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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燮藩:安萨里与伊斯兰教的正信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6年8月19日

[内容摘要]安萨里是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以罕见的思辨头脑,清晰辩证的文笔,对伊斯兰教各学科的宏大综合所达到的学术成就,使他获得了“伊斯兰教权威”(hujjatal-Islam)和“圣教文采”(zain al-din)的美誉,被穆斯林公认为继教法学四大教法学派教长之后最重要的宗教学者。确实,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教义学家,又是伊斯兰教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在伊斯兰教的智力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产生过如此强烈和广泛的持久影响。

 

[关键词]伊斯兰教;安萨里;正信

 

安萨里(1058-1111)出生于波斯东部的图斯(与今马什哈德相邻)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父亲是一名苏非,职业可能是纺线工,在他幼时去世。他和弟弟艾哈迈德被托付寄养在他父亲的朋友,也是一名苏非的家中。他按常规在呼罗珊各地接受宗教教育,学习传统的宗教学科。约20岁时,他赴内沙布尔尼扎姆学院求学,拜在艾什尔里学派教义学家、享有“两圣地教长”(Imam al-haramayn)之称的朱威尼门下,学习教义学、教法学、逻辑和哲学。朱威尼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其门生也人才济济。但安萨里很快就脱颖而出,学识超群。甚至他的老师也常常说,这位年轻才俊可以代替他讲学了,届时他自己也会微笑着目不转睛地听得入神。在内沙布尔,安萨里曾求教于当地的苏非舍赫法尔迈齐,学习苏非学理和修持之道。他还实践苦修,不过没有什么效果。在1083-1084年,朱威尼和法尔迈齐相继去世后,安萨里在内沙布尔以学识渊博而闻名遐迩,并得到塞尔柱王朝首相尼扎姆·穆勒克的赏识。1091年,由于他在艾什尔里学派教义学、沙斐仪学派教法学及哲学等学科方面的学术造诣,被聘任为巴格达尼扎姆学院教授。他的博学深思、能言善辩,以及辩证的技巧、真诚的态度,使他的讲座大受欢迎,听众常多达400多人。他作为教义学、哲学的最高权威而逐渐蜚声伊斯兰世界,门生及追随者众多。就在此时,其学术声誉如日中天之时,他的内心产生了理性与信仰的冲突。这种精神危机,经长期的苦思和探求而陷入怀疑主义,使他精疲力竭,萎靡不振,直至疾病缠身。1095年,他毅然辞去教职,以朝觐的名义,退隐各地实践苏非的修持,长达十年之久。其中包括去麦加朝觐,造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等地,以及在大马士革清真寺的两年苦修。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宗教学科的复兴》(Ihyaulum al-din)等著作,然后于1105年返回故乡,继续隐居修持。后因塞尔柱王朝新首相之请,一度出任内沙布尔尼扎姆学院教授。1106年,正值伊斯兰教历500年,穆斯林民间普遍相信,每一世纪之初都会出现一位信仰的复兴者,因而安萨里被视为这一世纪的宗教复兴者(mujadid)。不久,他再次返回家乡图斯,同时婉言谢绝了重返巴格达尼扎姆学院任教的邀请,在家乡举办学校,讲授教义学和苏非学理,于1111年在故乡去世。

 

安萨里的精神危机来自他青年时期就开始的探索真理的热情,而且这种热情特别认真而执着。他在自传体著作《摆脱谬误》(al-Munqidh min al-dalal)中说:“我还不满二十岁的时候(现在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就开始了研究工作——我不断地研究各种教义或信条。我碰着内学派,就想研究他的秘教的真谛;遇着外学派,就想探讨他的直解主义的要旨;会见哲学家,就想学习他的哲学精髓;遇见辩证派教义学家,就想探查他的辩证学和教义学的宗旨;遇着苏非家,就要刺探他的苏非主义的秘密;遇到苦行者,就要追索他的苦行的根源;遇到无神论的精底格,就要探索他坚持无神论、伪装信神的原因。从青年时期开始,我就有了探索真理的热情,这是我的天性,是无法抑制的,是不能够自主的”。安萨里的这种探索真理的热情,使他以特别认真的程度,对各种宗教学科,各种教派和思潮,逐一作了审视和评价。他把当时所有的真理追求者,主要分为四类:内学派、教义学家、哲学家和苏非。对于内学派,即伊斯玛仪派传道师,安萨里曾著文批判,反复指出该派的主要危险即在于其宣传的普遍性。但在实践中只能提供低劣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皮毛而已。在《摆脱谬误》中,他再次考察该派的主要危险,认为在于以神秘主义隐喻避开《古兰经》的限制,用不谬的伊玛目为指导来跨越伊斯兰教法的障碍,进而颠覆伊斯兰教。

