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好的父亲和牧人。”黄神父在电话另一端对记者说。自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病危的消息传出，黄和全世界十亿八千万天主教徒们一样，不断地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祈祷。4月2日，教皇去世。大陆各地的天主教堂和神学院都举行了相应的哀悼活动。

不过，黄和他的教友们的弥撒都是在“不公开”的状态下进行的。他是大陆天主教地下教会的一位神父。自从1958年开始，大陆天主教会便以是否听命于罗马教皇为界，分成了“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前者不接受梵蒂冈教廷的领导，不认同教皇和位于梵蒂冈的教廷，坚持“自治、自养、自传”原则，并得到了大陆政府的认同，可以在大陆公开活动；后者则坚持按照天主教的教规，接受教廷的领导，并从此一直处于地下状态。

“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彼此联系，已经举行了一些弥撒，但是人数很少，当然也都是不公开的。”黄说，他和他的教友们会跟随千里之外的梵蒂冈教廷，安排举行相应的一系列活动。黄语速飞快，透露出内心的一丝紧张，他选择了一个公用电话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他认为那样更“安全”。

黄说，他们不会去公开的教堂做弥撒，他们有自己的场所，黄说：“可能有关部门在这段时间会有所‘反应’，但是应该不会采取什么措施。”

与此同时，在政府注册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也在教皇去世的次日向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团发出唁电，“代表中国天主教500多万神长教友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像黄那样的地下教会成员。500万的数字是官方公布的口径，据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显示，2004年中国大陆天主教教徒有1200万人，其中地下教会主教有46人，地上教会主教有74人。也曾有研究者认为，地下教会的成员数目超过大陆政府认同的地上教会人数。

1951年，北京断绝了与梵蒂冈建立政治上外交关系的可能。1958年，大陆的天主教会开始“自选自圣”—所有主教的产生完全由大陆方面自行选举任命，不需要梵蒂冈教廷委任。自此，大陆与梵蒂冈教廷的正式宗教关系也完全断绝，大陆天主教成为世界上罕见的脱离教廷的天主教组织。只有一些地下教会通过各种私下的渠道，与梵蒂冈保持宗教关系。

自从今年3月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转危之时，便有境外媒体认为大陆官方对此反应冷淡，并就此认定大陆官方会仍然保持对梵蒂冈的固有态度。

但是在4月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公开表示，中方希望教皇早日康愈，并“盼望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在教皇去世的第二天，他更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方表示哀悼，并评价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对历史上教会某些人对中国人民所犯的错误表示歉意，并表示教廷与中国天主教徒之间‘具有宗教性质的纽带，不能损害中华民族的团结，哪怕损害只是微乎其微；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削弱中国的独立和主权’，这些提法对改善中梵关系是有益的。”

这一表态引起港台及境外媒体的普遍关注，本港媒体发表文章认为，这表明了55年来大陆对教廷的态度首次改变。未来中梵关系的走向一下子成为媒体讨论和猜测的话题。

翌日，本港多家媒体同时以大字标题报道：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披露，梵蒂冈有考虑与台湾断交，以便展开与中国建交的谈判。猜测似乎被印证。

不过，这个消息目前还无法向梵蒂冈证实，因为目前教廷一切运作停顿，新教皇尚未选出，有人认为这是“一向敢言”的陈日君的个人推测。

冰层下融动的民间交流

“4月2日我去了北京的南堂，我才发现以前我一直对他们有很深的误解。”一位好奇的基督教信徒对记者说，在教皇去世的当天，他走进天主教一所公开的教堂，突然发现在那里也有很多人在为教皇虔诚地祷告，他在公开发行的天主教报纸《天光报》上也看到了很多对教皇的崇敬之词。“以前我一直以为他们这些‘地上教会’完全独立于梵蒂冈教廷，不会信仰教皇。”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任延黎对记者说：“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误解。”他说，大陆地上教会完全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情况只是在文革等特殊时期出现过，改革开放后就出现了地上教会秘密为教皇祷告的情况，而且很快发展为半公开、公开的状况。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就在公开的天主教刊物《中国天主教》上看到了教皇的照片，而在此前，一些地方天主教刊物曾因刊登教皇图片而被批评。

据非常可靠的消息称，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章程里已经写上了要为教皇祈祷以及承认教皇是天主教的精神领袖等，只不过在对外发表的时候，这些字句都被去掉。而且地上教会的教堂在为新主教进行祝圣以及在做弥撒的时候，为教皇祈祷已经成为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内部惯例。

