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黎巴嫩的民族构成较为单一，但宗教结构却非常复杂，宗教是黎巴嫩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自20世纪70年代始，伊斯兰教什叶派成为黎巴嫩国内诸派别中人数最多的派别。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为代表的什叶派力量不满足于长期以来的少数派地位，积极参与政治，加之它们同叙利亚、伊朗、以色列等邻国的复杂关系，什叶派成为影响黎巴嫩国内政治以及中东地区政治的重要因素。
黎巴嫩的民族构成较为单一，但宗教结构却非常复杂。自古以来，地形复杂的黎巴嫩山区就是一些受迫害的宗教派别的避难地。7世纪以前，受拜占庭官方基督教正教教会迫害的宗教分裂派进入黎巴嫩；10世纪在叙利亚受到天主教和穆斯林统治者迫害的基督教马龙派迁移到黎巴嫩；而主要来自两河流域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也在此安家落户。各教派为了生存、自卫和发展，围绕自己的精神领袖形成结构严密、内向封闭的宗教社团，各据一方。奥斯曼帝国时期各社团享有半自治权，巩固了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现代黎巴嫩国家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天，什叶派穆斯林已是国内各派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成为黎巴嫩政治事务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一
所谓什叶派（Shi’ism），是阿拉伯文的音意合译，意为“党派”、“党人”，是伊斯兰教中与逊尼派相对立的派别，也是影响力和信仰人数仅次于逊尼派的第二大派别。它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该派认为只有出身于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其教义核心是伊玛目学说，神化或半神化阿里及其后裔，视他们为政教合一的领袖（伊玛目）。今天全世界约9亿左右的伊斯兰教信徒中，有11%属于什叶派。
从历史来看，黎巴嫩的什叶派一直是少数教派，其信徒大多聚居在中央政府控制较弱的南部边远山区，很少介入政治。1943年黎巴嫩独立后按照教派主义原则对国家权力予以分配，规定:国家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由基督教马龙派、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议会议长由什叶派、总参谋长由德鲁兹派的人选担任。在议会中，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议席按照6:5的比例分配，依据是1932年的人口调查。当时，黎巴嫩有78．55万人，其中什叶派占19．6%。〔1〕这种分配格局使马龙派处于权力的中心，逊尼派分享部分权力，而什叶派得到的实际权力则相对有限。
统一国家的建立对黎巴嫩发展有利，但教派分权制本身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它强化了教籍高于国籍、宗派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认识，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影响了政治的稳定，成为日后黎巴嫩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70年代，黎巴嫩国内国外形势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黎巴嫩什叶派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即从此开始。
首先，从教派分权制本身来看，什叶派在黎巴嫩的政治中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所获得的职位所占比例很小，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且主要被几个上层家族所把持。对于一贯不参与政治的什叶派社团来说，一时间倒也能够满足这种分配格局。但70年代以来，由于出生率和移民因素的影响，各教派人口比率发生了变化，这在权力分配上未能得到体现。什叶派居民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2%左右，成为国内第一大社团。而原有的权力分配体制一直没有变化，改变旧权力分配方案的强烈要求遭到处于有利地位的基督教社团的抵制。穆斯林社团，特别是什叶派穆斯林社团对此深为不满。
其次，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黎巴嫩社会和经济发展较快，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在国家体制中占优势的马龙派和逊尼派，利用政治上的优势为本派谋取了不少利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而什叶派社团聚居的贝卡谷地和黎巴嫩南部仍然是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的农业区，政府很少投资开发。这里公共设施缺乏，文盲和疾病死亡率远远高于其它地区。
