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小詹姆士E·伍德

一

基督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无情地与基督教神学的核心——上帝自身在历史上的启示和上帝与他的创造物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基督教的福音是以这一断言为基础的，即“上帝爱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信仰的社团，不是教会，也不是义人，而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是为世人的，同样，教会的传道和牧养、工作和见证也是为世人的。
　  《圣经》是公开的声明，是上帝在历史范围内特殊启示的“上帝的宣言”。上帝为世界——一个不仅是人们的世界，而且也是各个国家的世界——的权能在展开的历史剧中显示出来。圣经的信仰说明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和在全部历史中的目的和临在。道成肉身是对上帝参与历史的最重要的体现的深刻暗示。福音的核心在圣经的断言中——“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1:14）。这些话语必然成为基督教门徒们的精髓，成为教会作为“基督的体”的使命的绝对必要条件。
　  耶稣基督根本不是宗教原则抽象的、神圣的流出体。耶稣是出生在奥古斯都皇帝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的一名犹太人，他专门与卑微无权的人们、税吏和罪人站在一起。关于他的使命，耶稣曾引用以赛亚预言（《以赛亚书》61:1）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给我涂膏，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盲人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4:18）。耶稣不是一个这样的政治革命者，但他是最深刻意义上的革命者。他用“人必须重生”（《约翰福音》3:3）这样的话宣布灵性革命的必要性。他谴责当时的社会非正义现象，根据上帝的国来审判当时的社会，所以他也是一位社会革命者。在他短暂的传道生涯里，耶稣劝告他的门徒要做“光”、“盐”和“酵母”，成为这个世界变革和权能的原动力。由于被指控和宣判犯有政治罪，“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路加福音》23:2），耶稣被罗马帝国当局处死。无论人们怎样解释那些声明要完全顺从上帝的人们使用权柄，事实是基督徒受神的呼召，作为上帝创造的神圣目的的工具而在这个世界上使用权柄。让-玛丽·波帕特（Jean-Marie Panpert）在一本具有鼓动性的研究著作《政治的福音》中深刻地向基督徒暗示，凡是教会或那些自称为基督的门徒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里软弱无能的地方，我们必须承认，“要么是福音没有什么价值，要么是我们没有真正认真地对待它”。①
　  “悔改”、“重生”，“重获新生”和“蒙召”这些话语都表示灵性革命。正是福音的这种力量意味着个人和社会激进的革命，不再遵守这个世界的准则和价值观，而是要由上帝使之转变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目的与价值观的新指向。真正的圣经信仰总是表示个人和人们环境的改变。上帝致力于成为整个个人和世界的拯救者。圣经的信仰的确不能成为内在的或消极的。同犹太教传统一样，耶稣祈祷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10）。
　  号召基督徒行动起来，并不是为未来某个非世俗的王国，而是为了今世和现在的王国。在此回忆一下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著名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是有益的。变革的训令是福音书里固有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做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要做一个革命者——做一个既不为现存秩序祈祷，也不站在现存秩序一边，而是站在革命的变革一边的人。社会的所有准则和全部权力结构受到了严肃对待自己的信仰的基督徒的怀疑。为了抓住福音书的这一活力，伯纳德·哈林（Bernard Haring）写道:“做一个基督徒意味着要变革。对现状自鸣得意或毫无根据地满足现状，是完全与圣经里基督徒的概念背道而驰的。基督徒要做基督真正的门徒，就决不能自我满足。基于同样原因，因为基督徒爱自己的邻居，他就不满足于自己的环境——包括教会的和整个世界的现状。我们正在向天堂的耶路撒冷行进，但这一天路历程并不意味着逃避眼前的责任。我们的希望是达到完美的兄弟关系，这一希望不仅必须体现在为广泛的爱的奋斗中，而且也必须体现在我们为社会现状的必要改革的努力中”。②哈林总结说”“在这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全力以赴的革命者，是不知休息的人。”③如果福音书被人们适当地理解，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于人们和社会而言，它始终意味着革命。