另一个已经广为流传的信息是，在大陆改革开放后，已经有一些“自选自圣”的主教通过私人关系给罗马教皇写信，表示承认教皇的“首席权”，效忠于教皇，并希望能够得到教皇的认同，而且也有人因此得到了来自梵蒂冈的任命，曾经有人私下里看到过这样的任命书。

很快，这种现象发展为在为新主教举行的祝圣典礼后，新主教通常会在人们还没有散去的时候把教皇的任命书展示给在场的神职人员、信众以及在场的有关部门的官员看。

任延黎认为这是地上教会向天主教传统的回归，是可以理解的。他说：“因为按照天主教的教规，合法的主教必须有教皇的任命。一些‘自选自圣’的主教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教皇的任命，并把它展示给大家看，这样才可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和在教规上的合法性。”

据说目前并没有传出地方上的政府官员对这一现象进行限制的事件。虽然无法判断官方是否有主动接受这种现象的部署，但是在这一现象出现后，官方采取了很务实的态度。

据消息灵通人士称，现在还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在得到了教皇的任命书后会拿给人们看，于是人们便倾向于选他为主教。有些地方在选择主教的时候，则会在考察人选时考虑他是否能够被教廷接受。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大陆“自选自圣”的主教只有不超过10人还没有得到教廷的认可，所占比例应该不到10%。而总数约有50位的地下教会主教则全部为教廷任命。

据此现状，有观点认为，单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大陆所谓“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的分歧已经不大了。这也为中梵改善关系奠定了一个事实基础，并缩小了两者关系改善后可能出现的身份之争。

身为地下教会成员的黄神父认为，目前总体而言，两种教会之间的隔阂在南方比在北方更敏感一点。他说：“在河北的邢台、邯郸、保定等地方大家的关系就不错，彼此可以以朋友的身份经常交流，但是不在一起做圣事。”

他认为，两种教会的交往关键在于地下教会能否接纳地上教会。他说：“地上教会虽然比我们自由一些，但是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得到梵蒂冈的认同。这就需要地下教会的老一辈主教们改变观念，不要总认为自己才是惟一的正统，大家是可以以朋友的身份交往的。

几起几伏的官方接触

在1958年大陆天主教出现“地上”、“地下”的分裂之前，天主教仍然是接受梵蒂冈教廷领导的。在1950年至1955年的时间里，梵蒂冈教廷任命了18位中国人为中国教区的主教。这些任命被当时的政府及教徒们接受。

1957年7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其章程中写明要割断与罗马教廷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但是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皇。这一原则还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

转折出现在1958年。当时，中方交给梵蒂冈的主教候选人名单被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世以不符合相关规章为由予以否认。随后，中方宣布大陆天主教组织脱离与梵蒂冈的宗教关系，主教“自选自圣”，梵蒂冈则宣布不承认“自选自圣”的主教，并要对参与者及被选举者实行开除教籍的严厉处罚。从此，无论是作为国与国的外交，还是天主教组织上的交往，大陆与梵蒂冈彻底断绝了联系。

刚刚去世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认为是打破中梵关系坚冰的和平使者。

1980年，在他的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便是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被认为为改善中梵关系创造了前提。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还曾给邓小平写信，表示非常关心大陆的天主教问题。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张贤勇认为，当下香港媒体把外交部的表示看作是55年来的态度改变是不正确的，他说其实早在1988年，当时大陆的领导人胡耀邦在访问意大利的时候，也曾对梵蒂冈做出过友善的姿态，只不过双方的交往被1989年的政治风波影响。但是，在此之后，梵蒂冈曾经在多数国家还在实行对华封锁的情况下，就开始谋求与中国恢复关系。

1999年，梵蒂冈更宣布如果北京认为有必要，梵蒂冈在台北的大使馆可以“连夜”前往北京。梵蒂冈的表态，冰释了中梵关系中相当敏感的“台湾问题”。

此后中梵双方的官方接触更加频繁，据称已经进入建交筹备阶段。

但是2000年1月，大陆突然宣布“自选自圣”5位主教。这一举动被梵蒂冈认为缺乏诚意。

任延黎说：“当时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支持中梵建交的华裔神父非常气愤地对我说，‘主教的人选问题大家可以在建交后协商决定，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突然搞这一套？而且这些人选都很年轻，怎么也要干上40年，那就40年之后再谈吧。’”而另一些支持中梵建交的人士也在国际上变得非常被动。

作为回应，梵蒂冈方面选择在当年10月1日大陆国庆节之时，宣布对120名传教士进行“封圣”，其中不乏被大陆定为“帝国主义分子”的天主教人士。大陆对这一行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伐，《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之为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本来已经进入建交筹划阶段的两国关系，一下子跌入低谷。

微妙的是，在“封圣事件”发生一周年后的2001年10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纪念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北京400周年的一个研讨会上对“封圣”事件表示了道歉，举世哗然。

