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陆、北非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它以海路商贸为纽带把世界各地的文明与中国紧密连接在一起。它形成于秦汉、发展于晋隋、繁荣于唐宋，式微于明清。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启，它又一度成为了世人的焦点。笔者在对海南穆斯林研究过程中注意到，穆斯林作为一个信仰集合，是海上丝绸之路除汉民族外的另一个重要群体。它以古波斯、阿拉伯等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信徒为主体，也包含了部分印度、东南亚等地的信众，在海南岛的整个沿海地区都留下了丰富生动的大量遗存和历史印记。他们的行迹与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在学界的研究中，关于海南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所发挥的作用的探究十分有限，且多是点到为止，没有深究。以海南穆斯林为切入点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种对海南穆斯林历史文化的忽视是对海上丝绸之路深化研究的一种缺憾。那么历史上海南岛与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如何理清穆斯林、海南岛、海上丝绸之路之间错综复杂、交织融合的线索?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启发和线索下，笔者于2013年下半年到海南三亚崖城镇、羊栏镇(今凤凰镇，以下均用老名称)、藤桥镇，陵水水口庙，万宁大洲岛、乌场港以及海口沿海地域进行田野调查。一般说来，海南岛整个沿海地区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过密切联系，但是西部地区的联系相对简单、相对弱化，东部地区的联系更为广阔、更为深入。而海口和三亚作为海南重镇(古琼州、崖州所在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碰撞难以避免，文昌的七洲列岛和万宁的大洲岛更是必经之地，是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标志地。因此，选择海南岛东半部作田野调查路线是出于实际考虑和对史料的尊重。

    经过调查研究，笔者对海南穆斯林的历史文化及其宗教信仰情况有了更深、更直接的认识，掌握了一些第一手材料。调查研究认为，历史上海南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古波斯、阿拉伯等地有着深远悠长的联系，海南岛不仅是中国汉人通往世界的桥梁，也是连接西方穆斯林、古波斯商人与中国大陆的纽带。核心论点就是：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忽视的重要中转地。

    二、古地探访

    笔者首先来到海南三亚崖城镇、羊栏镇、藤桥镇，展开有关海南穆斯林历史、文化的田野调查。在与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理事、三亚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哈少林，羊栏镇穆斯林诸长者，村民，渔民访谈和查阅相关史料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解读、思考，形成此报告。通过对海南沿海穆斯林历史文化的梳理和调研，我们认为海南岛上的历代穆斯林均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1.崖州访古

    崖城(古崖州治所)是此次田野调查的第一站。崖城的兴盛发展与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息息相关，自西汉开疆海南以来的2000多年间，因其濒临南海，幸拥良港，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中继地和补给地，一直就是古代中国南方最边远的县、郡、州、军的行政首府治所，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密切相联，从未中断，堪称“两千年建置史，八朝州郡治所”之地。

    地处南冥遐方的崖城也是历代流贬官员最远之地。自唐朝起，被贬谪流放到崖城的历代文人名儒，圣贤学者，达官名流不乏其人。其中如唐代宰相韩瑗，宋朝宰相卢多逊、丁谓，南宋抗金名将胡铨、元朝宰相王仕熙等皆贬居于此。虽说贬黜于贬官个人而言是不幸，但却是崖城的大幸，这些名贤贬官在崖城“日以训传经书为事”，开文教之河，吹邹鲁之风，成为了撒播中原文化的先驱，推动了崖城文化的发展，使崖城日渐成为“幽人学士家”，被誉为“衣冠礼乐”之乡。到了明代，崖城文化肇兴、人文蔚起，已具有“弦诵声黎民物庶，宦游都道小苏杭”的盛况。至此，崖城已深深的印上了汉文化烙印，对崖城的历史文化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航海技术提升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位于中国最南端的崖城宁远河入海口处的港门港，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港湾条件，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继地和我国内联大陆、外通海域的重要门户。唐宋之时，港门港“蕃舶云聚，帆樯林立、商贾络绎、烟火稠密”，海外商贸日益兴盛。而随着海外商船远涉鲸波的波斯、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络绎不绝，蜂拥而至。这些穆斯林商人和随从在远渡重洋之时或“因浮海遇风，惮于反复，乃请其主愿留南方，以通往来，货主许焉”[1]而定居崖城，或因海上气候变化无常，“被风飘多至琼”[2]，而流落崖城。

