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作为传统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对中东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至深。过去的十余年间，由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勃然兴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宗教与政治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使战后中东格局更加复杂化，成为中东政治的显著特色之一。本文从三个层面评述了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的关系，就这一重要的前沿性课题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作者吴云贵，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二战后，在冷战格局下，中东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霸权主义争夺的热点地区，中东研究随之成为东西方战略研究的组成部分。以往的中东研究几与宗教无涉，直到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后，中东研究中的这一缺失才引起注意。我国中东研究起步较晚，近10 余年间大有起色，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关系研究仍显薄弱。本文就这一前沿性课题略抒己见。
　  一、战后中东国家政教关系的深刻变化
　  就伊斯兰教而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是重大的研究课题。它直接关系到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宗教与政治的交互影响。中东地区的18个国家中①，除以色列和塞浦路斯两国外，均属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影响至深，成为中东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层面。
　  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深受国内外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从二战后到60年代，伊斯兰教在中东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渐趋次要的地位。这一阶段性的总体趋势为下述三大相关因素所决定。
　  其一是时代与社会发展潮流的决定性影响。二战后中东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战后在反对殖民统治进程中兴起的中东伊斯兰国家，在性质上属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以政治的或文化的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国家的根本宗旨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显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目的性，因而明显不同于中世纪以泛伊斯兰文化为背景的封建帝国。战后发展民族经济、从事现代化建设成为中东国家的基本目标，各国的上层建筑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以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的现代化、世俗化和西化更为突出。商品经济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明显降低了作为人文精神体现的伊斯兰教的政治地位。
　  其二是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思想急剧衰落。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非宗教性的现代社会思潮勃然兴起，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精神体现，成为中东最具魅力的意识形态，得到社会舆论广泛的认同。相比之下，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则在新的时代潮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成为被人遗忘的古董。其社会基础也被严重削弱:作为传统伊斯兰社会精神支柱的乌里玛阶层地位明显下降，在许多国家里几与政治无涉；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教组织多为松散的宗教团体，难以同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政府抗衡；经过法制与社会改革，伊斯兰教在司法、教育两大世袭领地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
　  其三是宗教被置于从属国家政治的次要地位。战后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有三种类型。除采取政教分离的土耳其和政教合一的沙特阿拉伯两个特殊的典型外，大部分国家属于折衷主义类型。一方面这些国家在宪法中抽象肯定伊斯兰教的重要地位，包括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元首由穆斯林担任，伊斯兰教法为立法的渊源之一，等等；另一方面，官方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体制、政党组织、议会制度、政治领导作用等则是以世俗化为基本方向。50年代末至60年代，由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北也门等国发生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致使政教关系发生了趋同性变化。革命后的各国新政权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方向，对伊斯兰价值观予以更多的肯定，以增强政治合法性，但要求宗教服从政治，服务于经济建设。伊斯兰教的建设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一种补充，它为国家政权的正义性、合法性、庄严性提供了一种传统的依据和神圣的象征。
　  鉴于上述情况，人们曾经坚定不疑地认为现代化与世俗化是伊斯兰教的必由之路。然而，人们深感意外的是，从70年代起，展现在世人眼前的却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狂涛巨浪，尤以中东地区更为火爆。这里我们不必列举更多的事实，而只需着重指明几件大事也就足够了。
　  第一件大事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建立。这一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宣告成立的泛伊斯兰国际政治组织①，呼唤加强在共同信仰、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伊斯兰团结，“对外用一个声音讲话”。其潜在的政治含义是承认民族主义不足以作为伊斯兰国家联合反霸的旗帜，欲加强团结、互助、合作，还得靠更具权威性、更具凝聚力的伊斯兰信仰。中东这一政治风向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伊斯兰教开始介入国际政治的一个信号。
