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的什叶派穆斯林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宗教少数派团体。不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有别于逊尼派穆斯林，而民族归属、祖国观念等因素又让他们内部不断分化，较难形成一个团结一致的共同体。与主流社会的疏离，为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留下了空间，也增加了什叶派社团融入美国社会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Abstract: American Shi'a Muslim is a religious minority community mainly constituted of immigrants. Although its presence has been perceived since last century, it is not a homogeneous community, but a conglomerate of disparate ethnic groups, of people with distinct motherlands. Foreign influence,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from Islamic world is a major variable in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关键词：伊斯兰教，什叶派，美国

关于美国穆斯林的研究表明，尽管北美地区自奴隶贸易时期就有穆斯林居住，但是穆斯林的自愿移民大概始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1]这一移民大潮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大工业发展亟需劳动力，另外一方面是移民原住国传统产业衰落、经济发展停滞。早期的什叶派穆斯林移民中，很多都来自大叙利亚(含黎巴嫩)地区。19世纪末期黎巴嫩南部人口激增，而人们赖以为生的传统丝织业和葡萄种植业又趋于衰落，聚居当地的什叶派家庭开始托亲靠友，移民北美，什叶派移民的数量滚雪球似的不断壮大。由于新英格兰地区造船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马萨诸塞的昆西等地成为什叶派移民的首选之地。而位于密歇根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可以为流水线工人提供每日5美元的工资（当时平均工资大概为2.34美元），也促使紧邻底特律的迪尔堡（Dearborn）成为美国什叶派人口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2]

穆斯林移民数量的快速增加是与20世纪中后期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紧密相关的。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哈特-赛勒法案》（Hart-Celler Act），改变以往倾向东欧移民的政策，推动移民来源多样化。新移民法的通过使得穆斯林移民的总体比例从1968年的4%上升到1986年的10.5%，什叶派移民的比例也相应提高。新的移民法还为什叶派男性回原住国寻找信仰相同的配偶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什叶派人口的增长。[3]

不可忽视的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世界局势、特别是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动荡，也推动了什叶派穆斯林移民的浪潮。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黎巴嫩内战的持续、巴基斯坦政局的动荡、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都使得大量的穆斯林、包括相当数量的什叶派穆斯林自愿或是被迫来到了美国。此后伊拉克政局的变化，更使为数不少的伊拉克难民、包括相当数量在萨达姆政权下受到压迫的什叶派难民，居住在美国各地。目前，全美各大城市几乎都有一定数量的什叶派穆斯林。除了少数改宗什叶派的非洲裔美国穆斯林外，美国的什叶派人口主要来自中东、南亚地区（主要包括伊朗、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叙利亚等地），以及北非、东非地区，其中大多是一代或是二代移民。

目前全美有多少什叶派穆斯林，这和美国到底有多少穆斯林人口一样，并无定论。根据纽约城市大学2001年对全美0.5%人口的抽样调查估算，美国穆斯林的人数为110万。2007年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则认为美国有穆斯林235万。[4]《大不列颠百科全书》2007年版认为这个数字为470万。而早在2001年，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根据自己赞助的一项调查，认为美国的穆斯林人数在600到700万之间。[5]什叶派穆斯林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与对全美穆斯林人数的估算直接有关。有研究者认为全美大约有15.7万个什叶派家庭。按每个家庭5位成员计算，总人数近79万。[6]也有研究者认为，什叶派穆斯林大概占全美600万穆斯林人口的15%到20%，也即90到120万。[7]

一、什叶派社团的组织与结构

在早期美国穆斯林人数总体较少的情况下，什叶派穆斯林没有独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和组织体系，逊尼派和什叶派多在一起进行宗教活动。20世纪40年代，迪尔堡的黎巴嫩什叶派购买了一座银行的建筑，把它改造为一座兼具社会和宗教功能的礼堂。为了适应美国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聚礼一般在周日举行。1948年，出生在黎巴嫩的谢赫齐里受邀来到底特律，指导当地什叶派信徒的宗教生活。1959年他偶遇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服他捐助了一笔资金，最终于1963年在迪尔堡建成了美国伊斯兰中心（The Islamic Center of America，简称Jami'）。这是美国什叶派穆斯林第一个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