    起初，落居崖城的穆斯林番民与汉、黎、苗等其他民族杂处其间，“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一带。然崖州汉、黎斗争长期不断，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和民族冲突、交融，有合有分，有和有争，关系起起伏伏。穆斯林番民依附于汉人官府的治理，后被集中安置在崖州城外相对边缘的“所三亚里”，以渔业为主，以农牧业为辅，在三亚湾一带“耕耘祖宗海”，逐渐形成了如今具有浓郁穆斯林民族文化特色的羊栏镇。

    2.古墓寻宗

    位于三亚藤桥镇的番岭坡古墓群(又名藤桥古墓)，当地人称为“番墓”、“番塚”，墓葬面积2O亩，现尚有墓冢6O余座，是海南至今发现的六个穆斯林古墓群(点)中的一座，其它五座古墓群(点)分别是：位于三亚市梅山镇的梅山古墓群(当地人称为“番人墓”)；位于三亚市崖州镇的大蛋古墓点(当地人称为“番人堆”)；位于三亚凤凰镇的回新拱北古墓群；同位于陵水英州镇的干教坡古墓群与土福湾古墓群。“这些穆斯林古墓群(点)只能是定居海南的穆斯林公共墓地，其集中分布在海南的南端沿海地带，可见历史上这一带是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区。”[3]同时这里也是内联大陆，外联海外，番船往来通商、停泊休憩的重要地域。

    (1)藤桥古墓群墓制的历史探寻

    藤桥古墓群是在1983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1994年被列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对象，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文物、考古部门试掘，其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墓碑冠为玉圭形、火焰形、山字形等。墓碑全以珊瑚石为原料，单面雕刻，原阳刻古阿拉伯碑文及花纹图案，有些相对完好的墓碑已被文物单位收存保护，现场的碑文图案都早已漫漶难辨。

    从历史上看，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当时，西亚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曾建立了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陲的“大食国”。中、阿两地一东一西，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因此，我们认同姜樾、董小俊关于海南穆斯林古墓“墓葬的时代跨度较大，早期墓茔的上限可致唐代，而晚期墓茔则至元代。上述遗迹的发现跟史籍记载，以及古代波斯、阿拉伯人雄霸海道的年代完全吻合”[4]的观点。

    从墓制上看，古墓群墓碑多为珊瑚石制成，这是典型的东非和阿拉伯穆斯林墓碑风格。黄友贤研究推测“三亚、陵水一带穆斯林直接来源于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从墓葬结构、装饰和墓碑的形制看，三亚、陵水沿海一带的穆斯林古墓群比广州、泉州、杭州、扬州一带的穆斯林墓葬(这些墓葬多数宋元时期)要简朴，保留了更多早期因素”。[5]我们也对上述几地保留的穆斯林墓碑形制、文样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海南三亚、陵水一带的穆斯林古墓的墓碑形制和文样更为古朴典雅，年代更早。从这些都可以推断出藤桥古墓可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最早的墓主人应来自于波斯、阿拉伯地区。

    (2)虔诚的伊教徒

    在墓区，访者留意到，在墓茔相对集中地一小块区域的树干上悬挂一面红旗，旗上有用阿拉伯语书写的箴言，有珍珠、铜铃和花环配饰，树下墓堆旁的几盆花盆中插满了灭烬的香火，而在不远处还看到了一张竹席。据介绍，这些都是由西北地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所组成的“上坟团”到全国各地伊斯兰教古墓群寻宗认祖，拜祭先贤时所留下的。他们每年都要组团到伊斯兰教传人最早的几个地区，如广州、泉州和三亚地区的古墓群祭拜，焚香，守夜，举行相应的宗教仪式。这说明西北的伊斯兰教徒对三亚周边地区作为伊斯兰教早期传入地这一历史地位是认可和信任的，说明了海南南部地区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浓重而不可磨灭的印记，与中国西部地区的穆斯林有着深刻渊源，更从侧面印证了海南是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人员经贸往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3)番岭、番村、番井