　  第二件大事是中东一个地区大国埃及的“易帜”。早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报刊舆论就把战败的责任归结为“不按真主的意志办事”。埃及《祖国》杂志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宣称:“以色列人获胜是因为忠于自己的信仰，我们战败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还不够强烈”①。这种以信仰论胜败的观点暗含着对纳赛尔主义的批评和疏离，说明伊斯兰复兴在埃及已形成小气候。果然就在埃及一代骄子纳赛尔总统去后不久，继任的萨达特总统就断然采取了“非纳赛尔化”政策，排拒过去他曾坚信不疑、身体力行的纳赛尔主义，并为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东山再起打开绿灯。中东一个地区大国突然热衷于打“伊斯兰王牌”，实际上是改变旗号，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第三件大事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反对君主专制的各派政治力量，在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领导下，一举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由教法学家执掌方向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是本世纪一位宗教领袖在伊斯兰教旗帜下首次夺取政权，并成功地治理一个地区大国，其潜在的政治含义不容忽视。从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跃居为中东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伊斯兰复兴运动冲击下，中东国家的政治关系出现了三大突出变化。
　  首先是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勃然兴起。以往中东具有政治倾向的宗教组织只有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的穆斯林兄弟会，而各国的兄弟会组织在本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早已大伤元气。可是从70年代起，宗教组织政治化、政党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一方面兄弟会等被取缔的原有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纷纷恢复活动，以合法的宗教政党或组织的名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另一方面又兴起了一批名目繁多的新组织，游离于各国的爱国宗教团体之外。据有关资料，截止到1986年，仅阿拉伯国家有影响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就多达91 个②。它们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一定的国外联系，其中半数以上属于地下组织或半公开的组织，有些属于极端组织，经常以暴力恐怖活动来渲泄不满情绪。原教旨主义派别的领袖人物除什叶派外，一般都不属于传统的乌里玛阶层，而是非宗教专业性的社会活动家，其支持者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受过现代教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这些活跃的被称为“大众伊斯兰”现象，同安分守己的“官方伊斯兰”形成强烈反差。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兴起使中东国家政教关系复杂化，伊斯兰教再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种宗教—政治—社会现象。
　  其次是传统的宗教政治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以往中东的社会思潮以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凯末尔主义为主。如今这些非宗教性的社会理想受到冷落，被视为不合国情、教情的舶来品遭到贬斥，而过去被社会舆论认定为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却异常活跃，成为一种时尚。目前在中东地区广为流行的原教旨主义，实质上是对传统伊斯兰教教义、法理的一种现代诠释。其社会影响的剧增，并非因为这一宗教思想的客观真理性，而主要是因为它适应了中东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传统价值失衡而要求补偿的一种社会心态。原教旨主义的强点在于它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提出质疑，它对本土传统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的高扬颇得人心。原教旨主义的弱点在于它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它对非宗教性的东西方精神文化采取排拒的态度，便只能从伊斯兰文化传统中开出现代化模式来。原教旨主义提出的“真主主权论”、“先知权威论”、“代行主权论”、“伊斯兰协商论”①，都是为了完成传统伊斯兰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转化。它强调伊斯兰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社会发展观与宗教文化观的统一，因而视原教旨主义为终极的“真理”、价值的“替代”、摆脱危机的“方案”。但原教旨主义能否成功，只能由历史作出回答。眼下还只能说是一种“投石问路”。
　  第三，各国政府竟相利用伊斯兰教来增强政治合法性。所谓政治合法性，用中国人的话语来说，是指一个国家政权、一种政治制度合乎道统、顺乎民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战后中东国家都很重视政治合法性，各国在宪法中肯定伊斯兰教的地位、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正是为了体现政治合法性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后来由于原教旨主义把政治合法性问题推向极端，企图以真主的权威来否定现行国家制度，因而各国政府在对宗教政治反对派严加防范和打击的同时，也都向伊斯兰教界作某些让步，以争取民心。例如，萨达特执政后不久便在1973年宪法中，重新肯定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确认伊斯兰教法为立法的主要渊源之一，并对穆斯林兄弟会实行安抚政策。由于实行广泛的宗教宽容政策，萨达特总统获得了“信仰者总统”的盛赞。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由于在1973年宪法中取消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引起兄弟会的动乱。次年阿萨德赶忙完成了小朝功课，并经常到大马士革清真寺作礼拜。他还把斋月战争定名为白德尔战役，在广播讲话中把斋月战争称为“真主的战士”对“伊斯兰教的敌人”举行的一次“圣战”，把正义的事业、爱国主义与伊斯兰信仰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战火纷飞的阿富汗，人们也并未忘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当年以阿明为首的亲苏阿富汗政权得势之时，曾决定以红旗来代替原来具有宗教象征的三色旗，并取消了官方文书、广播节目中赞念真主的开首语。后来取代阿明的塔拉基政府执政后便采取纠偏措施，宣布尊重神圣的伊斯兰原则，以取悦于阿富汗宗教界人士。而当纳吉布拉政权行将复灭时，更加寄希望于政治合法性，曾宣布国家将制定一部新宪法，恢复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
