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简单介绍法土拉·葛兰的生平事略的基础上，梳理了葛兰在宗教与世俗、苏非主义、教育、伦理、宗教对话等方面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想主张，最后分析了他的思想在东南亚的传播、发展、影响以及2016年土耳其7·16军人政变事件后东南亚地区葛兰追随者的社会处境。
[关键词]：法土拉·葛兰；伊斯兰思想；东南亚
法土拉·葛兰（亦译费特胡拉·居伦）是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苏非导师、哲学家、教育家、诗人，他立足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思想状况，对传统的伊斯兰思想进行现代化的诠释和分析，在凯末尔主义影响深远的土耳其逐渐崭露头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对宗教的限制有所放松，客观上促进了葛兰及思想的传播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葛兰的思想逐渐冲出土耳其，在中亚、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有了一定的传播和发展，一跃成为跨国的伊斯兰运动。然而，葛兰思想自从产生以来，不断受到凯末尔主义者的批评与攻击，葛兰也在土耳其多次的军事政变后受到限制和指控，从中彰显出近现代以来土耳其国内世俗主义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博弈。2016年7月16日凌晨，土耳其发生军人政变事后，总统埃尔多安指责法土拉·葛兰策划和指挥了此次政变，并将葛兰及其组织定为恐怖组织，自此葛兰及其思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一、法土拉·葛兰生平事略
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ulen）1941年出生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埃尔祖鲁姆（Erzurum）省的一个村庄。他的人生经历可大致分为六个阶段：
1.1941-1958年：启蒙教育
据葛兰自述，他早年跟随父母接受伊斯兰教启蒙教育，父亲是一座清真寺的伊玛目，教授他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门弟子的事略，母亲教授他《古兰经》诵读。及长，师从当地的奈格什班迪教团和卡迪里教团导师，学习苏非主义，并在各地清真寺、经学院学习阿拉伯语、教义学、教法学。[1]1957-1958年间，他阅读土耳其著名穆斯林学者赛义德·努尔西的著作《光明信札》，受其思想影响很大。[2]
2.1959-1971年：伊玛目和努尔西的追随者
1959年，经当地国家机关的考核认定，葛兰被任命为埃迪尔内一座清真寺的伊玛目。1962年服兵役一年，1964年继续担任伊玛目。1965年，他担任克尔克拉雷利一座清真寺的伊玛目。半年后，他被任命为伊兹密尔一个《古兰经》学校的负责人，向学生教授伊斯兰教基础知识。此后开始宣传“希兹美特”（Hizmet，服务人类，以取悦真主）思想。[3]
3.1971-1980年：寻求自治、批评无序状态
1971年，葛兰被指控批评凯末尔主义以及世俗国家的本质，被判入狱7个月，出狱后继续担任伊玛目。1975-1976年间，他在安纳托利亚各地发表关于《古兰经》与科学、达尔文主义、伊斯兰历史上的黄金一代、社会正义等主题的演讲。随后，葛兰于1976年担任博尔诺瓦的伊玛目，长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先后访问柏林、汉堡、汉诺威、慕尼黑等地。20世纪70年代的土耳其左翼（亲苏）和右翼（亲美）青年运动冲突加剧，他支持中间偏右政党，引发其它党派的批评。1979年，为了阻止土耳其社会青年的分化，他创办杂志，提出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法。[4]1980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后，他选择支持政变领袖。
4.1980-1999年：葛兰运动的兴起
土耳其政变后，总理厄扎尔实施宽松的宗教政策，允许民间办学，第一批葛兰学校正式建立。在此后的十数年中，葛兰模式的学校不仅在土耳其广泛建立，还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亚地区、巴尔干地区、东南亚地区、俄罗斯等。1992年、1997年，葛兰两次造访美国。1997年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政变领袖自称接受凯末尔的衣钵，以防止伊斯兰主义者接管国家。葛兰运动因此遭到猛烈攻击。
5.1999-2013年：被迫流亡
军方政变后，新政府限制宗教教育，限制新建清真寺，将在高校佩戴头巾列为非法。1999年土耳其举行大选后，葛兰及其追随者倾向支持新的世俗政府。同年，在各种舆论的压力下，葛兰被迫流亡美国。2003年，繁荣党改组发展与正义党，其领袖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理，新政府对伊斯兰教的限制有所松动，葛兰的思想和理念再次得到发展。
6.2013至今：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