　  教会作为基督的体，是基督在现世的连续的、历史性的体现。教会必须是基督的权柄在现世的具体体现。教会属于基督，它的使命就是这个世界。如果要根据上帝之国的形像来改造世界，人们就不能忽视这一真理。基督教的信仰不仅仅是私人的事，因此必然要与政治社会发生关系。正如昂德雷·杜马（Andre Dunas）所正确评价的，与政治的这种关系是“挽救基督教，使之摆脱只重视私人生活所要求的。”④
　  另外，教会为了完成它的使命，必须认真对待世界上——人的和各种机构的——的邪恶，同时要尽力发扬正义，“解放被压迫者。”目前创造的现实或世界秩序在《圣经》里得到肯定，并且被宣布是上帝救赎目的的对象。政治社会不仅得到认真对待，而且被承认是上帝所命定的。然而，《罗马人书》第十三章不仅仅为国家提供了神学基础，它是对基督徒和教会生活范围的认可，普世的神呼唤他们完成对世界的使命。杜马提醒人们，“如果信仰耶稣基督并不仅仅被看作是舆论问题，那么教会就应该在它的信息里把政治包括在内……，这是必然的”。⑤杜马的提醒对我们是十分有益的。
　  用圣经信仰的眼光来看，任何社会的现状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确切地说，人们必须用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来看待社会的现状。人们要把人类进步的任何标志都看作是上帝在社会里统治和得胜的体现。教会在世界上使用权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在这个世界上促进上帝之国的手段。汉斯·孔（Hans Kung）曾这样表述作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权柄的代理人——教会的使命:
　  “主圣灵呼唤、赐与并授权教会声明信仰基督，并宣讲基督；为他见证，并以这种方式传播他的福音，宣讲神最后的统治随着耶稣基督已经开始，要求我们决定信仰基督；宣传神的恩典与仁慈的福音，宣传因信称义和圣洁的福音、呼召罪恶的人类的福音；宣传根据圣灵重新摆脱了律法、罪与死的生命的福音；宣传信、爱和欢乐的生命的福音；它盼望在那里已开始，延续至今的未来里一切都将达到完善”。①要成为这样的教会，教会必须忠实于自己的使命。
　  耶稣反复讲，“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是呼唤人们使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方式顺从神的统治。神的这种统治必然意味着在历史范围内重新干预生活，这种干预是与世界上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分不开的。因此，教会的使命不仅是宣传正义，而且要成为在世界上伸张正义的一股力量；不仅要宣传自由的原则，而且要摆脱任何可能减弱预言的声音的权力结构，支持各地争取人类自由的事业；不仅要重申人权，而且要为扩大这些权力而努力；不仅要声明人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而且要支持各地的人们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不仅要谴责邪恶，而且要摆脱邪恶:不仅要说明上帝真实的存在，而且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不仅要宣传《圣经》的权威，而且要让《圣经》的话语成为教会工作与见证的权威性指南。来世的个人主义在神学上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并且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拒绝承认福音书的主张。
　  二
　  尽管圣经的信仰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教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模梭两可的。应当承认，教会在世界上使用权柄有时出于善的目的，但有时却相反。因此，如果要诚实地表述和理解当代基督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谈。
　  基督教是在与权柄斗争即与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冲突中诞生的。耶稣宣称“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8:36），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这象征着基督的教训和历史上的基督教信仰的革命性。早期基督教的作者多次说过，福音在哪里被真正传播和接受，它就在哪里对人们和社会产生深刻的革命影响。这种与社会的冲突将发生在基督徒身上，《新约》里认为教会也无法逃避这种冲突。早期的基督徒在将近三个世纪里一再感到，因为要忠于上帝，他们不得不以非暴力形式反抗世俗当局。早期的基督徒从亲身的经历中得知，对神称“是”意味着对政权说“不”。在这种情况下，彼得和其他使徒宣称，“我们必须服从上帝，不顺从人”（《使徒行传》5:29）。
　  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对政治势力的反应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反抗世俗当局，而是对上帝的神圣顺从，这不是使用政治权柄，而且对上帝权柄的信仰的运用。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和神学的核心，十字架在整个历史上甚至在今天，与它之于早期基督徒一样，依然是这个世界的权柄与神及其目的之间无情冲突的深刻、持久的提示。在基督教产生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无数的基督徒殉难这一事实本身提醒人们，政治权柄最终用死亡来处罚那些对罗马腐败的绝对权柄的反抗。