 

至于教义学家,其中包括教法学家,当时已形成一个宗教学者阶层,安萨里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们通过对教义、教法的解释,实际上统治着穆斯林的生活。但他们过多地关心世俗利益和外在形式,有使经、训僵化的危险,而这正是虔信者和苏非所批评的。伊斯兰教法学和教义学已逐渐陷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既不能吸引和维持民众的信仰热诚,也不可能在他们心目中居于统治地位。安萨里曾不无调侃地说:“那些博学而知道罕见的离婚方式者,却对简单的精神生活,例如对真主虔诚或信赖他的意思一无所知。”他们的迂腐,很难使宗教深入民众的内心生活。安萨里通过自己的体验,认为要改变这一点,无法借助于哲学、理智或科学知识,只有通过个人对真主认知的直觉感悟和内心体验,才能维持内心信仰的真实和持久。

 

对于哲学,安萨里曾有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和严厉的批判,著有《哲学家的目的》和《哲学家的矛盾》等。他认为,根据希腊传统提出的一些哲学命题,在正面上是与伊斯兰教义相冲突的。例如,宇宙从无始的过去就存在,没有创造上的始点说(否认真主从无中创造天地)、真主只认识一般,与个别无关说(否定真主的全知)、否定真主的意志及其各种属性的实在说(同基于《古兰经》所载明的意志和属性论相矛盾)、否定肉体复活(否定最后复活、审判日的教义)、主张自然法则的绝对不变和必然性(否定真主的奇迹,从而否定真主的全能),等等。安萨里强调,哲学家的哲学论证和形而上学,同教义学家的论证一样,都属于“知”的领域,而宗教信仰属于“信”的领域。哲学介入宗教是越界的行为,只能造成无实质意义的空谈和误导民众。

 

对于苏非派,安萨里开始也是从智力的角度予以评述的。他说:“我知道苏非派的道路若不是学说和实践相结合,是无法前进的。学说的要旨在于克服肉体的情欲,摆脱邪恶的意向和恶劣的品行,使心灵得到净化而只有真主;净化的方法就是赞念真主,所有的思念都集中于真主——我认识到,他们所特有的知识是不可能通过学习取得,只能通过直接体验、入神和内在的转变。”通过自身的实践,安萨里相信,“苏非派是最先走上真主道路的人,他们的行为是最好的行为,他们的道路是最安全的道路,他们的品德是最高尚的品德。”“总之,苏非派道路的首要条件是净心,即心中只有真主,别无他物。这条道路的要旨是:遵奉礼拜中的戒律,全身心地赞念真主,最后自我混化(fana’)于真主之中。这种自我混化状态是相对的,是修持到最后的必然状态。但在实质上这只是他们道路的开端。”为了坚持正统和避免极端的体验和主张,安萨里强调要按宗教的真实性生活,同时用苏非实践方式检验这种真实性。他得出结论,只有通过“内心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才能获得确实的信仰,而苏非主义并无可验证的内容和目的,只是检验信仰的真实性。因此,他否认苏非的幻视和陶醉入迷的言语,批判苏非的同一(itihad)、化身(hulul)或登极(wusul)等说法,他早就清楚地说过:“对于苏非的言论,缺陷永远缠附着。”

 

安萨里面对各种不同教派和学派,对教义学家、哲学家和内学派有批判的一面,但也有建设性的一面,这两方面在他的著作中是紧密相连的,这就是他的中道精神。安萨里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宗教思想和实践的精神化:形式必须浸透精神,教法和礼仪必须具备伦理的视角。在来世获得拯救是宗教的终极目标,因此,他确定认同这一目标,分析有助于还是妨碍达到这个目标的行为,即招致毁灭的事或道德上的罪恶,和获得拯救的事或虔敬的善行。这正是他最著名的著作《宗教学科的复兴》所论述的,是整个伊斯兰教学科体系——教义学和教法学,伦理和神秘主义的目的。这里,安萨里如同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一样,力图使伊斯兰教非神秘化。例如,他坚持认为,为了成为一名穆斯林,坚持由真主和他的先知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所规定的信仰就足够了,而教义学家提出复杂论据的知识,对信仰并非必需。在教法上同样,他认为决疑法应予以谴责,因为它保留了形式而牺牲了精神,使教法的目的失效。在伦理上,他论述了一系列关于恶习和美德的详细讨论,宣称对俗世的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爱真主是最高的善。宗教的本质是体验,不仅仅是表白,苏非们正是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能体验真实而教义学家只是谈论。《宗教学科的复兴》因此不仅是一个理论叙述,也是一个实践指导,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形式和精神的统一。这一特征使它在伊斯兰教文献中具有特殊地位,而对穆斯林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安萨里不仅关注伊斯兰宗教学科的复兴,而且也倡导以实践的方式改革社会。他在其著作中,对社会不同阶层和集团的作用给予了客观评价。他谴责当时的大多数宗教学者,他认为,他们要对穆斯林社会的社会衰败和道德沦丧负责。俗世让他们脱离了自己的首要职责,即引导统治者和民众走正道,而去忙于逢迎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常常卷入次要的争论,而对社会面临的真实和迫切的问题视而不见。统治者则专制跋扈,滥用公共财富。安萨里为此写信给一些苏丹和大臣,提醒他们在今世的职责和来世的责任。他也批判富人的冷漠无情和穷人的迷信及非穆斯林实践。

