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人以独特的视野和自身的经验观照中国文化，以不同的方法予以‘栽种和保护’，这本身就可能成为别样的‘心灵陶冶’。”于10月30日在京开幕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致辞中说：“如果说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对东方智慧的吸纳是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层面，那么中国学界对世界汉学的反刍和回应则可能进一步推进‘跨文化’的沟通。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的交流，恰恰需要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和胸襟。”

高利克、孔汉思、罗多弼、鲁惟一等70多位海外学者和汤一介、乐黛云、李学勤、刘小枫等100多位本土专家，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参与研讨，各抒己见，奉献自己的研究心得，他们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今汉学的发展水平。

“汉语热”成“全球化”标志

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汉语热”也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标志。这不仅有韩国作为典型的例证，即使在欧美，汉语也已经进入一些中学的外语类选修课程。对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而言，是否拥有汉学教席、是否开设汉学或汉语课程、是否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合作和交往关系，已经成为衡量一所大学是否具有“全球化”时代文化意识的重要尺度。

而当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影响到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观念的认识乃至国家政策的制定时，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在日益增长。自民国时期的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学者，海外汉学逐渐成为中国学界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领域。

进入21世纪，为适应世界各国家、地区人民学习汉语的需要，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和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自2004年11月21日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以来，目前已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0多所孔子学院和200多个孔子课堂。

2007年3月，为推动双向互动的文化对话与文化理解，中国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发起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大会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题，几乎囊括了世界汉学界所有顶级专家学者。与会专家与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决定共同构筑高水平的汉学研究平台，定期举办世界汉学大会。

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世界汉学大会将成为沟通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定期论坛，并借此打造团结世界汉学家的标志性平台；在汉学领域扩大国家汉办及中国大学的影响，增强其主导地位，进一步凸显中华文明对于构建世界文化新格局的价值，突出中国主流学术作为对话主体的地位。”

时隔两年半，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如期在京召开，大会设“汉学与文化对话”、“汉学与历史研究”、“汉学与中国文学”、“汉学与汉籍传译”、“汉学与中国戏曲”、“孔子学院论坛”六个分题，同时还组织了“出土文献与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两场圆桌会议。而为会议主题“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点题的两句名言，分别是《周易》中的“同归而殊途”和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此路亦彼路”。

“大会可以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聚在一起深入交流，很多人都会谈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怎么想，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不一定一次就解决，可能会有很多争论。但能知道争论的问题在哪，就非常有意义。”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文化传播始终没有更好地开展，往往满足于表面的文化传播，没有向外国展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内容，而世界汉学大会则是一种深入展示中国文化的形式。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在大会致辞中指出，今年前三季度，全球孔子学院共开设各种层次的汉语课程8000多班次，注册学生20余万人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00多场次，参加人数250多万人，汉语言文化传播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好局面。她认为，2007年春天的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播下了种子”，而2009年金秋季节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则“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汉学本是跨文化交流产物

在世界文化地理的版图上，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是一个颇为古老且仍然发挥着重大文化功能和深远影响力的学科。在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看来，汉学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比如中国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甚至中国医学等，都可以包含在汉学中。

纪宝成说：“汉学的对象是中国，其研究方法、学术传承及文化视角又不同于中国。海内外学人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目的都是找寻中华文化之真谛，帮助人类。这种同归而殊途，恰好不断成全着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相生，从而成为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的典型范本。”

相关资料显示：如果从日本14～15世纪开始形成的传统汉学算起，汉学的地区性历史已足有700年。在高丽，由于中国文化实际上的主导地位，汉学的精确开端倒显得难以清晰厘定，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之主导性的明证。

如果从耶稣会士利玛窦1582年入华算起，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汉学亦有400余年的历史。这一非学院化的传教士汉学传统，事实上成为欧洲汉学的主导流向，400年来不绝如缕。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信、翻译及研究，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和重农学派，刺激了欧洲现代科层制度的形成，诱发了风靡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热，为欧洲的现代性打上了无可争辩的中国烙印。

如果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算起，学院式、专业化的汉学也已经走过了将近200年的历程。继法国之后，俄国的第一个汉学教席设立于1857年，英国设立于1876年，德国则设立于1909年。北欧国家虽然是汉学研究的后来者，可他们一方面承接法国学派，一方面结合既有的研究传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美国专业汉学的教席大大晚于欧洲，但其二战之后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汉学的勃兴提供了独特的背景。由此，汉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匡限于语言、历史、思想和文化，而是进一步拓展为全面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如果从美国的汉学算起，那么“中国研究”对中国的全方位关注和探索，也已有近60年的历史。

“汉学本身就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认为，汉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潮流的产物，“国际上的汉学是在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开始接触、碰撞和交流的时候诞生的。这种交流到现在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