    古时海南人把穆斯林等外来种族人等统称为“番人”或“番客”，所以在曾有穆斯林流落居住的地方，便会留下若干带“番”字的地名，如“番岭坡”、“番墓”等等。这些地名是研究民族活动史的活化石，遗存的地名为古代穆斯林在海南的活动、分布提供了历史见证和重要线索。

    “番岭坡”古墓群不远处就有一“番园村”。村北有峒田，曾称“番人田”。村南巨石之间有一古井，称为“番井”。这口古井有上千年的历史，常年有水，曾两米多深，现仍一米有余。听村民说，清乾隆年间现村民的先祖从南面不远的村庄搬到这里居住，当时这里已然荒芜，渺无人烟。远在乾隆之前，(具体年代已不可考)这里曾是海港，地处海上丝绸之路之上，波斯商船来往频繁，有些番人选择在此安家落户，依井而居，形成“番园村”。后来“番人”迁出此村，到“番岭坡”一带，而“番井”因饮用、灌溉的功效被保留，至今仍有“玉石护金井，龙塘灌良田。”的诗句流传。

    3.羊栏夜话

    羊栏镇的回新村有一座南开清真寺。据一蒲姓长者讲，现聚居在羊栏的回族人先祖系古占城(今属越南)人，移民海南有两种说法，一说宋元时期占城战乱，陆路为交趾所封，只能海道避乱至三亚；一说占城南有一岛，渔产丰盛，先祖打渔忽遇台风，三艘渔船被风漂到海南，分至儋州、万州(今万宁)、崖州。老人的故事与史志所载颇为相似，张嶲主修的《崖州志》、彭光藻主修的《儋县志》和胡端书主修的《万州志》中都有“番民，本古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的记载。

    初到崖州避乱的番民饥肠辘辘，语言不通。与当地居民交流时，他们只顾饥馁，大叫“花蒲”，即吃饭的意思。当地人误以为姓，遂均以蒲姓称之。三五代后，受汉文化的浸润和影响，族内禁同姓相婚，番民渐弃原来族姓，改汉姓，并衍变出除蒲以外的海、刘、哈、陈等21种姓氏。经世代繁衍，人口至今虽已有9600多人，然纵观其族群的近现代发展历程也是几经坎坷，尤其是日本侵略者为其带来了巨大创伤。1943年以前，回辉、回新本为一村，日本侵略者为修机场逼迫羊栏回民迁离祖居地至现今回辉村，并劳役、迫害致使回民人口数量折损过半，由2000多人骤降至不足千人。抗战胜利以后，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和流浪落魄的回民重返祖屋，重建家园，名为回新。于是形成了今天回辉、回新两村的格局。在这种波折曲变的过程中，羊栏镇回民的姓氏、人数、甚至血统都有所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信仰。

    听长者讲，羊栏镇回民至今仍然坚持信仰，保持特色，缘于慈禧执政时期的一位取经人。年代的久远也许让老辈们的故事印象有些模糊，但据史书记载，乾隆年间崖州确有一位阿訇北上取经，他就是海富润。他在陕甘等回族地区抄录经籍，游学8年之后，拟返崖州，行经桂林之时，被广西巡抚以携带“不知敬避狂悖”为由，被下文字狱。海富润家中老少及亲朋好友惧怕牵连，500余人纷纷逃离海外，移居马来、印尼、泰国等地，一时间崖州回族村落陷入了恐怖之中。乾隆皇帝听闻此事，发觉处理不当，立诏“不必查办”，释放被捕民众，发还经籍，海富润终免“以文罹祸”，携带回教经籍安然返琼，并在崖州清真寺讲经布道，教化信徒，保持住了羊栏回族的独特民族性情。

    羊栏镇回民千百年来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始终坚信信仰、坚守家园、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形成了一个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独立且特色鲜明的回族社区，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南海宝岛上熠熠生辉，成为了海南乃至全国民族宗教和谐发展的实践典范。

    三、南海咽喉

    田野调查的启发触动了我们对海南宝岛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考。早在唐宋，甚或更早之前，就有大量番舶客商分批分次、陆陆续续地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海南，或经商、或停歇、或落居。是海上丝绸之路将海南与波斯、阿拉伯、印度、东南亚诸国等地相连接，是海南岛以南海咽喉的特殊位置，为循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番商、穆斯林们提供休憩、交易、居住的场所。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来龙去脉的进一步梳理和探寻，结合田野调查，我们认为：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忽视的重要中转地。