　  凡此种种现象表明:即使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真主在法理道义和宗教情感上仍具有价值超越性，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语言、文化传统和神圣象征，在特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权威依据。这些在非伊斯兰文化氛围下难以理解的异常现象，足以印证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深度、广度、力度。
　  二、伊斯兰教对中东国际关系的深广影响
　  国际关系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这里主要讨论政治关系，即中东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因素。为了简约思维，我们不妨就中东重大事件中的伊斯兰因素略予评述。
　  （1）埃及与沙特两强争雄中的伊斯兰因素。战后两极机制下的中东政治格局，同世界总体格局一样，以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为主导因素。处于两极之间的中东伊斯兰国家虽被矛盾双方争来争去，却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相对有利的地位。50至60年代，中东政治格局的显著特点是埃及与沙特阿拉伯争雄抗衡，竟相争夺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后，埃及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纳赛尔因抗击英、法入侵，一夜之间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60年代初，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革命思想。纳赛尔主义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了阿拉伯、非洲、伊斯兰三大因素，称为“三个圈子”。其中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是纳赛尔终生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非洲是埃及输出革命的对象，伊斯兰教则是埃及对外政策的工具。为此，纳赛尔专门成立了世界伊斯兰教大会（总部在开罗），作为联系和影响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的一条渠道，同时也是为了削弱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如同埃及倾向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样，沙特阿拉伯则明显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因而在国际政治中与埃及对立。沙特的政治资本是它作为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了与纳赛尔对抗，沙特国王于1962年发起成立了伊斯兰世界联盟（总部在麦加），用泛伊斯兰团结来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同样是伊斯兰，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却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其政治功能也截然不同。由此我们再次看到中东政治中的伊斯兰因素。埃及与沙特争雄抗衡的局面直到纳赛尔去世后才宣告结束。
　  （2）中东战争中的伊斯兰因素。战后从1948年到1973年的25年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发生了四次规模较大的战争，成为中东动荡不安的根源之一。阿以冲突是因为阿拉伯与犹太两个民族争夺狭小的生存空间所引起。中东战争本质上并非宗教战争，但宗教无疑是强化和延续中东战争的一个因素。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宗教因素并不明显，尽管在每一次战争中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都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动员人民，与“以色列恶魔”举行“圣战”。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阿以冲突中的宗教因素明显增长。其导因是以色列军队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被视为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的耶路撒冷旧城，发生了焚烧阿格萨清真寺事件，激起全世界穆斯林的愤怒。另一原因是战败使阿拉伯失地、丧权、辱国，阿拉伯民族主义被弄得威信扫地，改变旗帜成为国际斗争的一种需要。因此，作为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于1969年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成为伊斯兰国家走向联合的政治标志。这一体现泛伊斯兰团结精神的国际组织，强调伊斯兰国家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文化传统和近代历史遭遇，在国际事务中有共同的利益，应当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伊斯兰会议组织内部当然也有分歧，甚至发生过战争（如两伊战争），但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则有比较一致的立场。特别是在1973年斋月战争①以后，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对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大国予以反击，使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加速了西方的经济危机。阿拉伯国家在“石油战争”中的空前团结，与作为伊斯兰世界精神盟主的沙特的领导作用是分不开的，它是泛伊斯兰团结精神在国际斗争中的具体体现。