2013年6月，土耳其发生加济公园抗议事件，葛兰批评埃尔多安政府对抗议者的镇压，而埃尔多安暗批葛兰运动是抗议事件的幕后指使。2013年11月，埃尔多安宣布关闭全国的私立备考学校，激起了葛兰支持者的强烈反弹。埃尔多安开始清洗司法、安全系统内部的葛兰的支持者。[5]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后，总统埃尔多安指责侨居美国的葛兰是政变策划者，并以恐怖主义罪名对葛兰发出逮捕令，要求美国移交葛兰，但遭到后者拒绝。
二、葛兰的伊斯兰思想
葛兰的著述多达60余部，其中不少著述已被译成英文、德文、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文等外语。[6]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和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
首先，调整神圣与世俗的关系。葛兰认为宗教与世俗的分离，并辐射于社会生活中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完全革除宗教。葛兰指出，土耳其世俗化的政治精英们对宗教的陈旧看法以及伊斯兰教基本知识的匮乏导致他们对伊斯兰教产生偏见，甚至惧怕宗教。葛兰指出伊斯兰教与世俗国家是可以共存的，在他看来，早在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穆斯林学者已经采用世俗的观点演绎教法，制定法律和制度，以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挑战。在当今时代，更应该继承早期历史的传统，妥善处理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
其次，调整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近代以来，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不可调和的。葛兰认为，宗教与科学不仅能够兼容，而且互相补充，宗教与科学可以看作是同一真理的两个方面。科学是理解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以及造物主启示给人类神圣律法的工具，科学意味着人类应当全力地理解造物主的目的。对此他特别批评了土耳其社会的三种群体，第一种群体是世俗主义者，他们以科学的名义批评宗教。第二种群体相信宗教与科学，但更倾向于赞同宗教。第三种群体坚持宗教至上，反对给予科学相应的空间。葛兰认为，从伊斯兰教的观念出发，这三种群体的认识不可接受，应当把科学真理与宗教精神结合起来。[7]
再次，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葛兰指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价值制度，应当优先在个人的内心中树立起来，以便人们能够与真主、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最终实现整个人类和宇宙的和谐共存。在葛兰看来，人类与其它被造物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自由意志，人类被赋予自由，在生活中有义务与自然和谐相处。他指出和谐是人类喜悦和进步的阶梯，这是造物主专为人类所创造。在社会中和谐生活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个人的品行。一个好的穆斯林不仅身体和精神非常强大，而且具有科学和技术能力。葛兰主张人类有共同的神圣需求，而不应相互分离，为此，他谴责任何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2.自我方式的苏非主义
葛兰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既不是苏非，也不是苏非导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苏非教团，亦未创建新的教团。在谈到别人为何称他为“大和加”时，他说这个称呼并不是传承制度或者复兴奥斯曼帝国的苏非传统，这仅仅是人们对宗教知识丰富之人的一种尊称，或者公众对他的认可。他之所以提出这样说，是因为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土耳其世俗的现代主义者认为苏非主义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物，是社会进步、发展和繁荣的障碍。自从凯末尔革命以后，创建一种新的苏非教团被看作是非法行为。
葛兰伊斯兰思想中苏非主义的因子非常明显。他的苏非思想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苏非主义，第二继承努尔西的苏非思想和观念，第三是对《古兰经》、圣训的独特理解和实践。葛兰对苏非主义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强大的凯末尔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呈现出新的特点，被称为一种自我方式的苏非主义[8]或新苏非主义[9]。