同时，社会的变迁也给什叶派社团带来巨大的影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逐步改变，使原来生活在封闭的小社团中的什叶派穆斯林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而他们又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什叶派穆斯林涌入贝鲁特和赛达等大城市谋生。西方化的贝鲁特被称作“中东的瑞士”，它是富人的天堂，美国和欧洲势力的中心。但普通什叶派信徒却境遇艰难。虽然各教派之间和内部都存在不平等，但什叶派穆斯林中贫困者和无产者的人数远远高于其它派别，被剥夺的屈辱感非常强烈。可以说，什叶派社团是所有社团中经济上最落后、政治上最分散的。〔2〕他们缺乏参与政治的传统，没自己的宗教—政治组织。
但是，黎巴嫩的问题远比其它国家复杂。什叶派穆斯林还要面对随着地区冲突而来的矛盾和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大规模入侵。自60 年代后期以来，黎巴嫩南部成为巴解游击队与以色列军队的战场，有些地方甚至完全控制在巴解组织手中。游击队的活动常常招致以色列的疯狂报复，本身也不时与当地什叶派穆斯林发生冲突。以色列的入侵，一方面赶走了巴解游击队，使什叶派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又使什叶派感到屈辱，受到威胁。在巴解游击队和以色列坦克的威胁下，什叶派建立自己的政治和武装组织，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同时，以色列对南部的占领迫使大批什叶派穆斯林离开家乡，涌入首都贝鲁特，贝鲁特西区形成新的什叶派聚居区，成为首都最贫困的地方。失业、失学、贫穷和疾病威胁着这些都市新成员。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很容易滋生出反对现有体制的思想。激进甚至狂热的思想迅速传播，为什叶派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什叶派下层信徒不仅对本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低下地位不满，而且对什叶派上层集团不满。内忧外患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不断激化，什叶派开始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逐步成为黎巴嫩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70年代建立的阿迈勒运动（Amal）是黎巴嫩什叶派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标志。阿迈勒运动的精神领袖叫穆萨·萨德尔，他出生于什叶派宗教教职人士的家庭。其家族是著名什叶派宗教家族的一支，今天活动在伊朗和伊拉克的许多著名什叶派学者都出自这个家族。〔3〕由于其家族与黎巴嫩的渊源，以及本人的宗教学识和威望，他成为黎巴嫩什叶派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被尊称为伊玛目穆萨。
当时正是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对现状日益不满，渴望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穆萨·萨德尔一反什叶派宗教人士不介入政治的传统，像黎巴嫩其它宗教社团一样，建立一个获得官方认可的组织，把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团结起来。在他的努力下，1967年，政府批准建立“伊斯兰教什叶派最高委员会”，后他被推举为主席。该组织的目标是“平等和社会正义”，它的建立改变了什叶派穆斯林的无组织状况，为其参与政治奠定了基础。
1974年，穆萨·萨德尔又组建了秘密的群众性组织“被剥夺者运动”。最初这是一个非军事的政治组织，以此作为什叶派合法斗争的一个工具。1975年黎巴嫩内战全面爆发后，该组织以“黎巴嫩抵抗组织”的名称公开活动，并建立武装。其名称的缩写音译“阿迈勒”，正好构成阿拉伯语“希望”一词，所以又被称为“希望运动”、“阿迈勒运动”。阿迈勒运动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组织。其初衷是通过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恢复理应属于自己的“被剥夺的”权益。在最初的几年中，它在黎政治中的作用并不突出，影响也很有限。70年代末，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南部地区，阿迈勒组织迎合了什叶派群众迫切需要自己的组织和武装的愿望，被什叶派民众视为自己的政治代表和军事力量，纷纷加入阿迈勒民兵或支持阿迈勒的活动，不少参加者都是被从黎巴嫩南部赶出家园的什叶派穆斯林。阿迈勒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78年，穆萨·萨德尔在飞往意大利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一说在利比亚失踪）。他的去世成为阿迈勒运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980年，纳赫比·贝里成为阿迈勒运动指挥委员会主席。此人出身于商人家庭，是一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律师。他与传统的什叶派上层家族没有什么联系，也不属于穆萨·萨德尔那样的宗教人士。他能够成为阿迈勒运动的领袖，除个人的才能和机遇外，主要还是靠叙利亚的支持。在他的影响下，阿迈勒运动的宗教色彩开始减弱，其政治态度也与叙利亚比较接近。这成为日后阿迈勒运动发生分裂的原因之一。