　  （3）伊朗输出革命中的伊斯兰因素。伊朗革命胜利后，霍梅尼的宗教思想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并积极向周边国家输出，以扩大影响。所谓“输出革命”，即通过和平宣教的方式，向国外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和伊朗的革命经验。其主要内容包括:重新肯定伊斯兰教不仅是个人的精神信仰，而且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广泛的生活方式；坚信西方宗教与国家分离的世俗化方向是导致穆斯林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弊端的根源；坚信回归伊斯兰是穆斯林国家获取权力和力量，摆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控制的必由之路；强调穆斯林国家欲建立一个充满道德和正义的理想的社会，首先必须重新引进真主之法度，实行伊斯兰法治；号召各国的穆斯林为弘扬主道而举行“圣战”，推翻腐败的、不义的各国“非法”政权。从1979年起，伊朗通过对外广播、散发小册子、录音盒带、举行报告会、研讨会直至派遣骨干人员支持、指导各国的伊斯兰运动等方式，掀起了一场对外“输出革命”的运动。它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和海湾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
　  因篇幅所限，这里仅就伊朗输出革命引起的重大后果作一粗线条的描述。一是由于对外输出革命，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急剧恶化，彼此间的唇枪舌战不时发生。伊朗在阿拉伯语对外广播节目中公开指责沙特是“美国利益的代理人”，沙特的伊斯兰教是“美国牌号的伊斯兰”，号召沙特的穆斯林推翻这一“非伊斯兰的”君主制度。沙特则指责霍梅尼政权“在穆斯林中间制造不和和分裂”。沙特社会舆论认为，1979年11月穆斯林极端分子占领麦加圣寺事件以及东部省什叶派穆斯林的动乱皆有伊朗背景。二是伊朗革命胜利后，两伊关系恶化到极点。霍梅尼公开谴责萨达姆·侯赛因是无神论者，号召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举行起义，推翻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实现“自我解放”。而萨达姆·侯赛因则严辞谴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号召伊朗的阿拉伯人推翻霍梅尼政权。双方间的誓不两立终于导致两伊战争的爆发。三是伊朗输出革命引起海湾国家的恐惧。这种担心可以说是事出有因。早在70年代，因反对巴列维国王而被流放到巴林的伊朗宗教领袖哈迪·马达里，曾在巴林建立支持霍梅尼的什叶派秘密组织。伊朗革命胜利后，马达里回到德黑兰，通过“伊斯兰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进行“策反”，呼吁受伊朗支持的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举行暴动，推翻巴林统治家族。在什叶派占30%人口的科威特，同样感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威胁。1983 年科威特穆斯林极端分子在法国和美国驻科威特使馆制造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1987年和1989年，科威特政府宣布平息了两起什叶派暴乱事件。正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海湾国家于80年代初成立了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四是伊朗输出革命使黎巴嫩政局更加复杂化。伊朗革命胜利后，直接介入长期被教派冲突困扰的黎巴嫩内部事务，支持内战中的什叶派民族组织阿迈勒运动和以南部为基地的亲伊朗的真主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千余人还开进黎巴嫩的贝卡山谷，支援真主党，对真主党武装人员进行培训。由于外部力量的支持，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组织和黎巴嫩的真主党，成为反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两支力量。
　  此外，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各国的原教旨主义力量已经实现了联合，成立了阿拉伯伊斯兰人民大会，伊斯兰会议组织事实上已出现了分裂。中东伊斯兰国家因对原教旨主义的不同态度等原因，形成新的力量分化和组合。有论者指出，当今的中东至少存在着八种不同的政治力量。①
　  （4）两伊战争中的伊斯兰因素。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是战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战争之一。两伊战争是由伊拉克和伊朗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民族矛盾、历史积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所引起。宗教因素也是两伊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和战争的导火线。历史上由于人数众多的什叶派社团的存在，两伊的宗教界之间有某种宗教情感上的亲和力和密切的交往。长期以来，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一直被位于伊拉克的什叶派的三大圣地所吸引，而伊拉克的什叶派社团则经常寻求伊朗穆斯林兄弟的政治支持，以消解来自本国逊尼派社团的政治压力。这种亲缘关系使伊拉克的什叶派在宗教思想上深受伊朗的影响。例如，70年代伊拉克的带有政治倾向的什叶派组织，如伊斯兰宣教党、法蒂玛党、伊斯兰革命党、圣战者组织等大都有伊朗背景。70年代末，伴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不断升温，在边界另一侧的伊拉克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特别是宣教党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也十分活跃。1978年，由于两伊关系不断恶化，客居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多年的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被驱逐出境，其心照不宣的原因是霍梅尼与宣教党的精神领袖阿亚图拉巴基尔·沙德尔过从甚密，经常煽动伊拉克的什叶派推翻本国政府。1979年伊朗革命胜利后，对邻国伊拉克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伊拉克的什叶派信徒于同年的阿术拉节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反政府口号，要求使伊拉克成为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伊拉克复兴党政府迫于政治压力，宣布宣教党为伊朗的“第五纵队”，并于同年6月把素以“伊拉克的霍梅尼”著称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巴基尔·沙德尔逮捕入狱。巴基尔·沙德尔于1980年4月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此后双方间的互相攻击的言论不断升级，双边关系急剧恶化。由于伊朗把伊拉克看作对外输出革命的巨大障碍，而伊拉克把革命后的伊朗看作来自外部的巨大威胁，终于铤而走险，采取先发制人的主动出击，导致两伊战争的爆发。
