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思想中的核心理论。它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统一的重要意义，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宗教中发挥的文化领导权作用，以及积极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对我国新时代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宗教工作；教育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作家和理论家之一以及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奠基者，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他于1926年被捕成为墨索里尼的政治犯，在条件恶劣的监狱中度过了11年，最终因病去世。葛兰西在狱中依然保持着积极的思想活动，写了32本笔记、长达2848页[2]，后来以《狱中札记》出版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葛兰西在该书中探讨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被公认为是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贡献”[3]。该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包括知识分子、实践哲学等，都是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支撑。这些理论不仅来自于他对意大利和欧洲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也源于他在哲学方面的思考，同时也包含了他对宗教的理解和反思。这些思想对我国新时代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的统一

葛兰西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宗教和政治现状后，认识到“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4]他强调一个社会集团在赢得政权之前和之后，“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在其中都充当了一个重要且必要的条件：“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5]葛兰西认为这一领导权的实质就是文化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6]。这一论断使我们认识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统一和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针对意识形态，葛兰西指出它“必须是在世界观——它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的最高意义上使用此词。”[7]在这些社会活动当中，多种世界观、文化、宗教和信仰同时存在。国家就会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保持整个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使之凝聚并使之统一——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的问题。”[8]

要维护和保证国家的安全、统一和稳定，防止国家陷入危机状态，就要加强国家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9]在葛兰西看来，伦理国家就是要积极地努力将个人的终极目标与国家的终极目标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协调统一。在意识形态统一的途径上，葛兰西认为，“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事实上，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10]。这就是说，国家在意识形态统一的问题上，有正面和反面两种方式，即教育和暴力。根据葛兰西的论述，要创造伦理国家，应主要以积极的方式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强制性手段。

鉴于此，文化领导权的加强不能通过暴力强加给人民群众，而要靠说服教育使人民群众同意并接受国家倡导的世界观。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意见一致不可能是消极的和间接达成的，而必须是积极的和直接达成的。因此，意见一致必须要有每一个体参与进来，哪怕这会给人以分裂和混乱的外观。只有集中每个人的意见，使多样性统一起来，才能形成集体的意识，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有机整体。”[11]在新时代的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根本任务就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积极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2]。因此，我们的宗教工作就要围绕着这一目标来开展，使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一起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这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13]

二、知识分子的作用

对统治阶级来说，要掌握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离不开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中占据了“中心地位”[14]。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葛兰西这里被宽泛地提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因为在任何劳动中都会有智力活动的存在。尽管如此，葛兰西又指出“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15]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类型。传统的知识分子维护旧的、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常识和社会制度，脱离人民群众的思想发展和现实需求，“错误地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他们看似体现了某种超越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延续性。”[16]而有机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是“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17]知识分子。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18]因而，有机知识分子被葛兰西称作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19]。他们致力于创造新的常识、密切联系群众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

在知识分子的培育方面，葛兰西认为政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提出“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它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制定出与之相符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完整的、全面的知识分子的新的培育人，可以被理解为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其中得已发生的坩埚。”[20]正因为如此，我国在新时代宗教工作中，尤其重视党对进行宗教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他们认识宗教、理解宗教，才能更好地开展宗教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加强对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加强对宗教基本知识的学习，把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使各级干部尽可能多地掌握。”[21]

葛兰西十分注重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只有经过这种接触，哲学才变成‘历史的’，才清洗掉自己身上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生命’。”[22]在这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23]，而且要求“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宗教工作任务重的地方基层组织，要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工作”[24]。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宗教工作一定要有群众意识，要重视知识分子和广大信教群众之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联系。

