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阳龙门文物保管所联合发起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于四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七日在龙门举行。九个省市三十六个单位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近三十篇。这次会议首次把理论研究、考古研究和艺术研究三方面结合起来，共同探讨这一历史阶段佛教史及佛教艺术的主要问题，促进了横向联系，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学科联合进军的新尝试。
这次会议采用大会发言与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小组分为佛教史组和佛教艺术组，这样，既保证了重点发言，又能对大家共同感兴趣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展开讨论，达到学术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指导思想。会议首先肯定了中国学者解放后在中国佛教史、佛教艺术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思想，同时强调在研究中要着重把握时代思潮和风格，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要研究外来佛教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一个有机部分的历史过程。不仅要继续发掘文献材料，还要重视利用考古工作者的实物史料新发现。这是突破旧观点、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不可忽视的手段。
二、佛教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1）南北朝佛教的特点。以往对南北佛教风格的区别分析较多，而对南北之间的思想交流、相互影响注意不够。北朝佛教的特点，是与国家政权的密切结合（僧官制）、普遍性和民众性、与巫祝神咒的混合等；南朝王权依赖世族，提倡佛教，实际有笼络世族巩固政权之意，在这种环境中，佛教与玄学关系密切，义学受到重视；南北佛教之间不断发生交流，并日趋融合。（2）三教合一问题。这种现象在南北朝已有发展。尽管当时南北分裂，但全国的信仰则是统一的，都是儒、释、道并存、相互渗透，保持了思想、文化上的一致。这个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接受外来影响，文化交流使得社会有生气、有活力。唐以后的三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差别。从佛教艺术遗迹看，情形也是如此。（3）寺院经济的作用。北朝寺院经济发达，曾对封建政权的稳定起到很大作用。既要探讨寺院经济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就要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它的社会作用。南北朝时期佛教学派和寺院经济的形成，为隋唐时期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和经济上两个重要条件。因此必须加强对这个时期寺院经济的研究。（4）庶族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僧侣阶层。魏晋南北朝时期，庶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僧侣阶层流动于南北，交流信息，传播文化，曾产生过重要作用。特别在南方，僧人依附世族，世族扶植僧人，庶族做为高级学僧往往可以挤进上层，提高地位。（5）“伪经”问题。“伪经”的称谓，是过去佛教徒为维护印度佛教经典的正统地位而提出来的，实际上它是中国佛教徒根据传教需要假托佛的名义而编撰的经典，是佛教民族化的产物。对这一部分经典应予以足够重视，因为它把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结合在一起，对佛教的深入传播起了重大影响。同时，中国佛教史不仅应写出佛教的思想变化、宗教传承，还要写出佛教信仰诸如对各种佛菩萨的信仰在民间的传播，这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的特点。佛教艺术自印度传入中国，最初的形式是西域佛教艺术。进入雁门关后，最早表现为凉州佛教艺术。敦煌早期艺术兼有这两方面的风格。北魏平凉州，吸收其艺术素养，产生了云岗石窟。魏孝文帝以后创建龙门石窟，纵贯东西，融汇南北，形成了崭新的中原佛教艺术风格，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佛教艺术的主流。在研究中国佛教艺术的民族风格形成过程时，应注意其时代风格、地区风格和艺术工匠的个人及画派风格，从个性中研究共性问题。
中国佛教艺术从一开始便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文学也随之发展，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佛教的演变过程。
四、文献研究与实物史料相结合。广布于国内各地的碑刻、塔铭、墓志等石刻资料，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及三教关系问题的宝贵原始资料。如果加以发掘利用，常可以对佛教史研究作出重要补正。如神会塔铭的发现，解决了长期不能解决的神会生卒年代问题。散见于各石窟中的碑刻题记及刻经等，是研究石窟兴衰、宗派演变、民间信仰、史地职官及医学、书法、音乐、舞蹈等的实物依据。龙门石窟现存造像题记二千七百八十品，其中有明确纪年的七百余品，是一批未经大力开发的宝藏。
五、石窟研究与石窟保护。石窟艺术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保护和研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文物，要从积极的方面做起，首先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把现存的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和研究，如不及时抢救，将来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要先把资料记录下来，如详细勘察，提出准确报告，制作录像等，这才是真正的保管。与此同时，再采取必要措施，延长石窟寿命。总之，在文物保管方面要有主有次，应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文章转自《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