目前，整个北美可以进行宗教活动、开设日常伊斯兰学校和从事其他宗教教育的什叶派机构大概有200多个，45%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8]。其中规模较大的什叶派机构有如下几个，它们都位于什叶派人口比较集中的迪尔堡。第一个就是谢赫齐里设立的美国伊斯兰中心。2005年中心移新址，新建成阿拉伯式宏伟建筑占地面积7000多平米。这个机构在意识形态上亲黎巴嫩什叶派组织阿迈勒，赞成有限地美国化。第二个是伊斯兰知识研究所（The Islamic Institute of Knowledge，简称Majma'），开设于1985年。主要接受什叶派宗教领袖、居住在伊拉克纳杰夫的大阿亚图拉胡伊及其胡伊基金会的支持，胡伊去世后接受其弟子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指导。第三个是美国伊斯兰委员会（The Islamic Council of America，简称Majlis），建立于1989年，主要受伊朗的影响，号称宗教不与社会妥协，在着装等方面要求严格。

与逊尼派社团相比，什叶派社团内部因为族群、来源地的不同出现的分化更加明显。相比而言，在什叶派人数较少的地区，什叶派社团往往带有多来源、多族群聚合的特征，并且和非什叶派穆斯林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和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举行宗教活动[9]。但是散见在美国各地的，主要还是基于不同来源地、不同族群的小型社区。大部分什叶派机构倾向于服务于某一个特定的社团，不仅延续母国的宗教习俗，在宗教方面也往往听从母国的宗教权威。越是在底特律、纽约、洛杉矶、休斯顿等什叶派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这种表现越为明显。前述三个影响较大的什叶派中心，就分别与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国的什叶派权威之间有着联系，并分别以来自这些国家的穆斯林为主要成员。

什叶派社团内部分化的原因之一在于，来自不同地区的什叶派信徒对待信仰的态度本身有所差异。来自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多是海湾战争后逃离伊拉克的难民。他们原本生活在什叶派圣城周围，深受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影响，因而大多信仰虔诚，对美国什叶派信徒中的一些世俗化倾向深恶痛绝。而黎巴嫩本身是一个多元宗教并存的社会，黎巴嫩什叶派又来美较早，很多二代移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融入美国生活的程度较深，因而在信仰上比较宽松。而一部分伊朗裔什叶派穆斯林是在20世纪中期美伊关系的蜜月期来美的，他们经历了巴列维国王时期的西方化和现代化，有非常明显世俗化的倾向。但还有另外一部分伊朗裔什叶派对伊斯兰革命之后的意识形态抱有好感，倾向于比较严格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同时，由于什叶派传播到不同地区和族群中后，对伊玛目的尊崇往往与当地的民俗相结合，带有浓厚的地方化特色，在仪式上、时间上各自不同，这些也是影响什叶派社团聚合的重要因素。

什叶派社团内部的这种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什叶派信仰在美国的发展。一些被什叶派宗教学说和思想所吸引的皈依者，往往很难找到宗教的归属感。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近年来有一些非洲裔美国穆斯林改宗了什叶派，但是他们发现这个什叶派组织是黎巴嫩什叶派的，另外一个是伊朗什叶派的，而其他的又是伊拉克什叶派的或者印度巴基斯坦什叶派的。作为一个新皈依者，很难真正成为某个特定什叶派社团的一员。