葛兰对苏非主义的看法给出自己的定义：苏非是一种从人性的缺点和弱点中摆脱出来的人所遵循的道路，以此获得天使般的品格，他的行为是为了取悦真主，根据来自真主的知识和爱而生活，并由此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葛兰认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从根本上强调精神领域的追求，将修炼自我看作一项基本原理，苦行禁欲、虔信、友善、真诚是其本质。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苏非主义强调这类本质。反对这些本质，就意味着反对伊斯兰教。[10]
葛兰为现代人重新构建了苏非原则和精神修炼的方式：神秘的自我探索、发展内在的本我、支配灵魂并最终使其超越今世，信仰者最终回到现世，恢复有意义的工作。葛兰引导人们将苏非的关注焦点从内在的精神转向外在的现世领域，通过精神的超越，驯服有形的肉体，并加以开发利用，以便通过社会行为而实现经营现世的目的。在实现这种超越后，他要求追随者在日常的生活中享有永恒的真主的知识，通过社会服务而显示出他们强调的主观的精神体验。这种旨在提升个人的灵魂朝着真主的知识和优美的个人情感体验被工具化、合理性化，并指导人在现世的工作和生活。
葛兰对传统苏非教团表示不满，谴责其施行的是“无精神的礼仪”，批评传统的苏非导师们因循守旧。[11]葛兰坚决反对老教团中类似异端的狂喜体验。为此他非常赞同1924年凯末尔废除各种苏非教团的做法。
葛兰苏非思想的核心是将内在的精神和对真主的感知通过外在的，日常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要求追随者拒绝苏非强调的内在的精神完美，而是将内在的信仰应用在现世中。在他看来，那些自我感觉临近真主的人没有必要疏远其他人，的确，真主创造人不是让他们成为消极的隐士、没有理性和精神的行动者，或者没有精神反思和行为的理性主义者。葛兰通过有意义的规划，希望现世的精神超越日常的生活，为了取悦真主而服务社会。
3.伊斯兰伦理与资本主义
马克斯·韦伯认为，伊斯兰教义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伊斯兰教阻止苦行禁欲的发展，原因是作为推动伊斯兰教发展的武士群体忽视内在的拯救，而重视外在的拯救。苏非教团强调的是神秘主义，而不重视苦行禁欲以及伦理道德。第二，伊斯兰教法不具备灵活性，教法学家固守成规，阻止了教法的演进和发展。[12]葛兰从实际的情况出发，不但推翻了韦伯的理论，而且认为伊斯兰教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葛兰认为，伊斯兰教既不敌视理性主义，也不敌视资本主义。他将伊斯兰教看作是一种城市的、商业的和文学的宗教。他认为穆罕默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麦加和麦地那的竞争性和自由性市场从事贸易。他认为伊斯兰教从未忽略苦行禁欲的生活，伊斯兰教主张在追求今世生活的同时，也积极追求后世的得救。
葛兰主张自我的苦行禁欲，包括日常生活的理性化，努力工作，俭朴的生活作风。他要求追随者努力工作，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社交、闲谈、奢侈，甚至睡觉，浪费时间应该受谴责。葛兰的主张与加尔文相近，后者认为，从原则上说浪费时间是最致命的罪过。[13]马克斯·韦伯曾多次引述加尔文的观点。同时葛兰提醒追随者避免追求个人荣耀，减少个人的欲望，关注大众和社会。对于葛兰而言，苦行禁欲并不意味着隐居或脱离社会，而是一种责任，努力营造公正的社会。他鼓励追随者勤奋工作，积累资本，并将部分资本以提高人类生活而贡献出来，最终实现取悦真主的目的。对于葛兰而言，虔诚不仅是完成宗教仪式和礼仪，而且最重要的是，以集体的力量去改变人类的不幸和灾难。这是资本主义精神与葛兰运动苦行伦理的结合，正如韦伯论述欧洲的情况一样。
在葛兰经济伦理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出现了伊斯兰性质的商人群体，他们形成新的宗教理念和商业伦理，为媒体、教育机构和思想库等关键领域提供必要的经济资源，推动了市场的发展，成为新时代土耳其民主化发展的先锋。许多经济团体支持文化工程，诸如电视台、广播、杂志等，有力地推动了葛兰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4.教育思想
通过考察近百年以来土耳其社会经历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冲突，葛兰认为土耳其的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竞争是导致社会紧张和危机的核心因素。在他看来，宗教教育培养的学生缺乏灵活性，视角狭小，能力有限，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世俗教育注重学生“物质方面的成功”，思想具有灵活性，但培养理念是以自由价值和就业为中心，目光短浅，未考虑未来发展，且忽视了精神方面的教育。葛兰认为，要培养土耳其新一代的青年，就应当将物质和精神结合起来，向他们灌输精神伦理和人类价值的同时，重视科学和技术教育，以便适应激烈竞争的时代。
葛兰认为自由的、正义的社会需要公共道德，如果没有一种宗教信仰和责任心，这种道德很难产生社会效应，因此，他将源自伊斯兰教的整体的、道德的教育看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葛兰认为，在改变社会方面，官员或商人的作用远远胜于宗教教职人员，因为社会中纯宗教的部分已经被边缘化，以致单纯地依靠宗教知识已经不能影响社会。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将坚定的信仰、纯洁和健全的思想，以及对民族和国家强烈的爱灌输于青年人心中，如果我们能够以一个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神圣事业将他们团结起来，如果我们能够引导他们看重荣誉和尊严等价值观，而不耽于短暂的欢愉，如果我们将忠于国家，为国家的荣耀奉献终身的种子根植于他们的心中，那么，青年人自然能够保持高尚的信念，远离思想和精神上的腐朽。[14]