    1.来龙去脉

    (1)秦汉时期的西线“徐闻、合浦南海道”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始灵渠，通舟楫，入南海，设南海郡，两广的徐闻、合浦港口初建。至汉武帝时，政府才开始从徐闻、合浦港遣官船入海远航，《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后人便将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这条航线称为“徐闻、合浦南海道”[6]，并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标志。

    由于地标导航的技术局限，当时航船不得不沿着琼州海峡和北部湾梯航而行。因此，海南岛北部和西部的港口在航线上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补给、停靠作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海南设立珠崖、儋耳两郡后，郡县官员及其家人、随从和大量军队入琼，开启了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人口入迁。汉人就是沿着西部航线经琼州海峡和北部湾海域到达了今海口、临高、儋州一带，并以此为据点，沿水路向岛的北部、东部移民；另有一路向岛的南部推进。

    (2)唐宋之后的东线“广州通海夷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动荡不安。东晋偏安促进了广州港的兴起。时至唐朝，造船技术和天文导航技术日趋成熟，具备了远航的能力和条件。唐贞元年间(785-804)，开通了以广州为起点，沿着海南岛东部，经西沙群岛北礁，通往印度洋和东非沿岸的新航线，大大缩短了途径徐闻、合浦，环绕北部湾行驶的弯曲路线。时任宰相的贾耽称其为“广州通海夷道”。

    “广州通海夷道”的形成标志着海南岛航段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东迁的重要变化。航线东移对海南岛的人口迁徙路径和区域开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航线东移后，尤其是宋朝泉州港的兴起，使得福建人成为了海南移民迁入的主体，海南岛北部、东部、东南部得到进一步开发，为海南整体开发奠定了基础，同时善于闯海的闽籍移民也为后来海南岛再向海外移民做好了铺垫，促成了文昌、琼海、万宁等著名侨乡的形成。

    航线东移的同时，西部航线并未完全荒弃。就其内容来看，西部航线对本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流官、军队等形式将朝廷的意识加以具化；东部航线则更多的是通过经济价值的体现对海南岛施以影响，正是在这两条航线的交替、互动的过程中，颇具地域特色的海南文化才得以形成，同时海南岛也是通过了这两条航线联通了与世界贸易和文化的往来，发挥着自己作为航线上独特中转站的重要作用。

    (3)明清时期的中华之表与幕后英雄

    转至明朝，造船和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成熟，远航船只已不须经停海南本岛，但都途经海南岛东部海域上的七洲洋、大洲岛等。例如郑和七下西洋都是途经独猪山(即独洲山、今万宁县东南之大洲岛)、七洲洋(今七洲列岛)等地，然后到达西洋诸国。大洲岛，在万宁市的东南15公里，与乌场港隔海相望。其形状从不同角度看或像船、或像猪、或像象，故古称独洲(舟)山、独珠(猪)山、象山，从地图上看去更像是“一个贵妇人怀抱一只贵宾犬”。据《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记载：“独洲山(今大洲岛)，在州(今万宁)东南海中，……南番诸国入贡，视此山为表”。其一直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海标志，是番船进入中国境内的象征。

    访者注意到，大洲岛目前的状态依然是一个原始的、未经开发的天然避风港和落脚点，岛上渔村简陋，淡水、食物缺乏，只能是渔船、商船遇到风暴时在海上的一个救命的浮漂，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中转站。真正的中转站应该是距离大洲岛仅6海里的幕后英雄——乌场港。乌场港背靠万宁市(古万州、万安州所在地)，有充足的补给，它虽然不是海南岛上最大的港口，但却是唐宋以来海南岛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最为重要的港口。