　  起源于非暴力的反抗，基督教在最初几个世纪内证明它能够超越罗马的权柄。基督教社团的力量在于这一断言，即“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5:19）。虽然公元313年之前的基督教是不合法的宗教（religio illici1a），但是基督徒却尽力做两个王国的子民。德尔图良在二世纪时写道:“我们不能活着逃避这个世界，……我们频繁地光顾罗马的广场、浴池、作坊、商店、市场和公共广场；我们的职业是水手、士兵、农民或店主；我们的工作和勤劳是为你服务”。①早期基督徒以屡次受迫害的浪潮所表达的对罗马权势的腐败和压迫的反抗，应当被视为是与基督教在最初几个世纪里争取生存的斗争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基督徒对国家权力的这种反抗，是出于他们对福音书的忠诚，而不是出于他们对政治社会的否认。拉克坦西（Lactantius，约240——约320年，——译者注）在四世纪时写道，“坚贞是一种美德，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抵抗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必须屈从于这些人……，而是说当人们命令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行不义之事时，我们应该不惧怕任何威胁和惩罚，顺从神的命令，不顺从人的命令。”②
　  一些早期的基督徒（绝不是全部）曾出于宗教信仰的良知拒绝服兵役，因为他们反对战争，战争是违背基督教道德的——基督教道德禁止在战场上杀人。其他基督徒拒服兵役是因为他们不愿发誓效忠罗马，这样避免了拜偶像。
　  早期教会还通过商品的完全共有行使经济权力。从早期到十六世纪新教改革时期，基督教传统强烈地反对放债人和放债取利的活动，因为获取利息的动机被认为是与基督教的爱人与互惠的精神相矛盾的。在基督教作为略遭犹太教歧视的教派而出现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经济上富有的人和政治上掌权的人皈依了新的信仰，深刻地改变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督教的特性。
　  政权不再被看作是“野兽”，开始与基督教一致起来，教会成为基督的体（corpus　christianum）的一部分。教会与国家的这种结合（虽然权利的两种性质得到承认）逐渐意味着否认教会的主权，最后是否定教会在社会中充当教会的权力，教会失去自由，其权力被削弱，教会的使命感往往被滥用来为纯政治的目的服务，更糟糕的是为与基督教信仰的准则完全不符的目的服务。
　  基督教史上特别令人遗憾，但又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教会经常为错误的事业效力。教会滥用权柄最突出的事例是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一位当代天主教作者曾经指出:“天主教的辩护士为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辩护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令人痛苦。”③
　  总体上说，教会受到谴责在于它一直未与政治社会分离，而是同有背于福音的权力结构保持密切的、经常的关系。“米兰救令”（313）以后的许多世纪以来，教会只要与权力结构结盟，它的声音就会变得非常保守，维护现存秩序，反对变革和异端。当教会与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结构联盟后，它几乎总是抵制社会变革，因而在人类历史上屡次站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中错误的一方，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上，正是教会拒绝耶稣——拒绝耶稣本人和他的话，正是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一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反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良心自由和民主政府；正是教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沙皇俄国时期，面对经济和社会的触目惊心的不合理现象，置统治教会和国家的君主剥夺其他的基本人权的事实于不顾，避开了社会变革；正是教会许多世纪以来——甚至今天也是如此，使妇女处于附属他人的地位；并使之制度化、神圣化。