阿迈勒的分支机构主要在什叶派聚居的贝卡谷地、南黎巴嫩和贝鲁特郊区。各地方组织名义上都受指挥委员会领导，但实际上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分歧。纳赫比·贝里的真正势力范围只在贝鲁特郊区和处于叙利亚军队控制下的部分贝卡谷地。
阿迈勒运动被外界认为是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代表，它自己也常以什叶派社团的代言人自居。但是在宣传中，像其它国家的什叶派伊斯兰组织一样，它尽力避免宗派主义的嫌疑，以温和的世俗民族主义形象出现。其政治纲领中明确宣称“阿迈勒运动不是一个派别主义的运动，也不是慈善机构和宗教的引导者。它是被剥夺者的运动，……站在受压迫者一方，战斗直至最后。”具体主张包括:信仰真主与先知；致力于黎巴嫩人民的革命与自由，反对政治封建主义；建立本国的、符合伊斯兰原则的经济；提倡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等几点。在国内政策的目标是反对国家分裂，维护黎巴嫩的独立和完整，赞同多教派参与政权。〔4〕同时，它认为什叶派作为国内第一大派，长期在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发展不足是不合理的，这一状况必须改变。正如纳赫比·贝里所说:“什叶派不要总统，但也不要一无所有”，〔5〕这温和地表达了阿迈勒运动的政治愿望。
三
在今天的中东政治舞台上，比阿迈勒更引人注目的是黎巴嫩的另一什叶派组织真主党（Hizballah）。该组织建立于80年代初，其名称源自于《古兰经》。《古兰经》的一节经文（5:56）宣布:“谁以真主和使者，以及信士为盟友，[谁是真主的党羽]；真主的党羽，确是优胜的。”
作为黎巴嫩什叶派激进势力中最大的组织，真主党的建立除内部的原因外，明显与以色列入侵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密切相关。
伊朗什叶派穆斯林与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些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直接参加了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斗争，而一部分伊朗什叶派信徒，革命前也曾在黎巴嫩阿迈勒组织中活动过，并接受过军事训练，其中包括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6〕伊朗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直处于劣势的黎巴嫩什叶派，为之指明了斗争方向。革命后的伊朗对外输出革命，针对黎巴嫩而言，就是企图以激进的真主党来代替温和的世俗民族主义为方向的阿迈勒运动，从而把伊斯兰革命推向周边国家。早在革命胜利之初，霍梅尼就成立了一系列机构，专事对外“输出革命”，还不断派遣人员支持别国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他的助手蒙塔泽里就曾企图向黎巴嫩派遣一支由600名武装人员组成的“志愿军”，在黎南开展反以色列的“圣战”。在黎巴嫩政府的强烈反对下，叙利亚禁止其通过叙黎边境，其目的未能实现。
1982年，以色列借口打击驻黎南部的巴解民兵，入侵黎巴嫩。驻黎叙利亚军队受到重创，转而采取支持黎民众抵抗运动的政策。经过磋商，叙利亚同意伊朗派出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贝卡谷地的抵抗组织成员进行增援和培训。此后许多对马龙派基督教势力不满的南部下层什叶派穆斯林被吸引到抵抗运动中来，他们以武力攻占了亲以色列的“南黎巴嫩军”设在贝卡谷地的营地，改为行动基地。与此同时，在什叶派精神领袖法德拉拉的激励和影响下，首都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一批年轻的乌勒玛也加入到“圣战”的行列中来。在伊朗的精心组织下，再加上从阿迈勒运动中分离出来的“伊斯兰阿迈勒运动”，真主党建立了起来。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真主党在全国的什叶派地区都有分支机构，但其主要势力集中在贝卡谷地。真主党是一个政治目标明确的组织。1985年，它在一封公开信中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宣称该党决心铲除一切邪恶产生的根源。