这种分化的局面使得美国的什叶派穆斯林无法团结一致。与其他宗教社团相比，其内部的整合和建设以及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还都非常有限。美国的什叶派社团中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统一和公认的领袖或是领导组织。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93年一些什叶派乌勒玛发起组织了“北美什叶派穆斯林学者协会”（Council of Shi'a Muslim Scholars in North America），其宗旨是加强北美什叶派穆斯林的团结和什叶派学者的合作，推动社团发展。同时也强调通过乌勒玛的集体努力，来维护伊斯兰信仰，拉近不同教法学派（包括与逊尼派教法学派）之间的距离。这个协会最初有70位成员，他们每年开会一次，对什叶派社团发展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它效仿逊尼派背景的北美教法学协会（Fiqh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也成立了一个教法学协会，力图根据什叶派乌苏勒教法学派的方法，对一些现实问题作出裁决。但是到目前为止，协会成员多忙于地方性宗教事务，缺乏一个稳定有效的领导和组织体系。加之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这一基于多样性基础的组织在团结什叶派社团方面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教法学协会也未能在北美的特殊环境下，对沙里亚作出切实可行的阐释。

从宗教人士个体的角度来讲，乌勒玛未能在美国什叶派社团中发挥其在社团中传统的释疑解惑、担任宗教和精神指导的作用。美国的什叶派宗教教育目前还没有能力培养宗教学者，所以大部分乌勒玛都是当地社团根据需要，从原住国聘请而来。这些“输入型”的乌勒玛的语言能力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对于满足美国信徒的宗教和精神需求通常准备不足。随着第二代和三代移民的成长，如何在年轻人当中宣讲传统的信仰，对他们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做出解答，逐渐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一些什叶派社团的有志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在纽约州奥尔良县的迈迪纳村开设了一座伊斯兰宗教学校，学生在此地学习四年后再送往伊朗进行深造，以期培养出既符合美国什叶派社团的需求、又符合真正的伊斯兰精神的宗教人士。但是，迈迪纳宗教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库姆或是纳杰夫的宗教院校相差无几，因此，培养适合北美社团需要的宗教人士这一任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传统宗教人士职能的缺失使得美国什叶派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社团精神领袖的角色不再是宗教人士的专属，而是出现了部分转移。一些本身并不是宗教人士的什叶派学者和知识分子根据北美处境，对伊斯兰教做出的解释和观点日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是这些论断往往与乌勒玛做出的判断有一定差异，特别是在一些美国什叶派社团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宗教多元主义、脱教、妇女的作证权和继承权、着装等问题上更是如此。在美国什叶派青年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有黎巴嫩裔伊斯兰教学者、哈特福德神学院教授穆罕默德·阿尤布，伊朗裔的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赛尔，印度血统的伊斯兰教学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阿卜杜阿齐兹·萨彻迪纳，还有近几年影响日渐增加的伊朗思想家阿卜杜卡里姆·索罗什。与一般乌勒玛局限于地方性或是族裔性社团的影响相比，他们的观点和思想的影响力更具有普遍性。

二、什叶派社团与逊尼派社团的关系

美国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是与整个穆斯林社团发展的大背景密切关联的。在早期穆斯林移民整体较少的情况下，面对与过去生活环境迥然不同的非穆斯林文化，不论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在融入新生活和维护自己的信仰、不被同化之间寻找平衡。这时穆斯林内部宗派主义的观念较弱，两派在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交往频繁，不分彼此。1937年，马萨诸塞昆西地区的两派穆斯林于1937年建立了美国阿拉伯人旗帜协会，并购买了一处房屋，供宗教集会之用。[10]今天大底特律周围的两派穆斯林各自为政，但是早在20世纪2、30年代，逊尼派和什叶派是在一起进行宗教活动的。由于缺少足够的宗教人士，一些什叶派乌勒玛，比如著名的谢赫齐里、谢赫哈利勒·巴奇，都是既为什叶派主持宗教活动，也为逊尼派社团服务。[11]