    我们推断，大洲岛是乌场港的一个窗口，是影子前锋；乌场港才是大洲岛的后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转站。一是因为书中记载番舶以大洲岛为“表”，字典中“表”字，做“边界、外”讲，同“里”相对；或通“标”，有标志的意思。这说明古人也认同，大洲岛只是—个标志性的岛屿而已，番客见此山便知已进中华境内，并非是到了中转站、停靠点。二是岛上确实荒芜，至今仍无相应配套设施和基础建设，光靠此岛不可能发挥出中转站的作用。三是史志记载：“独洲洋，在洲南五十里许，涛虽平，下有怪石错立，昔外番海寇之舟时遇风飘，多覆于此。”正是独洲洋的“怪石错立”才衬托出独洲山这一天然良港平和的重要，但其也仅是水中救命的一根稻草，绝非补给中转之地。

    由此可见，大洲岛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更重要意义是为中华之表，而乌场港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2.四种角色

    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写道：“海南岛并未成为国外贸易的货物交易地，它不过是来往船只的寄泊地而已。”“寄泊地”恰如其分，“而已”二字却有失偏颇。海南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中转站，其在航线上不仅担当着重要的护航功能和驿站作用，还是伊斯兰教及摩尼教、佛教、景教等世界宗教人士来华的停泊地和南岛人东渡的跳板。尽管这些角色多是相对被动的，但其作用和地位是积极的和明显的。

    (1)护航

    由于地理、风暴、海盗等因素，海南岛责无旁贷的担起了“遣官辅护”、“伴护通夷”的责任。《明孝宗实录》记载：“暹罗国夷人挨凡等六人，舟被风漂至琼州府境，广东按察司以闻，命给之口粮，俟有进贡夷使还，令携归本国。”《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三年(1738)，安南船有两次遇海难，一是海上捕捞被台风刮到文昌清澜港，一是运谷物的船只被风刮到崖州保平港，这两起事件均得到了当地官府和百姓的及时救援，休养之后，海南官府给予口粮，护送回国。

    (2)驿站

 宋代楼钥在《送万耕道帅琼管》一诗中写道：“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经集番禹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从“少休息”与“休戚同”中不难看出，那时的海南岛就早已成为了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驿站。之所以只是驿站而不是交易地是因为海南距离广州、泉州和东南亚各国都较近，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和资源互补。加上本岛产业发展缓慢、港口建设滞后以及明清时期实施海禁政策等因素，使得海南岛只能成为贸易驿站，即为往来船只提供淡水、食物和避风港，在海上贸易中扮演着与世无争的特殊角色。

    (3)泊地

    据《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7]记载，由南海线路东来传教和西去取经的僧徒共有238人。实际人数应该远不止此。在这些高僧大德弘法传教的过程中，与海南岛这一南海线路之咽喉相结缘者应不在少数。据海口市仁心寺寺史记载，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曾在海甸河(今海口海甸岛)两岸落脚弘法。东晋的法显大师和唐朝的义净法师都曾经在南亚、东南亚诸国取经修行后经海路东归往返。笔者在《佛教东来与海南宝岛之猜想》一文中曾推测，二位高僧在循海东归的过程中，都极有可能被风飘临琼岛。因此，笔者推测，由于海南岛特殊的地理位置，海南很有可能是各朝高僧大德来往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停留泊点。另在潭门渔民从南海打捞上来的陶瓷中，惊现披挂藏传佛教服饰的圣僧尊者塑像。其应为宋元时期的青白釉。据此说明，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佛教交流中，亦有藏传佛教踪迹含融其中。实乃“小文物说明大问题”也。历代随商船往来海上的穆斯林传教者亦不乏其人，在海南的停泊规模较之佛教有过之而无不及。

    (4)跳板

    2010年，6名波利尼西亚人驾着访古的独木舟，从大溪地出发，沿着祖先的足迹，漂洋过海到中国“寻根问祖”。目前学界也认同南岛人是大约于公元前3500年开始，由中国华南地区向外迁移，以波段接力的模式，一站一站的移民到南岛语系范围内的各个地区。在这次大规模文明迁徙中，我们认为，海南也是一个重要的接力站。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南岛语系地区与海南岛都有出土过相似的有段石锛。自1951年以后，各级考古和文物部门先后在海南三亚、陵水、万宁等沿海地区不断发现大约4000年前的海南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其中就有有段石锛。这种石器“在沿海地方或岛屿地方，有需要造独木舟之处，尤其需要”。[8]菲律宾的有段石锛应该是由台湾或由广东经东沙群岛等处传出。同时据孙光圻所著的《中国古代航海史》所讲，“在距今5000年左右，我国大陆南北之间的东部沿海一线，已出现了区域性或超区域性的原始航海活动……也可以循浙、闽、粤海岸南下，而抵海南岛甚至中南半岛等海岸。”[9]综上所述，我们推断在5000年左右，海南岛作为中国向南海地区的跳板，很有可能是南岛人向东迁移环节中的一个重要接力站。