其具体目标包括:消除美、法在黎巴嫩的影响，迫使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宣判基督教长枪党在内战中的罪行，使黎巴嫩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而其长远目标则是使黎巴嫩成为真正的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伊斯兰的统治。〔7〕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真主党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斗争目标，它不仅开展公开活动，还进行半公开和秘密的活动，例如建立军事活动基地、发展民兵式武装力量、向以色列占领军发动攻击，以及劫持客机、绑架人质、自杀式攻击等恐怖活动。恐怖活动也影响了它在普通什叶派群众中的声望。
真主党公开宣称在意识形态上以霍梅尼的革命思想为指导，但它近年来的发展已经不完全追随伊朗的路线。其领导层已经认识到，黎巴嫩什叶派的斗争必须适合本国特殊的国情，要在教派分权制的政治结构下建立一个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是不现实的。在这一务实的新观点的指导下，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过去，它热衷于发动伊斯兰革命、改变政权性质，如今则表现出积极参与黎巴嫩政治进程的意向。1989年黎巴嫩冲突各方通过了“全国和解文件”，结束了长达15年的内战。该方案在保留马龙派总统席位的同时，对原有权力分配格局进行了一些调整。真主党没有参加谈判和协议的签署，它所关心的取消教派分权制的问题也未能实现。但对力量弱小的真主党来说，协议也包含着某些于其有利的内容。因为获准按照分配的名额参加议会选举本身也是取得政治合法性的一种体现，这是其他国家的什叶派政治反对派所不敢奢望的。〔8〕1992年，真主党参加了黎巴嫩20年来首次举行的议会选举，共获得8个席位。在1996年的选举中，再次获得8席。这表明，即使真主党这样持激进态度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也只能逐渐适应它过去严厉谴责的教派分权制的政治现实。
四
什叶派已经成为黎巴嫩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这种重要性从以下几方的复杂关系中就能体现出来:
1、阿迈勒运动与真主党:两者虽然同为什叶派组织，但一直政见分歧、互相排斥，甚至大打出手。从意识形态来看，阿迈勒趋向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真主党伊斯兰革命的色彩更浓。可以说，阿迈勒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均等地分配权力的多元信仰国家”，而真主党却选择了“更普世化、国际化和自我意识的伊斯兰方向”。〔9〕双方在对待与黎巴嫩国内政治密切相关的巴勒斯坦问题上态度迥异。真主党认为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是不合法的，只有通过圣战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对阿迈勒来说，关键问题是促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
由于外来影响的存在，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阿迈勒指责真主党是制造混乱的恐怖主义极端组织，而真主党则谴责阿迈勒运动出卖什叶派利益，伙同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双方同室操戈，武装冲突时有发生。1989年1月，在阿迈勒与真主党长达一年多的激烈武装冲突之后，伊朗和叙利亚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两国外长签署了八点协议，平息了这场冲突。双方同意执行停火协议，结束宣传战，在南部建立联合行动指挥部，以协调和加强抵抗以色列的斗争，直到被占领土全部解放。〔10〕同时，协议在肯定阿迈勒对黎南部什叶派穆斯林社团的权威的基础上，也对真主党做了某些让步，包括允许真主党在南部自由地开展政治、文化和情报收集活动。黎巴嫩内战结束后，阿迈勒接受了全国和解文件，真主党仍然拒绝这一协议。可以看出，尽管同为什叶派组织，但阿迈勒追求在现存国家体制内部进行改革的道路，而真主党则寻求自己模式的伊斯兰秩序，并通过暴力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鉴于真主党这种独特的政治要求，黎中央政府在如何对待真主党武装的问题上颇费心机，它一方面想让真主党在对抗以色列占领方面发挥作用，对于真主党武装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一再声称在以色列仍然占领其南部领土的情况下，不会对真主党采取行动；同时它又清楚地意识到真主党武装是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威胁，因此也谋求与叙利亚协调，以便真正约束真主党的武装活动。