葛兰西在分析了天主教内部知识分子和信教群众的关系后指出：“教会之所以必须面对‘普通人’，是因为在信徒团体中存在着裂痕。这种裂痕，是不能通过把普通人提高到知识分子水平（教会甚至没有想象过这样一项任务，因为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经济上教会超越出它现在的能力的）这样一种办法来加以弥合的”[25]，因为天主教倾向于“保持一种纯机械的联系，一种特别是建立在礼拜仪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显然是强加于群众崇拜的基础上的表面统一”[26]。然而，葛兰西所倡导的实践哲学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关系的立场上与天主教截然相反：“实践哲学不但没有把‘普通人’滞留在常识的原始哲学的水平上的倾向，相反地，倒是把他们引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如果说它肯定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接触的必要性的话，那么，这不是简单地为了限制科学活动并在群众的低水平上保持统一，而恰恰是为了建造一个能够在政治上使广大群众而不只是知识分子小集团获得进步成为可能的智识-道德集团”[27]。葛兰西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在宗教工作中，知识分子要与信教群众始终保持着一种持续动态的联系，进而不断提升信教群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水平，使信教群众了解、同意并接受我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自觉自愿地成为国家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样才能维护和保证社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

三、宗教界知识分子的教育

葛兰西指出：“‘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是一种教育，而且不仅是发生在一个民族内，发生在组成这个民族的各种不同力量之间，也发生在国际的和世界的范围内，发生在各种民族的以及各种大陆的文明复合体之间。”[28]正因为如此，可以看出，教育活动不管是对教外的知识分子还是教内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针对教外知识分子的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职能，积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于教内知识分子的教育活动，葛兰西描述了其在宗教和教会中的重要性：“宗教，特别是一个特定的教会，永远都在培养它的信仰，以有组织的方式孜孜不倦地重复它的护教学，任何时候都使用同样的论据，维持一支教职高低有别的、给予这种信仰以思想的尊严（至少是外表上的）的知识分子队伍，在这种意义上，它保持着忠诚和信仰的一致性”[29]。由此可见，宗教非常重视它的信仰的传承。不仅如此，葛兰西还发现宗教极其重视它内部思想的统一，他指出“各种宗教，特别是天主教教会的力量，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源于这样一种事实，他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全部信教的群众都要求统一学说并竭力防止智力较高的阶层同较低的阶层分割开来”。[30]因此，宗教界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对其传承和传播宗教信仰、统一信教群众的思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宗教知识分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开始在一些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等，以公共教育、国家教育的方式培养我国宗教界的青年人、宗教界的精英人士和宗教界的领袖，这一教育活动还得到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的指导和支持。[3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努力建设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质领导班子。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32]。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宗教界知识分子的宗教知识水平和自身素质，另一方面也要加深他们对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我们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他们结合并依据我国国情来管理宗教事务以确保宗教的稳定发展并防止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在宗教知识分子的培养方面，学校不是培养他们的唯一工具。正如葛兰西所说的，“不应当把教育关系严格限定于‘学校教育’关系的领域：新一代通过这种关系同老一代相互接触，吸收其经验和必要的历史价值，‘成熟起来’并形成自己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更高水平的个性”[33]。由此可见，对宗教领袖和宗教精英人士的培养是重中之重，因为他们在宗教团体中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着其他宗教界知识分子和信教群众。葛兰西解释道，“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于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一致的、系统的并且经常存在的认识，变成了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34]。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坚持并加强宗教界知识分子的教育，确保他们对信教群众产生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新时代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指出了意识形态问题在维护和保证国家安全、稳定和统一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党在宗教工作中重要的领导地位，使我们认识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要性。另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突出了知识分子，包括教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知识分子，在宗教工作中发挥的文化领导权作用。因而，知识分子和宗教团体的教育和培养也是我们宗教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我们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成为我们国家发展的积极力量，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统一。

注释：

[1][14][16][英国]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9、242、242-243页。

[2]韩淑梅、刘同舫：《〈狱中札记〉中文版简评》，文载[意大利]安东尼奥·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6]王晓升等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7页。

[4][5][7][8][9][10][15][17][18][19][20][22][25][26][27][28][29][30][33][34][意大利]安东尼奥·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8、237、237、213、213、4、2、5、7、245、239、240、307、242、260-261、250、237、260、245页。

[11]A.Gramsci，Note sul Machiavelli（Turin，1949）p.158，引自J.M.Piotte，La pensee politique de Gramsci（Paris，1970），p.244.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13][21][24][32]《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第1版。

[23]《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人民日报，2015年5月21日，第1版。

[31]卓新平：《“士”的担当与宗教学的未来》，《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5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