葛兰强调，理想的“黄金一代”是拥有两只翅膀的人，展现出智力与精神的结合。他理想的教育目标是：第一，重视学生的心智、精神、自我的重要性；第二，教育制度由学生决定；第三，培养学生适应环境改变的能力；第四，重视爱国主义精神。
葛兰非常重视教师的作用，试图通过老师向学生灌输伊斯兰教伦理观。在葛兰看来，教师为学生提供引导，并根据时空的变化，以灵活的方式加以实践。葛兰将教师职业视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奉献和神圣职责，一直以来，葛兰学校从来没有出现教师短缺的现象，他们大多来自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大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允许世俗学校开设宗教常识课程，基于此，葛兰的教育理念通过教师传授给学生，而受葛兰教育影响的学生更重视团结、集体、信仰、奉献和服务等精神及其价值。
5.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是葛兰思想的闪光点，是尊重多元文化的重要体现。葛兰重视各大宗教的共性，以此作为对话的基础。在他看来，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在贯彻和实践自身信仰方面存在差异，然而作为道德基础的爱、尊敬、宽容、原谅、怜悯、和平、兄弟情谊和自由是各大宗教所赞同的，因此，具有共同道德价值的不同宗教之间存在对话的空间。
首先葛兰积极倡导三大一神教之间的对话。他特别强调，在土耳其的历史上，三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他指出，土耳其穆斯林对犹太人几乎没有歧视、没有大屠杀，没有否认人类的基本权利或种族灭绝。相反，犹太人处于困顿期间，始终受到穆斯林的援助，当他们从安达卢西亚被赶出后，奥斯曼帝国接纳了他们。为此，葛兰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有助于宗教交流和对话的活动：设立民族宽容奖金，先后召开多次关于信仰对话的国际性研讨会；拜访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土耳其的希腊大主教、亚美尼亚大主教、纽约的红衣主教和以色列大拉比等。这些行为旨在将不同种族、思想、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集中在一起，讨论共同关注的话题和敏感问题，以达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共识，促进世界和平。[15]
葛兰的宗教对话行为引起土耳其少数群体的批评。强硬的世俗主义者批评葛兰没有资格和主教保罗二世进行对话，认为葛兰如果要与国外宗教领袖对话，必须经过政府的授权。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批评葛兰行为是一种耻辱，穆斯林不应当去拜访非穆斯林，在他们看来，穆斯林拜访天主教的领袖可能会导致一些穆斯林皈依天主教。葛兰认为，这两类人的说法都不属于真正的伊斯兰教范畴。在他看来，伊斯兰教兴起后，开展宗教对话就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
其次，倡导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展开对话。葛兰号召各教派穆斯林摈弃差异，寻求对话，以强化内部团结。他认为土耳其社会应该承认阿拉维派的合法地位，支持该派的宗教活动场所和清真寺建设。在他看来，阿拉维派丰富了土耳其的文化。葛兰在1995年2月倡导举行斋月聚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逊尼派、阿拉维派和苏非教团参加。
虽然葛兰号召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但是他与伊朗的什叶派之间并未开展真正的对话，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葛兰不赞同伊朗在霍梅尼革命后，向外输出宗教主张的做法；第二，他不赞同什叶派的某些主张；第三，葛兰教育理念未得到伊朗的支持和响应。[16]关于葛兰对什叶派的态度，有研究者认为，这从根本上反映了葛兰“逊尼派背景及立场，也证明了其宽容的有限性”。[17]
三、葛兰思想在东南亚的传播
现在很难确定葛兰运动具体出现在东南亚的时间。不过葛兰的追随者以个人的名义出现在该地区的时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通过商人的作用，率先在东南亚立稳脚跟。葛兰运动传入东南亚的过程中，太平洋国家社会经济团结协会（Pacific Countries Social and Economic Solidarity Association, PASIAD）（简称太协，下同）发挥了重要桥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太协并不监管或者参与当地葛兰运动活动。土耳其商人在东南亚立足以后，通过各种途径，接待来自土耳其葛兰的追随者或者土耳其学生，然后寻求在东南亚地区创办学校，传授葛兰的教育理念及思想，在此基础上成立各种协会，加强土耳其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而促进葛兰运动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