　  可以肯定，教会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并非毫无巨大的政治、社会成就。人们可以在基督教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宝贵贡献中发展福音的政治化。正如K．S．赖德烈在其世界基督教史的巨著中所总结的，同任何其他宗教或历史上的任何其他运动相比，基督教通过促进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通过把语言记录成为文字，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通过刺激人的智力和精神去探索未知的世界，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反对人类古老的敌人——疾病、饥荒和战争等活动，对提高人的智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①
　  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要完成它的使命，或者是在社会上做真正的基督教的见证，从来就不是容易的。H·理查德·尼布尔把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看作是贯穿于全部基督教历史的“持久的问题”。②教会对政治社会的反应基本上主要有三种:
　  首先是远离世界，这种态度仍然用于描述把世界看作本来就是邪恶的、不可挽救的那些教会和基督徒。基督徒仅仅是经过这个世界的朝圣者，这个世界是远离上帝之国的。教会被视作是反对这个邪恶世界的堡垒，号召人们抛弃这个世界，要悔改，以便他们不受这个世界的玷污。这种来世的态度一直得到基督即将复临——基督将建立他的国，反对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的信仰的支持。这种反应基本上代表了小教派的思想，小教派一般把社会看作是腐败的、堕落的和毫无价值的，因此，从传统来看，这些教派总是要提出远离社会，去过一种自己的生活。教派退出这个世界便不再关心这个世界未来的政治命运。
　  同以往的历史阶段相比，虽然教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一般倾向于不与社会发生同以往一样激进的分离，但是，今天这种退出社会的反应在那些认为教会应关心纯粹的属灵事务，反对把福音应用于社会的政治领域的人们中经常有所表现。E·克林顿·加德纳（E·Cliton　Gardner）在一部有洞察力的研究著作《作为预言社团的教会》中写道:
　  “这种教会要远离这个世界的观点是对圣经中人的观念的否认；它也没有严肃对待神在历史中的存在和贯穿于历史的统治。这种观点把神的旨意和权能限于人的内心的和灵性的生活，是向部落的、多神的宗教的倒退。世界文明外在的、外表的范围处于各种异化势力和权力的统治之下。神不再在历史范围内进行审判，他不再呼唤人们和各个民族在当今伟大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实践他的旨意。主基督被局限在孤立的社团的私人和个人生活内……。根据上述言论来理解，教会和基督徒的家庭变得与文明毫无关系，他们决定处于生活的边缘地带”。③
　  教会对政治社会的反应非常明显的特点是教会对文明和国家权力结构的适应。事实是在教会史上这种对社会的适应比远离这个世界更令人反感。同分裂和宗派主义造成的分化相比，这种适应一直是教会史上的大污点。用H．理查德·尼布尔的话说，适应社会的确是“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①正象一位天主教伦理神学家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基督教会关心的是把自己的现状作为某种权力王国来维护‘使王权与圣坛’建立起过分密切的联盟”。⑤今天对教会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教会脱离政治社会，而是它维持现状，使激烈的、误入歧途的国家主义神圣化，支持国内外经济的不合理和政治压迫保持一致的权力结构。这样，宗教就失去了在社会和整个世界的预言作用。
　  与圣经信仰比较一致的反应是，把教会必然与之发生关系和发生相互作用的世界看作是上帝的世界，正确对待教会与政治社会的冲突，教会作为先知预言的社团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它的事工和见证不受社会流行的价值观的局限。承认教会在这个世界的这种作用，并不是放弃或抛弃教会的基本使命。尼布尔指出，“我们在信仰方面的决定要根据基督死后复活，他不仅是教会的首领而且是世界的拯救者这一事实来做出。要根据文明世界——人类的成就存在于恩典的世界即上帝之国之内这一事实做出信仰方面的决定”。①
　  教会既不能远离世界，也不能与世界同一共存，它必须始终在与政治社会和这个世界所有权力结构引起的冲突中履行它的使命。在新出版的《神学与政治社会》一书中，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写道，问题“不在于如何剥夺信仰，而在于如何给教会提出新的社会任务，也就是说在激剧的社会变化中利用它已有的在社会与文化中的影响地位”。②我们现在必须重视基督教信仰与政治社会之间引起的冲突，重视实践干预社会（这是神对教会的呼唤）的神学。
　  三
　  建立政治神学的努力，几乎总是遭到反对，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是歪曲福音和教会在世界上的使命。如果人们用“政治神学”把基督教信仰与某一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社会看成是一致的，那么这种反对意见并非没有基础。人们今天从拉丁美洲和德国的解放神学中看到了基督教信仰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方针结合的证据，人们还看到目前美国的宗教基要主义与政治上新右翼的联合。前一个例子是与政治上的左翼力量结合，呼吁政治社会发生激进的变革；后一种情况是与政治上的右翼力量结合，维护现存的经济、政治秩序。③