    3.千丝万缕

    (1)番墓

    穆斯林都有设公共墓地的传统，且墓地是世代相传、具有连续性的，然而主要在宋元时期来到海南羊栏镇的穆斯林，对近在咫尺的古墓群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我们的推测，既这些古墓群和宋元时期来海南的穆斯林关系并不直接，而极可能是唐代来海南的穆斯林留下的遗迹。另外，从古墓形制、文饰等风格特点的相对一致性，我们也大胆的推断，藤桥古墓群是海上丝绸之路早期(汉唐为主)来到海南的穆斯林先民集中安葬的墓地。时间跨度不大，基本上为唐代前后。

    除了番墓外，在陵水军屯坡(距番人坡不远)发现一处唐代汉人墓葬群。这些墓葬均用珊瑚石板作墓室，出土有石雕人象和青釉瓷器。汉人用珊瑚石板作墓室在我国极为罕见，我们认为一是就地取材，珊瑚石在海南岛取用方便，二是可能受穆斯林墓葬用珊瑚石碑影响的结果。出土的瓷器反证了海南岛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不仅仅局限于与穆斯林的商贸往来，更有汉人间的经贸交流，其无论规模、数量、强度都相当或高于穆斯林客商，只是交杂淹没在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日常生活之中。本文重在梳理海南穆斯林的历史文化，探寻海南岛与海上丝绸之路间的联系，对汉族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痕迹不加赘言，只是这些出土的宋代青釉瓷器具有标志性意义，故述一二。

    (2)番村、番港

    在海南与番人、番客相关的港口遍布全岛。如在各市县志中记载的：陵水番人塘“塘上昔有番人村”，万州独洲山“番舟多息湾泊”，文昌七洲洋山“航海者于此取水采薪”，琼山神应港“蕃舶所聚之地”，琼山学前水“古通蕃舶”，等等。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东非的海上贸易船只或“被风飘多至琼[10]”，或被海盗掠夺羁留，或有目的性的商贸交易和停靠补给等，或主动、或被动，都与海南岛沿海地区发生了密切往来。

    除番港外，海南目前带有“番” 字的村庄还有91个，散落在全岛各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村庄与穆斯林之间不无关系。如万州的番村，据该村的潘先生讲，现在已经全无番人的迹象，只是村中老人常讲先人从伊朗而来，但是年轻人都不愿相信，假托为福建来琼的后人，认大陆为宗，已与汉人完全融为一体，至今万宁、琼海沿海一带村民仍不乏体格相貌酷似古波斯、阿拉伯人者。再如海口的攀丹村，即现国兴大道省博物馆、省歌舞剧院、省图书馆一带，古称番疍、亦称番诞，唐代已有此地名。据说当时有一艘番船因故流落于此，与疍民杂居，渐成村落。该村为《正德琼台志》作者唐胄[11]的故里，现今唐家后人仍承祖志，兴办教育于此。

    (3)鉴真东渡与波斯情缘

    最早的穆斯林登岛上岸具体时间始终无从考证。在诸多研究文献中，多以鉴真大和尚第五次东渡时经住海南的见闻，为穆斯林“番客”落籍海南的最早有确切年代的记录。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天宝七年(748)，鉴真一行第五次东渡，约在舟山附近，遇大风，漂流“到振州(现三亚崖州镇)江口泊舟”。在海南岛上，鉴真一行得到了当时万州大首领兼海盗的冯若芳的大力资助。为表示其对鉴真的尊敬，冯若芳每日烧乳香百斤，捐资修建大云寺。他的巨额资产主要来源是“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唐大和上东征传》又记“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所也。”从冯若芳奴婢住所规模也可以看出当时来琼的波斯商人数量惊人。冯若芳的资助对鉴真第六次成功东渡可谓是功不可没，从鉴真东渡与海南岛的佛缘和与波斯商船这段间接的情缘上，也可以看出。早在盛唐之时，海南岛与海上丝绸之路已然有了深厚的、密切的联系往来。