1.葛兰运动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
1997年，土耳其《时代报》的记者萨迪克（Sadik Yildiz）来到新加坡，首次在新加坡成立据点，并与当地的华裔和印度裔非穆斯林建立联系，同时与几个重要政治家结识。此外，他还与在新加坡的土耳其商人建立深厚关系，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最终为葛兰运动的传入提供了便利。1999年4月3日，在新加坡的土耳其社区和新加坡本地人的支持下，土耳其中亚文化中心成立，不久该中心更名为土耳文化中心。
萨迪克鼓励土耳其受葛兰思想启发的学生来新加坡留学，从2001年起，许多学生来到当地大学求学。1999年土耳其地震发生后，在土耳其文化中心的协调下，新加坡为土耳其提供了大量援助。此后，土耳其文化中心在新加坡大力推广土耳其文化。2001年，在该文化中心的支持下，新加坡最大的商场建成，并引进土耳其的民间舞蹈，推销土耳其的工艺品和产品，为该中心带来丰厚的收益。此后几年，土耳其文化中心还资助来自中亚和土耳其葛兰学校学生，以便适应新加坡的社会。2008年，土耳其文化中心已经取代太协，并成功得到当地商人以及与葛兰运动有关团体的支持。[18]
土耳其文化中心建立之初，在萨迪克的带领下，推动新加坡的宗教对话。标志性的活动是该中心组织了1999年的开斋节晚宴，100多人参加，其中三分之一的来宾为非穆斯林，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代表。然而，很多新加坡穆斯林认为此次晚宴是穆斯林的活动，不应该邀请非穆斯林参加。尽管如此，此次活动仍是加强各方互相理解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宗教间的对话不断增加，其中2005年的开斋节活动，受邀者不仅有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佛教的代表，受邀参加的还有伊斯兰教的赛莱菲派和苏非派的代表。此次活动不仅受到各宗教团体的赞誉，而且受到新加坡伊斯兰教宗教理事会的好评，该理事会属新加坡政府机构，旨在处理和管理新加坡穆斯林内部事务。新加坡伊斯兰教宗教理事会随后宣布，全面资助2006年的开斋节晚宴。之后2007年的开斋节晚宴对于土耳其文化中心来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活动，因为新加坡穆斯林事务委员会的部长莅临晚宴，此举提高了该中心在新加坡的地位和影响。土耳其文化中心的对话交流活动对新加坡穆斯林群体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他非葛兰运动的支持者也时常邀请周围的代表，加强交流。[19]
除了开斋节晚宴外，土耳其文化中心还组织学术讨论会，以加强外界的了解和认识，树立伊斯兰教良好的形象。2006年4月，该中心在清真寺举办“伊斯兰教与现代性”学术研讨会，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机构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代表应邀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伊斯兰教是坚守“中正之道”的宗教，反对极端主义。也有与会代表从葛兰思想入手，认为葛兰不仅反对极端主义，而且不赞同穆斯林介入政治。
同年，土耳其文化中心邀请新加坡人士前往土耳其考察，参与者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老师外，大部分是学生，其中非穆斯林占多数，他们参观了土耳其的各种伊斯兰历史遗迹，聆听了关于土耳其伊斯兰教以及葛兰思想的介绍。参观团回到新加坡后，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探讨土耳其之行的所思所想。参观者对伊斯兰教的了解有所加强，很多人认为此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位非穆斯林参观者认为，葛兰思想代表了一种积极的伊斯兰教，有助于实现穆斯林世界的复兴。
2007年，土耳其文化中心又邀请新加坡基督教团体代表前往土耳其考察、参观。他们拜访了多处与葛兰运动有关的机构，并与葛兰的支持者共餐。在此次的参观活动中，他们对葛兰倡导的中道的伊斯兰教思想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同时对许多人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宣扬葛兰的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新加坡卫理公会主教认为葛兰是一位天才的穆斯林复兴者，他通过具有启迪性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对伊斯兰教的看法。回到新加坡后，这位主教不仅成为葛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而且将葛兰的思想传达给其他的穆斯林朋友。