　  另外，如果政治神学表示利用宗教为政治目的服务，那么政治神学必定会被谴责为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滥用。尽管在历史上宗教一直被经常用来使民族国家神圣化，然而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亵渎宗教。利用国家官方的职能、法令和仪式并且使之神圣化，宗教对国家的这种屈从，实际上否定了宗教在社会中的真正作用。
　  在其他方面，政治神学暗示，民众宗教的合法化，国家官方的职能和政府的政策在其中被赋予神学的意义。内在的危险是宗教变成了政府的仆人，仅仅从属于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于是，基督教信仰失去了普世的意义。正如理查德·纽豪斯（RichardJ．Neuhaus）告诫人们的那样:“因为教会在时空上都具有普世性，所以它决不能把自己与任何政治的合法性概念结合到一起。”④
　  政治神学绝对不能被用于圣化现代国家主义。与美国的国家主义不同，全世界许多地区正在高涨的国家主义浪潮可能会使宗教成为一种文化宗教或部落宗教。基督教信仰与任何政治社会的结合是对神的亵渎，是对教会和政府各自作用的置之不顾．政治神学不应为了特定的政治社会，试图伪造上帝与国家的联系。
　  上帝并不属于国家的国民财富，为它的国民生活所占有，或为它所包含；上帝也不是国家能够用来为它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国家的某种资源。人们可以说，美国是“上帝所庇护的国家，”但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政治神学必须断言，上帝总是超越国家之上的，国家却总是由上帝来审判的。亚伯拉罕·林肯的几次讲话曾受到南部邦联的赞扬，其中之一是他对一位牧师的回答，这位牧师对总统说:“主在我们这边。”林肯反驳道，“我对此并不关心，因为我知道上帝永远站在正义一边。但是，这个国家应该站在主的一边，这正是我经常担忧和祈祷的。”强调神学的政治方面，并不暗示神学要从属于政治。如杜马所谈，在政治神学中，“在我们个人或集体的计划中祈求上帝站在我们一边，并不比承认和实践上帝要求我们在世俗的斗争中站在他的一边这一事实更重要。”①
　  政治神学要忠实于基督教信仰，就不能用神学思想形式使政治政策和计划合法化，它必须拒绝任何重建基督教化的阶层或政治社会的政治企图。政治神学也不能设想教会拥有建立政治社会的某种蓝图。根本不存在任何基督教的政治理论，没有基督教的政治，而且也没有基督教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多萝西·索埃勒（Dorothee Soelle）在一部充满热情的、富有洞见的著作《政治神学》中正确地否认了关于某种基督教政治方案或理论的任何概念。虽然她也强烈地提倡需要政治神学，但她指出:“政治神学并不试图从信仰中提出一个具体的政治方案，而且它也不是实践简单地吞没理论的另一种‘社会福音’。目前基督教还没有政治神学必须为之提出一种理论的解决世界问题的特定办法。”②教会在政治中的作用不是发布具体的命令，而是指明方向——通过它在全世界在自由、正义与和平问题上的努力和见证具体地表现。教会需要放弃它政治上的幼稚，避免发表空洞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带有政治偏见的声明。教会在自己职能以外的领域就政治问题作道德判断——基于教会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缺乏了解而做出的判断——难免会有危险。
　  尽管有这些固有的危险或以往政治神学为避免这些危险的失败教训，基督教信仰的政治方面仍然是无法避免的。然而，教会在表达福音的政治内容时，不能受这个世界权力结构的束缚。教会与政治组织上的分离，使基督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真正的相互影响成为活的现实，这决不矛盾。教会需要自由，以便事奉它的主，在社会中发挥预言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教会与这个世界的各种势力——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的——结合起来，在另一种程度上说，它又受到束缚，它的预言的作用丧失了。教会受社会的限制，其先知预言的声音已发生严重的改变。只有自由的教会才能宣讲解放的福音。
　  干预政治社会是教会无法逃避的责任。要使周围世界道德化，同时又与世界保持距离，“使自己清清白白，”这与教会的使徒使命是不符合的，是对自称基督体的要求的否定。教会必须参与政治社会，因为教会关心人们。它必须象基督那样，永远试图为被压迫者和无权者说话。黑人神学家近年来曾正确地提醒信仰的社团:“如果上帝不是被压迫者的上帝，那么他就不是《新约》中的上帝。”正如詹姆士·科恩（James H·Corn）所说，“神学要站在卑微的、受凌辱的人们一边，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基督教神学……。只有承认耶稣基督是属于劳动者和受压迫者的神，是为了他们的神，才可能谈到以色列人历史上的神是在耶稣基督里启示自己的神。”③许久以前，沃尔特·饶申布什写到:“禁欲的基督教斥责世界的邪恶，但又离开这种邪恶。人类正在期待革命的基督教，它将谴责世界的邪恶，并改变这种邪恶。”①我们今天比以往更加必须承认，教会远离政治的任何决定本身就是具有深刻政治意义和可怕后果的政治决定。