    四、结论

    经过上述研究并结合笔者在琼工作多年之积累，认为海南岛在历史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甚为密切。南自三亚、陵水、万宁、琼海，北至海口、文昌、澄迈、临高、儋州，海南岛南部、东部、北部沿海均有丰富生动的穆斯林文化遗存，包括整个海南岛沿海地区都有番人番客流落生息的痕迹和物证，均不同程度地受到穆斯林文化的渗浸，并发生了生死契阔、鲜活生动的民族融合。在穆斯林与海南岛似化学反应般的波澜碰撞中，也促进了海南与世界的连通，其重要标志就是：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忽视的重要中转地。

    从时间上看，亘远绵长。海南岛作为大陆与南海及海外联系的必经之路，起码自秦汉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过紧密联系。其间偶有起起伏伏，但从没有过真正的断绝。

    从空间上看，覆盖全岛。整个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过密切联系。秦汉时期海南岛西部沿海地区主渠道作用明显，随着唐宋时期航线东移，海南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活跃，但是西部航线只是弱化，并未罢弃，依然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海南西部昌江的棋子湾等海滩，能见到大量的历史上沉落在海里的瓷器残片，更加应证了海南西部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过往联系。

    从关系上看，多向互通。海南岛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地区的交往上，有进有出，有来有往。商贸交易上的进出口，穆斯林来岛和岛民向海外移民的人员往来，一直是双向的、甚至多向的流动，只是有的时候繁盛些，有的时候相对平淡些。时至今日，三亚羊栏镇回民亦常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穆斯林“走亲戚”。

    从以上三点上看，海南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一直发挥的重要的独特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中转站。在结论部分，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重点强调“不可忽视”。之所以强调，是因为“一直被忽视”。

    ①海南岛开发较晚，一直相对蛮荒、落后，容易被忽视。海南岛于汉武帝时期始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唐宋时期一直是贬官的流放之地。元明稍有好转，虽有“南溟奇甸”、“海外邹鲁” 之称，但是与中原大地和东南沿海相比，文化、经济一直都是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因此容易被忽视。

    ②历史上，一直未能引起中央政权的足够重视。《汉书·贾捐之》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贾捐之请弃珠崖，理由是“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中央政权对海南如此的不重视，致使历史上的海南难免被忽视。从古到今，中央政权真正重视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海南建省办特区以后。

    ③尴尬的地理位置使得海南岛不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集散地、更不能是目的地，因此被忽视。由于海南的地理位置当不当、正不正，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以致用之有限、弃之不能。正是这种尴尬的地理位置，使得海南岛很容易被海内外所忽视。

    ④偏低的历史建置使得海南岛自然被忽视。历史上海南一直属于两广的管辖，仅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设置都督府，为一个省的建制，但旋即又被解除。宋、元、明、清时期，海南总是隶属它地，再未立省。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先生特别重视海南开发，在《建国方略》中多次提及海南的发展与港口建设的重要性，并亲拟《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力图将海南改为行省，以求振兴实业，应时势而发达，只可惜改建未能成功。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正式升级为省的建制。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尤其是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海南的历史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的海南已经有能力、有责任、有义务在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领域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见解，在有关研讨会上应该有来自海南的专家和观点。随着国家南海战略的实施和海南建设海洋强省的推进，海南在国家经略南海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重启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南岛作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地，正应乘此东风，焕发生机活力，大力推进海南岛与东盟、南亚、西亚等各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并在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担当起更加重要的责任。

    注释：

    [1]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七。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3][4]姜樾、董小俊：《海南伊斯兰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0页。

   [5]黄友贤：《海南“蕃客”——中国最早之穆斯林考》，《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6]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7]何文耀：《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8]林惠祥：《中国东南亚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9]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1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1]唐胄(1471－l539)字平侯，号西洲，明代琼山府城东厢攀丹村(海南省海口市攀丹村)人。编有《琼台志》20卷、《琼州三祠录》3卷，创建养优书院，教育后学。

    （作者系海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