2.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
1993年，随土耳其学生伊斯兰姆葛卢（Islamoglu）在印度尼西亚的求学，葛兰运动也随之传入该国。经过努力，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文学系获得立足之地。一年后，在当地人的支持下，他们在雅加达建立第一所葛兰学校，并成立基金会。1997年，印度尼西亚的太平洋国家社会经济团结协会成立，以推动学校的发展。
1996年，伊斯兰姆葛鲁与位于爪哇岛三堡垄港市的卡渣玛达大学（GadjahMada University）的校长结识，邀请其参观雅加达的葛兰学校。该学校的教育质量给这位校长留下深刻印象，当即表示在三堡垄港市建立类似的学校。此后他们共同成立三堡垄港市基金会，并与印尼的太平洋国家社会经济团结协会建立关系，建立寄宿学校。2002年，万隆葛兰学校成立。2005年海啸后，亚齐省建立起一所葛兰学校。此后在印尼富人和知名家族的支持下，一所国立葛兰学校成立。[20]
除了教育活动外，太协在推动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文化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2001年以来，在当地合作者的支持下，出版书籍若干种，以推广土耳其语。其中包括2006年出版的土耳其-印尼语辞典。1998年，该会在古尔邦节组织澳大利亚的土耳其社区向印度尼西亚贫穷区捐赠肉食，在海啸袭击亚齐省的时候，另外还协调资助重灾区的社会救济，包括重建学校和房屋，为受灾者提供医疗护理和食物。
为了更好地了解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各派别和政党的本质，太协通过各种努力与各穆斯林组织和政治团体建立良好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印度尼西亚政治团体的领导更迭频繁，然而太协始终与不同政治领袖保持良好关系。由于印尼穆斯林人数众多，对于太协而言，加强穆斯林内部的对话是最重要的关注点。
首先太协通过开斋晚宴和“哈俩里比哈俩里”（寻求谅解）活动加强对话。开斋节晚宴是印尼太协组织的一项重大年会，与新加坡相似，然而，印尼开斋节晚宴的受邀嘉宾都是穆斯林。其中包括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一般而言，参加此次宴会的政治代表有内阁成员或者某位副总统。“哈俩里比哈俩里”则是印尼穆斯林的文化实践，主要是穆斯林之间寻求彼此的谅解。这种活动一般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人们彼此之间可能做了错事或说了坏话，希望对方谅解。太协每年在斋月后期组织此项活动，还邀请伊斯兰教不同派别的领袖前来，尽管他们的宗教和政治意识有所不同。[21]
3.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传播
葛兰运动的成员对各国城市进行评估后，考量是否适合建立学校，而后将葛兰学校建起在各大达标的城市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葛兰追随者在柬埔寨创办一所学校，此时该国家刚刚从独裁统治者所造成的政治混乱中恢复过来。葛兰运动在马来西亚也有一定的传播与发展，另外，他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地区开办学校。限于资料，不再一一叙述。
4.土耳其政变后东南亚葛兰运动
2016年7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实施紧急状态以来，新加坡许多葛兰的追随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位在新加坡经营餐厅的土耳其穆斯林对媒体表达了担忧：“如果我的生意不好会怎么样，如果我不去续签证件会怎么样，我将要回到土耳其。”他在手机上转载了葛兰的文章，被误认为是葛兰的追随者或支持者。他强调：“我不会去做那些阴谋推翻政府的事，事实上，我对葛兰和埃尔多安都不关心，我只要和平地生活。”[22]
在土耳其驻柬埔寨大使图克（IIhan Kemal Tug）的压力下，柬埔寨几个机构已经宣称与葛兰划清界限。图克曾对《东南亚环球时报》（Southeast Asia Globe）说，金边的扎曼国际学校是与葛兰有关的机构，他们负责筹集资金。他指控葛兰运动以教育和慈善组织的名义暗箱操作：“希兹美特民间运动是温和的、宽容的、非暴力的、赞同对话的社会运动，但是，该组织内部黑暗，从事洗钱、贿赂等活动，通过滥用国家权力机关，编造证据、使用窃听器、录像、敲诈勒索等方式打击竞争对手。”[23]
对于这些在海外尤其东南亚的土耳其人而言，埃尔多安的政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一旦回到国内，会被当作葛兰的支持者而遭到逮捕。如果逾期不回国者，他们有可能会被遣返或者直接送到土耳其驻东南亚各国使馆。对于客居东南亚各国的土耳其商人来说，面临这种指控后，他们的商业、文化、教育等活动受到严重的影响。
四、结语