　  教会远离政治社会应当被看作是教会对它的张扬正义，为更大的集团服务的神圣责任的放弃。参与社会的训令是教会使命和见证的组成部分。同时，教会还要经常提醒政府，虽然它是神所命定的，但它在道德上并不是自律的。基督徒有神圣的责任参与政治和政治进程，提出具体的政治观念。这种参与的使命，要求人们的神学从信仰的原则变为实践的原则。
　  随着基督徒参与公共事务，我们必须承认，既然我们的努力是为上帝的国，最终通过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国才会来临；“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马太福音》6:13）。阿瑟·吉什（Arthur G．Gish）告诫人们，“宣称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上帝的国，并不意味着束手等待或退却。而是表示我们把上帝的国作为一件礼物和恩赐来接受，并且开始经验它。我们参与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是因为我们已经籍着那种新的远见为生。我们参与游行，是要为上帝已行的事和将行的事见证。如果说我们不能实现新的时代，这并不否定通过我们的行动新的时代可能会产生。关键是我们不创造它。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能力。”②
　  基督教信仰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必须包括教会在影响国内外政策、战争、和平、立法和政治程序事务上表达它的见证和预言声音的权力，因为教会关心人们所有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所以，许多年来各种传统的教会都一直关心人权的事业，包括民事权，经济、政治和宗教权力——信仰自由的权力、工作的权力、受教育的权力、隐私权、吃饭权和移居国外的权力。教会在公共事务中的见证还意味着反对所有形式的歧视（无论是宗教的、种族的、性别的，还是国籍的歧视，）维护有利于裁军和世界和平的政府政策，维护出于宗教信仰的良知所进行的非暴力抵抗的权力，减轻人们的饥荒的灾难。
　  基督教信仰总是与政治事务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超出上帝关怀、统治和权能的范围。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必然意味着在历史范围内参与人们的和国家的事务。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如果不在政治社会中找出某种具体的表达，那就是对福音的背叛，就等于说教会未完成它在这个世界的使命。
　  本文译自小詹姆士E．伍德主编的《宗教与政治》，J．M，道森教会-国家研究所，贝勒大学出版社，第9-22页。
　  ①让-玛丽·波帕特:《政治的福音》，纽约，1969年，第4页。
　  ①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恩全集》第三卷，第6页。
　  ②伯纳德·哈林:《抗议的神学》，纽约，1970，第6页。
　  ③伯纳德·哈林:《抗议的神学》，纽约，1970，第6页。
　  ④昂德雷·杜马:《政治神学与教会生活》，费城，1978，第13页。
　  ⑤昂德雷·杜马:《政治神学与教会生活》，费城，1978，第13页。
　  ①汉斯·孔:《论教会》，纽约，1967，第43页。
　  ①转引自波帕特:《政治的福音》，第77页。
　  ②拉克坦西:《神圣原理》第六卷第十七章，威廉。弗莱彻译；转引自亚历山大·罗伯茨和詹姆士·唐纳森主编的十卷本《尼西亚前教父》，第七卷，第182页。
　  ③波帕特:《政治的福音》，第93页。
　  ①见K·S·赖德烈:《基督教扩展的历史》，七卷本，纽约，1937——1945。请特别注意第七卷《在暴风雨中前进》，第466——505页。
　  ②见H·理查德、尼布尔:《基督教与文明》，纽约，1951，第1——44页。在这一名著中，尼布尔分五个题目对基督教与文明的关系作了分析。这些题目是:“反文明的基督”、“文明的基督”、“超越文明的基督”、“矛盾中的基督与文明”、“基督:文明的转变者”。
　  ③E·克林顿·加德纳:《作为预言社团的教会》，费城，1967，第185页
　  ④H·理查德·尼布尔:《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纽约，1928，
　  ⑤哈林:《抗议的神学》，第3-4页
　  ①尼布尔:《基督与文明》，第256页。
　  ②查尔斯·戴维斯:《神学与政治社会》，剑桥大学出版，1980，第15页。
　  ③参见古斯塔夫·古铁雷斯:《解放神学:历史、政治和拯救》，纽约，1973；阿尔弗雷德·菲埃罗:《战斗的福音，对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伦敦，1977；小詹姆士E．伍德:“宗教基要主义和新右翼”，载于《政教杂志》第22期，1980年10月，第409-421页。
　  ④理查德·纽豪斯:《基督教信仰与政治的政策》，明尼阿波利斯，1977，第28页。
　  ①杜马:《政治神学与教会生活》，第1页。
　  ②多萝西·索埃勒:《政治神学》，费城，1971，第59页。
　  ③詹姆士H．科恩:《黑人的解放神学》，纽约，1970，第17-18页。
　  ①沃尔特R．饶申布什:《基督教与社会危机》，纽约，1964，第91页。
　  ②阿瑟G．吉什:《新左翼与基督教激进主义》，密歇根，1970，第134页

（文章转自《世界宗教文化》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