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了教务指导委员会，组织进行“解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一项极具伟大意义的工作。通过这项工作，使伊斯兰教的思想理论建设更加贴近中国的国情、教情，跟上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多种社会形态，一直生存和发展到今天，早已成为中国的伊斯兰教，具有中国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伊斯兰教具有与时代并进的特点，能够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打开宗教历史的篇章，可以发现，先知穆罕默德就是顺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宣传伊斯兰教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需要解决，社会价值观念需要变迁，社会信仰与伦理道德需要重建。因此，伊斯兰教的初期虽曾受到旧势力的迫害，但因其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对当时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能冲破种种阻力，凝聚起广大穆斯林并得到迅速发展。

我们同时还发现，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伊斯兰教内部都会出现一些宗教改革家，推动宗教的改革，适应并服从和服务于发展的社会，如艾布·哈尼法、马立克、沙斐仪、伊本·罕百勒四位大教法学家以及艾什尔里、安萨里等，中国伊斯兰教的马来迟、马明心、马启西、马万福、马元章等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教义、经典固然是不会变的，但关于信仰、教义、经典的注释，则是可变的，是因时代、民族、地区、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的。古今中外伊斯兰教只有一部《古兰经》，而《古兰经注》则成千上万，就是明证。诚然，因其特有的神圣、神秘、信仰，与时代变化相比，宗教的变革总是滞后或偏于保守一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拒绝变革与进步。拒绝变革与进步，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因此，宗教的变革与进步总是会发生的。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伊斯兰教的思想理论建设已经开展起来了。

众所周知，由于在旧社会中国穆斯林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屠杀，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形成了“不求今世求来世”的消极思想，强调“转眼间的顿业（今世），永恒的阿黑来提（后世）”。新中国的成立，和全国人民一起翻身做主人的各族穆斯林焕发了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改革开放后，“不求今世求来世”显然与时代要求极不相称，所以教内有识之士提出了“两世吉庆”的思想，从而改变了各族穆斯林的旧观念，极大地解放了思想，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之中，走上了劳动致富的康庄大道。由此可见，从“不求今世求来世”到追求“两世吉庆”，确实使中国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教真谛的理解与把握更加准确了，是一大进步。

但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努力。就拿对“两世吉庆”的理解来说，客观上还有很大差异，一般的理解都是追求个人的“两世吉庆”。与此相比，佛教主张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普度众生”，道教要“慈济和同”、为社会服务，基督教和天主教要发扬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牺牲精神、奉献精神，作盐作光，都是在强调“奉献”“给予”。我以为，追求个人的“两世吉庆”不应该是穆斯林的最终追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根据伊斯兰教的观点，人类的社会价值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责任”。

伊斯兰教认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人，都具有社会性，是社会的一分子，生来就有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用真主赋予的身体、知识、精神、良善品德和坚强意志去为社会服务，为家乡服务，为祖国服务，为世界服务，努力把人类的共同家园——我们的地球村规划好、治理好、建设好，为人类造福，为世界万物造福，用善行不断地充实人生，寻求人生的真谛，寻求全人类的“两世吉庆”。这是人的价值所在，是人在宇宙万物中处于最高地位的具体体现。

总而言之，开展宗教思想理论建设，对于中国伊斯兰教来讲，是一项固本强身的工作，有利于中国伊斯兰教真谛的发掘与弘扬，有利于坚定信仰、纯正信仰，有利于穆斯林群众宗教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同打着伊斯兰教旗号进行分裂活动、恐怖活动以及其它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应该看到，开展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理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有必要将这项事业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2019年4月18日《人民政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