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垣、陈寅恪、梁启超、汤用彤、胡适等学人及其宗教研究著述作为现代中国宗教学形成标志的话,那么,我国宗教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路程。他们作为我国宗教学的第一代学者,以现代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对我国传统宗教的研究,从而与晚清及此前在教言教、阐教护教的传统宗派著述区隔开来,为我国宗教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由此我国拥有了第一家宗教研究的专业机构。1977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了稳定而系统的宗教研究工作。随后,一批高等院校和省市社会科学院相继组建其宗教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于是一个新的学者群体和新的学科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迅速崛起,我国宗教学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综观我国宗教学近5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一方面作为现代学科的宗教学是发源于西方的,因此,对西方宗教学著作、学说、理论、观点的译介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充分发挥学术专长,逐渐形成了我国宗教学的特色,即理论与史料并重,强调研究方法和考证功底。既有对宗教现象的整体把握和通史展示,也有对各宗教具体问题的深入剖析和考证论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学的发展高度重视。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第三个特点即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时,强调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提到11个学科,第10个即是宗教学。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把宗教学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为我国宗教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学与宗教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和我国宗教学近50多年来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作为宗教学工作者,承担着新使命,也应该有新作为。

第一,在研究中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研究工作。具体到宗教学领域,我们一定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把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具体宗教问题的研究中去。

第二,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学理性和系统性的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宗教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宗教问题的理论政策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重要论断和重要观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问题的重要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进行新的提炼与概括。

第三,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研究领域。回顾我国宗教学的当代发展史会发现,我国第一家宗教研究专业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组建背景是：中央有关部门向中央呈交报告,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毛泽东同志在批阅这份报告后,认为除了要在中国科学院新设立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还需要设立“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一本“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这方面的刊物”。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宗教研究之所以重要：一是“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心目中,宗教研究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1964年至1978年,一方面,国内宗教学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这从初创时期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部门设置上可以得到印证。另一方面,中国宗教研究的侧重点是宗教历史与哲学,彼时的现实宗教问题是宗教学者们需要回避的,或者说不在宗教学的研究范围内。自1978年迄今已40年,在这40年中我国宗教学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宗教学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和扩大,除了以前一直比较重视的宗教哲学、宗教史学,宗教语言学、宗教文献学、宗教文学、宗教艺术学、宗教音乐学等宗教人文学科也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学科意识不断增强；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政治学、宗教教育学等宗教社会科学的研究逐渐得到开拓和建立。其二,在宗教学基础研究领域,由于新材料、新文献的不断发掘和发现,西方宗教学著作的逐步引进以及与西方宗教学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宗教学研究视角实现转换和更新,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第四,在继续抓好基础研究的同时,着力加强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新要求,宗教学也不例外。国内宗教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一直侧重于对世界宗教和中国宗教的历史与哲学研究。换句话说,宗教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人文学科,而对宗教现实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在宗教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一直没有太大进展。如今,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无论是为了我国宗教学的全面发展,还是为国家宗教事业的健康发展计,作为宗教学者,我们都责无旁贷。

我国宗教学在新时代应调整方向,在坚持做好基础即宗教人文学科研究的同时,高度重视应用研究即宗教社会科学研究,促进宗教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发展,在新时代实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2018年9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