20世纪60年代以后，穆斯林移民中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开始增加。这些人分散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与已经形成的地方性穆斯林社团往往没有太多联系。新型的穆斯林组织开始出现。这些组织通常都强调穆斯林认同、淡化宗派意识。比如1963年在伊利诺斯大学成立的穆斯林学生联合会，它最早的四位主席有三位是什叶派，什叶派和逊尼派在该组织内部联手工作，从不强调宗派差异。

美国穆斯林宗派观念的强化大概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内在的主要原因是两派穆斯林在教义教法和宗教仪式上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而新移民的不断到来更强化了这一差异。一般而言，新移民在宗教事务上偏于保守，他们强调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区别与差异。而他们在原住国由于教派纷争带来的辛酸体验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使得国外流行的争论蔓延到了美国。一些本来泛伊斯兰的组织开始强调纯粹性、排斥什叶派的参与。而人数的增加也使得什叶派社团有能力另立门户，和逊尼派有所区别。

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则是美国穆斯林中宗派观念日渐浓厚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及沙特支持的瓦哈比派思想的传播。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全世界很多穆斯林都为之欢欣鼓舞。一些亲伊朗的什叶派移民通过各种媒体，把革命的影响传递到美国。在伊朗国内的一些穆斯林对革命后实行的严厉伊斯兰化政策开始不满时，一些什叶派移民却把这种伊斯兰化看作在美国重建信仰的最佳途径。新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曾邀请了一些美国穆斯林前去访问。一些人归来后满怀革命的热情，极力主张采取一系列措施，在美国重振伊斯兰信仰。他们提出应该按照伊斯兰化的方式来养育下一代，呼吁学校废止男女混班的游泳课和音乐课，主张在一些穆斯林比较集中的机场设立礼拜场所，并对妇女的着装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一些什叶派伊斯兰中心和书店不光流通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讲演和书籍，还提供各种培训课程，成为宣传伊斯兰革命思想的根据地。一些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什叶派宗教人士也开始重塑自己的形象，脱下了穿着多年的西装，开始蓄须、并改穿传统宗教人士的长袍。本身开始美国化的潮流为之一转。

虽然霍梅尼本人主张伊斯兰世界的大团结，但是对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来说，伊朗革命并不是一场伊斯兰运动的胜利，而是一场什叶派运动的胜利，它不仅是现存秩序的政治威胁，也是什叶派对逊尼派的宗教挑战。在这种氛围下，沙特阿拉伯主张的瓦哈比主义、流行印度次大陆的迪奥班迪学派都扩大了宣传，以对抗伊朗的威胁。由于什叶派与逊尼派不同的一些宗教习俗，沙特的多位宗教权威公开宣称什叶派不是真正的穆斯林，禁止逊尼派和什叶派打交道。瓦哈比派著名宗教人士阿卜杜·拉赫曼·巴拉克在颁布的教令中公开声明，什叶派是最邪恶的派别，什叶派穆斯林是背教、伪善的假穆斯林，他们是犹太人阴谋的产物。[12]迪奥班迪的一些顶尖学者也著书立说，对什叶派的信仰和习俗大加鞭挞，对霍梅尼的言论进行批驳，指出伊朗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传播什叶派信仰。沙特的大力赞助，使得迪奥班迪此类著作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并在世界各地流通。一些本身对伊斯兰教的种种适应性变化不满的美国穆斯林，很容易接受这些正本清源、重建传统的理念，进而有意识地与什叶派穆斯林划清界限。而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中东和南亚等地的政治矛盾和暴力冲突，也对主要由移民构成的美国穆斯林社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引发公开的对立。

随着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界限日益分明，一些本来不带有宗派主义的机构也开始逐渐分化。前述由两派共同组成的穆斯林学生联合会就是如此。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导致什叶派学生在联合会中日益被边缘化。周五聚礼时常有人公开抨击什叶派，许多什叶派学生抱怨受到宗教歧视，被排斥在一些活动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大学的什叶派学生另立门户，建立了与逊尼派组织平行的社团组织。而双方的宗教差异和对地区政治的态度，使两派在清真寺、伊斯兰中心、大学校园里的穆斯林学生联合会，甚至监狱里不断进行较量，以报刊、书籍和网络为平台的交锋更是此起彼伏。

