的讨论。

在第二次“非基运动”中，赵紫宸有着对“非基运动”剀切的认识：“所谓非基运动，取缔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排击基督教的迷信等等运动，无一不带极浓厚的政治色彩，无一不藉政治的势力来与基督教及教会相周旋。”但是，赵紫宸并不因此而在心理上排斥或敌视“非基运动”。作为教会中的开明派，他更多地是本着孔子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的开放和自省心态，来反思“非基运动”给予基督新教的积极影响。他说：“教会是制度，宗教是生活；教会制度有与一国政治离立的必要，宗教生活则必须与一国人民全部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一判断既是对当时基督宗教无法脱离时代潮流而独立存在的体认，也是对教会内部保守派人士的委婉批评。

作为一个高度集权和具有教阶制度的教会，天主教会针对第二次“非基运动”的态度在教廷和普通在华传教士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整个中国大地上涌动的反帝运动和民族主义浪潮，极大地震动了天主教在华外国传教士们。教廷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士当中的某些开明人士，对中国此段时间内所产生的抵制基督宗教运动和批判其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首先，作为天主教会的最高精神首脑，教宗庇护十一世在“五卅”、“汉口”等惨案发生后，对惨案受害者报以极大的同情态度，这一点与很多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搪塞支吾和回避态度恰成鲜明对照。

其次，在1925年12月全国学联第七次大会上所倡议发动的“反基督教周”期间，天主教的宗座代牧们虽然为各自的传教区担惊受怕，连宗座代表刚恒毅也为各大城市的圣诞节反宗教示威深感焦虑，但是，整个在华天主教会却始终保持了镇静的态度，接受了动荡的局势所带来的心理煎熬，而没有要求西方列强出面干预。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方面，与当时大多数新教教会学校在“立案”问题上的对抗、抵制、讨价还价不同，天主教主办的3所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和北平辅仁大学，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两次“立案”都抱以相当积极、主动的态度。

而在本地化的教会建设方面，天主教在此期间最大的一项成就乃是1926年10月28日，即“耶稣君王节”，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堂亲自为6位中国籍主教祝圣。这也是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1685年被祝圣后，200多年来的第一批中国籍主教。这一举措在教会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开启了教职人员本土化的序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来源：2016年10月18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