　  两伊战争并非宗教战争，而宗教狂热却是两伊战争的直接导因。宗教狂热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使战争中的双方在宗教情感和道义法理上没有退路，也使国际社会和伊斯兰国家调节冲突的努力难以凑效。两伊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同宗教狂热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易被忽视的一种现象。
　  三、原教旨主义兴起后中东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二战以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入主中东，取代英、法，成为主宰中东政治的新霸主。50年代以后，异军突起的前苏联加入对中东的争夺战，形成两超平分秋色的格局。从80年代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其独特的方式介入国际政治，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一支新生力量。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苏东巨变、冷战结束，一个新的一超多极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美国独霸中东的趋势日渐明朗，强权政治成为中东的强势话语，对中东各国造成巨大的压力。由于原教旨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它与西方强权政治的冲突成为影响中东政局的要素之一，并对中东与西方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二者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讨论。
　  先说冷战时期。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的特征是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当时处于两极之间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美苏两极都未以主要精力来对付中间力量。这种状况直到原教旨主义崛起后仍未根本改变。伊朗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发出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呼唤，公开宣布对外“输出革命”。伊朗的强硬态度虽对西方的强权政治构成挑战，但西方迫于两极格局，并未全力以赴地去对付原教旨主义力量。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十年间，伊朗与西方大国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双方间的唇枪舌战从未停止。从西方的角度看，原教旨主义对西方在中东战略利益的主要威胁包括:1．原教旨主义蔑视西方的强硬态度有可能改变中东的政治潮流，使中东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疏离西方；2．原教旨主义对外“输出革命”、公开支持各国的伊斯兰运动，很可能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反应，从而导致中东亲西方的或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政局动荡；3．原教旨主义在阿以冲突中的不妥协态度和对真主党、哈马斯等反对和谈力量的大力支持已经产生负面效应，任其发展下去，很可能使艰难启动的中东和平进程难上加难；4．愈益猖獗的伊斯兰极端派别的暗杀、爆炸、暴力恐怖活动，直接威胁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安全。为了遏制原教旨主义的扩张势头，美国和西方盟国对伊朗采取了政治谴责、舆论丑化、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等多种手段，但仍留有余地。惟其如此，无非是企图把原教旨主义这把“邪火”引向西方主要的对手前苏联。西方仍以遏制苏联为基本的战略出发点，这在对阿富汗原教旨主义力量采取的“双重标准”问题上尤为明显。西方并未因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反西方倾向而动摇支持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决心。甚至直到1989 年，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仍相信这样的神话:伊斯兰弧形地带动荡不安的局势很有可能蔓延到前苏联的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五国，与那里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相结合，导致苏联内乱，从而使西方“不战自胜”。与此同时，中东的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埃及、约旦、黎巴嫩和海湾诸小酋长国，它们也都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原教旨主义的巨大压力，并采取了包括以攻为守（两伊战争）在内的诸多防范措施，但并未因此在政治上倾向西方。这一方面是因为危及阿拉伯国家共同利益的阿以冲突问题尚未解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联这一超强大国的存在，因为两极世界格局未变。
　  再说冷战后时期。从90年代起，作为苏联解体的一个直接后果，两极世界格局不复存在，中东政治平衡随之出现了倾斜。在新的多极世界格局下，西方大国之间虽然也有权力和利益之争，但在维护共同利益问题上也有协调一致的一面，特别是在对付非西方国家威胁问题上更不乏共同语言。冷战后时期，由于西方不再担心“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和西方从1991年起着手重新调整战略构想，加强了防范、遏制和打击原教旨主义的力度。西方新的战略构想是在海湾战争结束后提出的，反映了西方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总体看法，必将对未来的中东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方加强对原教旨主义力量的遏制是基于全局战略考虑，即把遏制原教旨主义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列入制止地区冲突的战略范围，这在北约修订后的新战略和《美国对中东安全的战略报告》①中十分明显。西方战略构想的基本依据是:1．冷战结束后，过去被两极机制掩盖着的许多矛盾突然爆发，宗教与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成为争夺和维护权益的工具，导致连续不断的地区性冲突（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索马里内战、塔吉克内乱、阿富汗内战等）；2．当今世界上出现了三个原教旨主义力量掌权的国家（伊朗、阿富汗和苏丹），原教旨主义派别出现了由分散走向联合的趋势，而在原教旨主义极为活跃的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颇多，很可能导致失控的局势；3．