伊拉克政局的变化使得美国穆斯林内部的宗派观念之争上升到了物质层面的冲突。萨达姆政权的倒台让很多自萨达姆暴政下逃脱的伊拉克什叶派欢欣鼓舞。美军进入巴格达，萨达姆的巨大铜像被推到之后，迪尔堡的什叶派伊斯兰中心卡尔巴拉知识学院专门组织了一次庆祝活动。这次活动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但很多逊尼派阿拉伯人则强烈谴责什叶派叛国、无知，不知亡国之恨。2006年底，萨达姆被处死，行刑的是两个什叶派农民。录像在美国电视台播放之后，迪尔堡的三座什叶派清真寺和几处什叶派商店遭到了故意破坏。同年，纽约曼哈顿地区的什叶派社团举行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的游行时，一个叫做伊斯兰思想者协会的逊尼派社团当场散发宣传材料，谴责什叶派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对什叶派的习俗进行批评，引发了双方的矛盾。这些事件使得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

当然，消除两派之间紧张关系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领袖在底特律、华盛顿特区、洛杉矶、芝加哥等地组织了多次对话活动，商谈美国穆斯林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一些在美国影响较大的伊斯兰组织，比如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都对逊尼派极端分子骚扰、破坏什叶派宗教活动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敦促大家尊重某一清真寺大多数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方式，对持不同意见的穆斯林或是组织也应互相尊重[13]。为了准备全球范围的跨宗教对话活动，沙特方面的态度也有所变化。2008年，沙特国王公开号召穆斯林应该统一自己的声音，并在会议中与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比肩而坐。在什叶派方面，阿亚图拉法德拉拉2006年发布教令，禁止什叶派信徒对先知的门弟子（主要是前三位哈里发和这三位哈里发的支持者）进行谴责。[14]这对于消除两派差异、减少摩擦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总的来说，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穆斯林认为自己在教义和习俗方面受到的指责更多来逊尼派穆斯林而非那些非穆斯林。因此，美国的什叶派穆斯林面临着双重的挑战，既要保证年轻一代不被美国同化，又要确保不被伊斯兰教内反什叶派的声音、特别是瓦哈比派的抨击所压倒。

三、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什叶派社团的影响

目前以移民为主体的美国什叶派社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主流社会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疏离使得他们必然与美国之外的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与同一信仰、同一族群、同一地域的各国什叶派社团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各个方面受到它们的影响。

这一影响首先表现在宗教方面。什叶派内部存在一种有别于逊尼派的独特效仿体制，即普通信徒应选择一个高级宗教学者作为效仿的对象，在宗教和其他事务上听从他的见解。因此，什叶派穆斯林虽然身在美国，但多追随居住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的意见。目前，全球什叶派公认的大阿亚图拉有三位，他们在美国都有特定的追随者。一般说来，伊拉克裔什叶派多倾向于追随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伊朗裔什叶派多追随阿亚图拉霍梅尼，霍梅尼去世后则追随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黎巴嫩裔什叶派往往追随阿亚图拉法德拉拉或是西斯塔尼，印度裔什叶派也多倾向于追随西斯塔尼。追随同一效仿对象的信徒往往结成一个组织，而与其他组织有所区别。

身居伊拉克、伊朗等地的大阿亚图拉们已经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加强与生活在西方的追随者之间的联系是扩大什叶派影响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他们运用手中掌握的资金，支持美国各地什叶派中心的建立，并不断派出代表前往西方，与当地的信徒见面。最关键的是，他们根据西方的现实情况，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作出解答。