2、阿迈勒、真主党与伊朗、叙利亚:叙利亚一贯强调它与黎巴嫩的特殊关系，一直介入黎事务，欲置其于自己的影响之下。阿迈勒运动初创之际，叙利亚就对它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贝里成为阿迈勒领导人之后，双方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阿迈勒与其它教派斗争、围攻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些活动都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而在阿迈勒与真主党的冲突中，叙利亚总能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避免阿迈勒一败涂地，以对抗日渐增长的伊朗影响。
伊朗革命初期，与阿迈勒运动的关系一度也很密切。但随着阿迈勒运动世俗性的加强，以及在一些问题上所持的温和态度，双方关系日益冷淡，伊朗转而支持成立黎真主党。不仅从经济上对其予以支持，还有革命卫队从军事上直接参与，1982-1988年间援助总额就曾高达5亿美元，主要用来购买军火武器。〔11〕不过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伊朗政府对待真主党的策略也有所改变，开始采取温和务实的对外政策。尽管仍在政治上支持真主党，支持抵抗运动，但经济援助已经大幅度削减。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叙利亚也试图改变自己支持恐怖主义的形象，向真主党施压以释放人质，并改善自己与西方的关系。但应该看到，对于真主党这枚重要的棋子，叙利亚不会轻易放弃。至今叙利亚仍有4万军队驻扎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在黎南部与以色列的对抗，也一直持暗中支持态度。
3、真主党与以色列: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建立所谓“安全区”，派驻军队、并扶植南黎巴嫩军，原指望借此保障以北部边境的安全。但安全区设立之后，真主党武装与以色列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后，真主党武装继续袭击以色列扶植的南黎巴嫩军和以色列境内目标，以色列则不断进行报复性打击，两国边境居民深受其害。这些冲突不仅仅是黎以冲突，还掺杂着叙以关系的复杂因素。在几轮叙以谈判中，以色列都要求叙利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而今年1月叙以谈判未果，叙利亚对以色列不首先承诺从戈兰高地撤军的立场表示失望。因此，叙利亚对真主党的暗中支持，很可能是向以方表示，如果以色列不从戈兰高地撤军，叙利亚还能够从黎巴嫩南部威胁以北部安全。
目前真主党武装约有5000人，装备有导弹等先进武器，它的暴力和恐怖活动给以军和平民造成伤亡，给以政府带来沉重压力。1999年5月巴拉克上台之后即表示要从黎撤军。但是随着今年5月以军加紧撤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大批开进该地区，这里实际上成为真主党的天下。黎政府不愿在联合国出兵前向南部派驻军队，宣称在黎以、叙以签署协议前，不想派兵去为以色列看守边境。而真主党武装领导人哈桑·纳斯拉拉还在号召巴勒斯坦人向真主党学习，同以色列斗争，并宣称同以色列的斗争还没有结束。真主党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当地什叶派穆斯林夹道欢迎游击队的到来，同时各地的巴勒斯坦人也悬挂真主党的旗帜表示庆祝。而基督徒居民对此深感恐慌，外部世界对此也评价不一。
以色列撤出黎南之后，不论是黎巴嫩国内什叶派穆斯林与其他教派的关系，还是叙以、黎以关系，以及中东和谈的进展，诸此种种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谁能够在以色列撤军之后的真空地带占据优势，这对黎巴嫩国内政局、乃至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什叶派组织真主党将如何举措，正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
[注释]
〔1〕赵增泉，“黎巴嫩动乱的教派主义根源”〔J〕，《西亚非洲》1988年第6期，第17页。
〔2〕JohnL．Esposito，The Islamic Threat:Myth or Reality?p．95．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3．
〔3〕伊拉克什叶派领袖巴齐尔·萨德尔就是穆萨·萨德尔的堂兄。
（8）吴云贵，“黎巴嫩真主党述评”（J），《西亚非洲》1997 年第6期，第37页。
（9）John L．Esposito，The Islamic Threat:Myth or Reality，pp96．
（10）陈嘉学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
（11）Augustus Richard Norton，“Lebanon:the Intermal Conflict and the lranian Revolotion”，in John L，Esposito，ed，the lrmaian Reuolution:Iu global Impact，p，126，Florida International Unversity Press，1990。
（文章转自国际论坛（京）200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