国际暴力恐怖活动愈演愈烈。近年来极端伊斯兰组织出于对霸权主义的报复，在西方许多大城市（纽约、巴黎、罗马、波恩、日内瓦、布鲁塞尔等）制造了多起爆炸、暗杀恐怖事件，使西方深感不安；4．海湾战争后，中东国家间的矛盾激化，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竟相购买武器，使中东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走私武器场所，潜伏着核扩散的危险性；5．中东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经济的生命线。确保石油能源供应、占领中东市场、确立和稳固西方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对保障西方在21世纪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冷战后美国和西方的一个新认识，是把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看作是苏联解体后对西方的新威胁。
　  上述防卫战略思想已开始付诸实施。西方为防范、遏制和打击原教旨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1．调整北约战略。在北约东扩的同时确保欧洲南翼的安全，以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应付突发事件，制止随时可能发生的局部冲突；2．提高防范意识，加强跟踪研究。为此，美国国务院不久前成立了研究伊斯兰问题的专门机构，为政府决策提供调研报告和咨询服务。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与俄罗斯情报部门联手合作，交流情报资料，共同抑制原教旨主义；3．调整对外投资战略。世界银行和西方跨国公司已决定，把有效地抑制政治反对派作为评估伊斯兰国家投资环境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西方还利用海湾战争后中东国家兴起的民主化、自由化潮流，鼓励有关国家政府开放政治，将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吸引到温和的议会斗争的道路上来；4．大力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继续在国际上孤立、打击反对和谈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奉行政治激进主义的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5．确保西方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地位。美国国防部在不久前公布的《美国对中东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此作了详尽的部署。其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军事、外交、经济三管齐下的策略，确保美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并把中东国家纳入以美军实力为后盾的中东安全体系。
　  简言之，冷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深受三个国际因素的影响。一是地区大国“两伊”的因素。伊朗自两伊战争结束后，明显压低了对外“输出革命”的调门，拉夫桑贾尼总统执政后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减小了对局边国家的压力。尽管如此，由于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性，中东伊斯兰国家仍对伊朗保持一定的距离。伊拉克虽在海湾战争中遭到重创，但仍有很强的军事实力，政治上未屈服于西方制裁的压力。中东部分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石油富国，由于对“两伊”怀有戒心，对西方散布的“伊斯兰威胁论”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因而在政治上倾向西方，在地区和国家安全上接受美国和西方大国的军事保护。二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潮，前苏联退出角逐后，美国确立了一家独霸中东的地位，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和平进程，主和成为中东政治的主流话语。政治上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国家和处境极为艰难的巴解组织在国际压力下，只能靠美国主持下的中东和平进程求得自身的安全。因而，改善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因为对抗没有出路，也没有能力与西方对抗。三是海湾战争的负面影响。从表面上看，海湾战争是中东两个阿拉伯国家间的局部战争，实际上则是整个西方与东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美国为在国际上孤立伊拉克，以联合国决议的名义予以制裁，以42个国家组成了反伊国际联盟，动用了以美国为主的29个国家的多国部队，集结了二战后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海湾战争成为美国和西方显示实力、实施强权政治的一次成功的演习。有论者戏称，萨达姆·侯赛因帮了布什总统的大忙。的确如此。冷战结束后，强大的西方失去了正面之敌，一旦在中东动武便会陷入道义法理上师出无名的困境，难下决心。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则为西方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契机，美国布什总统不失时机地打赢了海湾战争，从而确立了美国在中东和世界的领导地位。可以认为，阿拉伯国家在海湾战争中没有赢家，它们全都落入了西方布下的陷阱。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陷入空前的分裂，难以联合起来抵制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实在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场悲剧。
　  ①原为19国，后因南北也门合并，故为18个。
　  ①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于1969年，当时有26个成员国，现有51个成员国。
　  ①海拉尔·迪克米坚:《革命中的伊斯兰》，纽约1986年版，第85页。
　  ②同上书，第179至191页。
　  ①详见拙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载《战略与管理》杂志，1994年第3期。
　  ①1973年10月正值伊斯兰教的斋月，故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斋月战争。
　  ①赵国忠:《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①参见刘江:《冷战后的美国中东安全战略》，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6期。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