教皇称：“我对过去这些错误深感难过，我感到遗憾，这些过错令许多人认为罗马天主教不尊重中国人，使他们感到教会对中国持敌视的态度。”

任延黎说：“在天主教教规中，教皇是‘永无谬误’的，所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能公开向中国道歉，是破天荒的，也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行为。”

不过记者采访到的大陆学者均认为，当时大陆政府并没有抓住这个契机，只是由外交部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回应，表示已经知道了教皇这一态度。中梵关系也未能在历经波折之后走上正轨，并在此后的几年中都无实质性进展，相当可惜。

199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访问香港的希望，但是大陆考虑梵蒂冈尚与台湾有外交关系而拒绝。在教皇去世后，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回忆称，教皇曾经向他表示希望能够访问中国时的情态，就像小孩向母亲要东西一样嚷着：“我要去中国，我要去中国！”

据陈日君说，全球主教有3000多人，教皇不一定记得每个人，但是在一次印度举行的会议后，他向教皇表示自己来自中国时，教皇反问道：“中国？你不是香港的吗？”

信仰大旗与政治博弈

台湾官方机构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称：“梵蒂冈虽然是一小国，但在信仰及精神上，则为一大国，在国际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篇文章推测，大陆迟迟不与梵蒂冈建交，很可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简单的小国看待。

这篇文章还揭露了一段史实：“梵蒂冈教廷从未放弃与中共政权缔交的打算。所以，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在当年迁至台北，而梵蒂冈驻华使馆则迟至1952年12月才在台北复馆。”

由这个说法，既可以推知台湾对梵蒂冈的看重，也可以推想大陆未来对梵蒂冈的态度走向。在教皇去世后的第二天，台湾“总统府”、“行政院”便宣布降半旗两天以示哀悼。台湾“总统”陈水扁更是向媒体回顾了教皇接见陈瘫痪的夫人时，两人同坐轮椅握手的场景。

截至本刊发稿时，教皇丧礼及新教皇的就职仪式尚未举行，但是已有香港分析人士认为，台湾作为梵蒂冈邦交国，很可能不会错过这个难得的“国际舞台”，甚至可能派出不低于副总统级的高官参加。而北京方面将如何应对，值得期待。

一位研究者对记者表示，反对中梵建交最力的，应该是来自台湾的天主教保守势力以及一些政治势力。

2000年的“封圣事件”被认为是一个案例。有专家认为中方在2000年年初“自选自圣”5位主教的原因在于某些利益部门想在中梵建交之前“抢占几个阵地”，从而“严重地干扰了中央的战略部署”。但是作为外交经验相当丰富的梵蒂冈，采取“封圣”这样一种极端的报复性行为，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台湾天主教保守势力的鼓动，甚至有专家表示，当时梵蒂冈“封圣”的名单很可能就是台湾方面提供的。

任延黎认为，梵蒂冈看重中国大陆的重要原因在于，天主教教义认为天主教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反对裂教叛教的行为。从信仰的角度，如果能同中国恢复外交，那么就可以使得中国的地上地下天主教组织实现统一，而且从宗教意义上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不代表放弃台湾的天主教徒们。而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目前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惟一的邦交国，如果能使中梵关系走上正轨，对中国的统一是有好处的。

香港《信报》发表社评呼吁梵蒂冈教廷已经屡屡向中国示好，并且做出了很多重大的改革，中方应该在中梵关系上采取更为主动的态度。

身为地下教会成员的黄神父说：“以前对地下教会管制是非常严厉的，但是现在政府似乎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即便采取严厉的手段，地下教会仍然存在。我们也愿意站出来，也愿意同政府对话。以前在环境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多次表示希望能到大陆来，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但是，中梵关系似乎总是充满令人迷惑的波折。就在4月2日，梵蒂冈新闻主任纳瓦罗·瓦尔斯对媒体公开表示，有两位主教遭到逮捕。

除了历史原因外，另一个可能引发疑忌的事件是，1979年梵蒂冈教廷不仅在言论上积极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而且向其捐献了几百万美元，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看作是“掀起东欧民主变革的开路先锋”。

任延黎认为：“现在在提到天主教的时候还总是会联想到‘苏东波’事件从而对之怀有一种恐惧，其实当时宗教并不是根本原因，而且中国的天主教徒最多占不到1%，而波兰的天主教徒占90%。”中山大学张贤勇说：“天主教在社会层面上来说是趋于保守的，不主张暴力的和革命的东西，这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是很有帮助的。”

任延黎认为，中梵关系的未来走向更多的取决于观念上的转变，其它技术环节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