 

安萨里的方法和其著作的主旨同样重要。他的方法可以描述为批判-分析型。这与他锲而不舍地探求真理的彻底精神相关。安萨里认为一切事物都值得批判分析,有待于详细研究;分析可以显示一种观点或思想体系的强弱;而真理一旦发现,就值得依其本身而接受。这种方法导致他得出结论,教义学虽然很好地服务于它所宣称的目的,但终究不能产生确信。而哲学家的观点不仅与伊斯兰教不能相容,而且也缺乏内在的连贯性。他对哲学的批判显示了其方法的特征,他并未对哲学做出一概而论的批判。他将这个学科划分为六个门类——数学、逻辑、物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和伦理学,他发现前三种没有什么谬误,并愿意考虑后两种中哲学家的贡献。但对形而上学,他认为哲学家犯有重大错误,而这是由于他们宣称有能力胜任一个并非他们从事的领域。哲学家未能遵从论证理性的规则,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极端思索,例如,在关于宇宙起源和结构的问题上。安萨里因此不仅与穆斯林哲学家,而且也与那些完全拒绝希腊传统的正统派分离开来。

 

安萨里在其晚年的著作《光的壁龛》(Mishkat al-anwar)中,他的思辨神秘主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对《古兰经》“光节”(2435)的解释中,称“真主是光”,并以超验的方式述及自我与真主的关系。有趣的是,在论述将人和真主分离的七万道光和黑暗的帷幕时,他把大多数虔敬的教义学家放在黑暗和光混合的帷幕后,而在同时却将某些哲学家放在纯光的帷幕后。在他重建的伊斯兰教智力体系中,他使苏非主义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根据亲身的体验,把教义学关于真主意志、权力和仁慈的说教,转变为生动亲切并充满感染力的个人感受,并以清晰的哲学语言和不可抗拒的说服力,要求宗教学者与苏非和解。由于他的影响,苏非主义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伊斯兰教由此获得新的活力,继续深入传播和往外扩张。此后,一名教义学家往往同时又是一名苏非,原来形式主义的教义学得以在新的综合基础上重建。

 

安萨里以他渊博的学识,系统辩证的思想,简洁明晰的文体,而首先是他完全的真诚和客观,使他在生前就拥有罕见广泛的读者,而他在各个领域的著述则自那以后对穆斯林思想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例如,作为一名教义学家,安萨里被人认为确定了艾什尔里学派的最后的形式,并且确立了这个学派的金言(dicta,使其成为伊斯兰教普遍的纲要。实际上,伊斯兰教自从走出阿拉伯半岛以来,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穆斯林们在原来简朴的基础上发展了各种宗教学科,产生了各种教派、学派和思潮,这种自发多元的发展,历经五个多世纪至安萨里时期到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而安萨里对各种学问学科,以及各种教派和思潮的批判和梳理,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构建和确立一个宗教知识的学科体系,规定了伊斯兰传统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安萨里实际上重建了伊斯兰教。所以穆斯林们常说,假使穆罕默德之后还可以有一位先知的话,安萨里一定就是那位先知了。有鉴于此,今天安萨里的著作受到大多数西方和穆斯林学者的注意,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安萨里的著作,不论是内容还是方法,都有一种明显的“现代”气息,因此对现代读者有巨大的感染力。一方面,它提供了对盲目接受权威的批判,坚持对一门学科为发现其基本原则并以客观方法做彻底的研究;另一方面,他集中关注宗教的实质,以区别于第二位的历史增生物,提供一种一体化的理解宗教的意图,愿意容纳怀疑,并正确地考虑它,而且关注普通信徒的道德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研究安萨里的思想,不仅能够深入了解伊斯兰教的传统,认识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从而深刻认识伊斯兰文化,而且能够以安萨里的思想,去辨析违背伊斯兰教传统和精神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抵御和批判伊斯兰极端主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穆斯林》2016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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