20世纪后期以来，位于伊朗库姆和伊拉克纳杰夫的什叶派思想中心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问答体教法著作，主要内容是效仿源泉们对西方信徒涉及的问题做出回答。而近年来，几位著名的大阿亚图拉都建设了自己的网站，以多种语言对追随者的问题进行回答。从根据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教令编辑的《西方穆斯林行为准则》[15]和他的正式网站上[16]，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西方的什叶派提出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比如如何在北美确定礼拜的方向；哪些类型的音乐符合伊斯兰教法；是否可以食用用透明胶状蛋白制成的食物；在飞机等飞行器内如何确定礼拜方向；试管婴儿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在白昼过长或是过短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礼拜时间和斋戒时间；还包括如何对待同性恋，是否可以通过DNA来测试孩子是否为婚生子女等等。

这些是伊斯兰教法学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问题，但也是今天生活在西方的什叶派穆斯林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在权威的教法解释著作中没有先例可循时，效仿源泉如何回答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何确定保守与开放之间的平衡，既能够维护正统的信仰和教法的规定，又可以适应当代穆斯林的需要，这既要求对传统教法学知识的深入掌握，也要求根据现代处境灵活变通。比如关于DNA测试的问题，西斯塔尼回答说，信徒可以自由采取各种方式来确定孩子是否为婚生，但是这一测试并不是判定通奸的合法手段，也不应仅凭DNA测试的结果来执行伊斯兰教法中对于通奸的惩罚措施。

真主党的精神领袖法德拉拉对于美国什叶派青年一代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对西方文化比较熟悉，因此他的观点虽然与大多数什叶派乌勒玛的观点存在差异，但发布的教令更为实用和宽容。比如他允许剃须。他认为蓄须是一个特定时间段内正确的规定，其历史背景是穆斯林处于少数派这一事实。权威学者为了区别于犹太人和穆斯林，才禁止剃须。还比如，一般教法学家认为，多神教徒、无神论者、偶像崇拜者在仪式上都是不洁的，因此不可食用他们的食物。法德拉拉则认为，从本质上讲没有人是不洁的。因此他裁定即使崇拜偶像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他们在仪式上都是洁净的，他们的食物是可以食用的。在不知道烹饪者是否为穆斯林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使用其烹饪的食物。还有克隆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为了造福人类而克隆动物（比如为了用于器官移植）是允许的，从活人或是亡人身体上移植器官也是合理的。至于人类的克隆，则是一个应根据未来的资料进行研究的动态的问题。这些灵活的观点无疑很容易被西方信徒所接受。

法德拉拉专门写作了《青年人的世界》（World of Youth）[17]一书，针对生活在西方的青年人和妇女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作出了解答。在书中，他引用第一伊玛目阿里的圣训，赞扬那些根据时代需要来养育子女的父母。他号召对传统的性观念进行重新评估，认为有必要对穆斯林青年进行性教育，因为伊斯兰教并不认为性是肮脏的。而且，对妇女的歧视并不是伊斯兰教本身的内容，性别不平等的内容内含于文化概念之中，而非宗教概念之中。他还指出，传统上认为女孩有责任为整个家族的名誉负责，而男孩却不必，这种养育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伊斯兰教要求男女两性都需要具备贞洁这一重要的德性。

法德拉拉非常注重同西方追随者的沟通和交流。他认为伊斯兰运动不应只局限于中东，还应通过和平手段向西方传播，因此穆斯林不应一概排斥西方文明，而必须去理解西方文明内在的规律。法德拉拉同样有一个网站[18]，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和法语公布周五聚礼时的讲道、发布法特瓦，并回答信徒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西方的穆斯林现在可以通过电话，直接与他交谈。