法土拉·葛兰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伊斯兰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条件下，他对早期伊斯兰传统做出新的诠释，赋予新的意义。他的伊斯兰思想既不同于土耳其世俗主义，也不同于伊斯兰主义者，具有自身的特点。他的思想被称为当代伊斯兰教发展的第三条路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想秉承伊斯兰苏非主义“虔诚侍主，善待众生”的传统，特别是继承了其前辈、著名苏非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的宗教宽容思想，强调伊斯兰教所奉行的不仅是中正之道、和谐之道，而且是仁慈之道、博爱之道和宽容之道。[24]这种新的伊斯兰思想最终以服务社会的形式呈现出来。
作为一种启蒙思想，葛兰的思想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的传播和发展，逐渐演进为跨国运动，影响力与日俱增。葛兰思想传入东南亚得益于早期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商人、留学生群体等，他们通过创办学校，开展宗教对话、国际考察、学术研讨会、宗教节日等形式，不仅推动了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而且加强了土耳其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葛兰的思想在东南亚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背景下的传播，对于消除误会，强化合作，加强团结、维护地区稳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然而，当土耳其总统指控葛兰是7·16政变的幕后黑手，并宣布葛兰运动为“恐怖组织”后，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南亚一切与葛兰有关的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葛兰的追随者成为政府通缉的对象。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力量对具有跨国性质的宗教组织或团体的打压或限制不仅影响了宗教自身的正常发展，而且对宗教信仰者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从而使“宗教问题”呈现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注释：
[1]Marcia Hermansen.Who IsFethullah Gulen？An Overview of His Life,Edited by Martin E.Marty.Hizmet Means Service：Perspective of an Alternative Path Within Isl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5,pp.18-21.
[2]敏敬：《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
[3]Carter Vaughn Findley.Hizmet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Religious Movement of Later Ottoman and Modern Turkish History,Edited by Martin E.Marty.Hizmet Means Service：Perspective of an Alternative Path Within Islam,pp.5-17.
[4]M.Hakan Yavuz. Toward an Islamic Enlightenment：The Gulen Mov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36-38.
[5]许启启：《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恩怨纠葛》，《世界知识》，2016年第8期。
[6]Bibliography.The Muslim World,Vol.95,No.3,2005.丁俊：《“葛兰运动”——当代土耳其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宗教与民族》（第九辑），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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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Turkish expats here concerned over state of emergency back home. http：//www.tnp. sg/news/singapore.（阅读时间：2017年4月15日）
[23]Classroom or cult？Turkey’s campaign against FethullahGulen.http：//sea-globe. com.（阅读时间：2017年4月15日）
[24]丁俊：《“葛兰运动”——当代土耳其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宗教与民族》（第九辑），2014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