前两位阿亚图拉发布的法特瓦多限定在宗教事务方面，很少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相比而言，作为全球唯一一个以什叶派信仰为国教的国家，伊朗对美国什叶派的影响面要更加宽广。霍梅尼去世之后，哈梅内伊作为效仿源泉的吸引力虽然有所不及，但他同时兼具宗教领袖和伊朗最高领袖的两种身份，他所代表的伊朗对美国什叶派穆斯林的影响，是通过多种途径来扩展的，相当一部分伊朗裔什叶派信徒依然选择他为效仿对象。

由于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持续紧张，以伊朗为背景的活动一般不像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活动那么公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纽约为基地的阿拉维基金会。该基金会是1973年由当时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巴列维国王赞助成立的，原名为巴列维基金会，主要目的是在美国追求伊朗的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基金会改名为阿拉维基金会，受德黑兰的穆斯塔法基金会直接管辖，宣称自己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私人慈善机构，目的是在美国推广伊斯兰文化和波斯语。

伊斯兰革命之后，阿拉维基金会在美国的大部分资产已经被冻结，但是它依然在纽约、弗吉尼亚、马里兰、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地拥有多处产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它赞助了多个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的建造，马里兰、休斯顿的伊斯兰教育中心都是由阿拉维基金会赞助的。一般来说，这些伊斯兰中心不会对外提及亲伊朗的倾向，但是哪些伊玛目可以在这些中心里活动，都是由阿拉维基金会决定的。通过举办课程和讲演，散发书籍和刊物，伊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逐渐渗透进来，其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学说也由此获取了更多的听众。

伊朗式意识形态的渗透给一些地区的伊斯兰中心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伊斯兰革命之后，宗教人士在伊朗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占据了主导权。受此影响，洛杉矶和休斯顿的一些什叶派宗教领袖认为根据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宗教人士有权根据伊斯兰教的教法律令来管理伊斯兰中心的各项事务，因而要求对伊斯兰中心具有完全的控制权。而美国的各伊斯兰中心通常是由民主推举的理事会来管理，宗教人士仅负责与宗教活动和宗教教育有关的部分。因而，这一权力要求往往会遭到理事会的拒绝，争论导致一些伊斯兰中心内部冲突不断，也致使什叶派社团更加分裂。

对于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什叶派穆斯林的影响，美国政府一贯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伊朗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被美国视为“流氓国家”，对一些什叶派背景的政治反对派，或是符合、并能够提升自己利益的宗教组织，美国都予以积极支持。即使一些带有美国一贯批判的所谓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组织，比如和伊朗关系非常密切的召唤党和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等，都曾得到美国的支持。但是目前，在美伊关系日益紧张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伊朗影响的存在十分警觉，前述的阿拉维基金会多年来都处在FBI的监控之下。2009年11月，美国联邦法院根据一项针对阿拉维基金会的诉讼书，开始着手冻结该基金会超过5亿美元的资产，其中以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座36层建筑最为引人注目。美国检察官表示，阿拉维基金会事实上是在代表伊朗政府管理这座大楼，大楼的巨额租金最终都汇入到伊朗官方控制的伊朗国民银行，为伊朗核项目秘密提供资金。进入冻结程序的还包括位于纽约市、马里兰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休斯敦的伊斯兰学校和清真寺。

结语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穆斯林人口增长很快，但是穆斯林依然是美国社会的少数群体。而作为少数派中的少数派，如何在宗教信仰、民族归属、祖国观念和当前的国家忠诚之间建立联系，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每个什叶派穆斯林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产生多样化的结果。正是这种多重选择，决定了美国什叶派穆斯林目前无法在文化、政治，甚至宗教方面达成基本的共识，出现一个较为团结一致的社团。他们大多愿意把自己有限的资金用来建设为己所用的地方性伊斯兰中心，不愿在穆斯林社区之外进行活动，也无法在公共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如何打破目前过于强调祖国观念和民族归属的局面，建立更加强调宗教属性的共同体，在公共生活领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愿望，真正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有机体，是什叶派社团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外部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什叶派穆斯林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帮助什叶派穆斯林维持宗教认同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难度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