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涛

　  对于“社”、“会”、“社会”等字词的含义，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进行探讨，当代学界也已经有了系统的研究成果。[i]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组织的香社的出现及其在民间的普及，是与两汉以来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社神崇拜和地域性祭祀组织的“社”，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存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南方也有一些地区），出现了以“邑”、“邑义”、“法义”为名的佛教组织，有时也称为“邑会”、“义会”、“会”、“菩萨因缘”等，这些团体由僧尼和在家佛教信徒组成，或仅由在家的佛徒组成，主要从事佛教造像活动。据有的学者研究，最早的佛社出现在东晋兴元元年（公元402年），较晚的在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大部分集中在公元500至581年之间。这些佛社的活动内容，主要有造像、设醮、建塔、修建僧寺、造石室、造石经、念佛，以及建义井、栽树等。[ii]在山东地区，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佛社资料是在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在济南南部千佛山西南的黄石崖，有北魏正光四年至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开凿的石窟一座，现存大小佛龛19个，佛、菩萨等浮雕造像85座，造像题记有正光四年、孝昌三年、建义元年、兴和二年等7则。其中，正光四年的题记云：

　　大魏正光四年七月廿九日，法义兄弟姊妹等敬造石窟象等二十四躯，悉以成就，历名提记，释伏同心镌。

　　维那主沐芬姬、贾荚、刘法香、王宝姬、刘阿香、刘阿思、刘胜玉、胡阿姿、王犁美、呼延伏姬、贾阿妃、刘桃姬、王足、孙敬姿、赵妃姜、张胜界、张英仁、纪姜女、国骨子、徐清女。维那主张牛女。维那主呼延摩香、白齐姜、石桃女、赵羲姜、张道女。[iii]

　　正光四年是公元523年，距今已经1480余年。题记中所说的“法义兄弟姊妹”，属于信奉佛法的结义兄弟姊妹，就是当时称作“邑义”或“法社”的组织，属于民间佛教会社。从这些题名来看，其命名方式，以妇女为主，且多为平民风格。附近另有一处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法义兄弟一百余人的造像记，其中刻有“各抽家财，于历山之阴敬造石窟，雕刊灵象”的字句，一百多人集资才能够造得起佛像，说明他们的家产有限，应该属于平民阶层。

　　实际上，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山东就是佛教在北方活动的一个中心地带，尤其是济南、泰安地区，当时的佛教活动十分活跃。东晋法显是中国第一位到印度取经的僧人，他曾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在青州停留一年的时间，对山东的佛教发展产生过影响。对山东佛教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高僧朗公，他也是最早在泰山地区活动的著名僧人。据佛教史籍记载，竺僧朗（即朗公）为京兆人，前秦始皇元年（351年）移居泰山，在今济南郊区泰山北麓的柳埠创建了山东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朗公寺。前秦永兴（357—358）年间，林下志士张忠为避“永嘉之乱”，隐居于泰山西北的玉符山（今灵岩寺所在地），朗公经常来看望张忠，并在此讲经说法。朗公每次说法，听众都超过千人。一次，当讲到精彩之处，山石为之而动，不住点头，众弟子告诉朗公，朗公说道：“此山灵也，为我解化，他时涅槃，当埋于此。”灵岩之名由此而得。朗公开始了灵岩寺的创建，被后人誉为灵岩寺的开山祖师。唐德宗时期宰相李吉甫曾把灵岩寺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江陵玉泉寺并誉为“域内四绝”，灵岩寺居四绝之首。[iv]

　　隋唐五代直至宋初，相对于过去社神祭祀和地域性祭祀组织的公共性质的会社而言，这一时期私社盛行。私社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主要从事佛教活动的结社，一是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活动的结社。起初的私社以第二类为主，最晚到了唐代后期，传统私社已有相当一部分为寺院所控制，使这些私社在保持其传统的同时，也兼行一些佛教活动。[v]唐代康骈在其著作《剧谈录·真身》中记录了一则当时京城长安街坊中的社事活动：

　　咸通十四年诏自凤翔迎真身至于辇下。（真身，相传云，是施迦文佛中指节骨，长一寸八分，莹净如玉，以小金棺盛之，旧于凤翔建塔。………）都城士庶奔走云集，自开远门达于岐川，车马昼夜相属，饮馔盈于路衢。谓之无碍檀。（京城坊曲，旧有迎真身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开成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两，他物丰盈，悉皆称是。）至京日，上与诸王亲御城楼，坊市以缯彩结为龙凤象马之形，纸竹作僧佛鬼神之壮，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军兵仗，缁徒梵诵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踊跃者，有悲怆涕泣者。……[vi]

　　这段文字记述了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唐代长安城内街坊中的一个佛社组织—— “迎真身社”，迎取佛骨的一次佛事活动。该社的活动始自开成（公元836-840年）年间，至咸通十四年（873）已有30多年的活动历史，文中还记述了该社集资建社的具体方式。

　　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唐一代泰山及其周边地区民间香社活动的直接史料，但以当时泰山北麓灵岩寺位居全国“域内四绝”之首的显赫地位，其间的民间佛事活动应该是十分活跃的。史料记载，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封禅泰山时，曾率领几千兵马驻跸灵岩寺十天，有如此强的接待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灵岩寺的经济实力和繁盛程度。[vii]

　　唐代中期至宋代，佛、道两家在泰山并存。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除比较大的朗公寺和灵岩寺外，还先后建有谷山玉泉寺、神宝寺、光化寺、普照寺等，而泰山经石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石，更被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从中亦可见佛教在泰山的势力。唐代李氏王朝对道教也推崇有加，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玄宗李隆基等都曾以道教追尊的教祖老子李耳与之同姓而大力提倡道教，唐高宗东封泰山，在归途中就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亲注《道德经》，要天下人人学之。唐玄宗封禅泰山时，亲自撰写《纪泰山铭》刻于岱顶，标榜个人的千秋功业，并褒封泰山神为“天齐王”。佛道两家在泰山的兴盛，为非佛非道、亦佛亦道的民间信仰在泰山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民间香社这种民众信仰组织在泰山的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关于泰山香社最早的史料，出现在唐末五代时期。泰安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张《太岳渿河将军庙堂记铭并序》拓片（原碑已佚），记述了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36-941年）一个香社的活动情况：

　　天福六年三月十七日，新澶州岳社头郭肇等，……结集岳社，化彼邑人。不暮月间，总四十户。至天福元年三月十日，社众西自新州，东之太岳。远备牢醴，克置羞荐。……唯柰河囗，元非灵庙，……随宜创迹。召公输于鲁甸，招匠石于郢郊。截徂徕之花松，断新甫之挺柏。奇材异石，穷神役思以蕴崇；碧瓦铜砖，尽心毕力以骈集。囗运斤秉斫，争工不异于雷震；剫木飞绳，竞巧可同于电捷。天福三年五月十日，建就堂一所三间，四下椽周回行。墙二十四堵，门楼一所。……天福五年三月九日，迎入将军、夫人真形两座，厮儿、妮子两人，夜叉一对。[viii]

　　查1931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澶州，“唐置，寻废，后复治，治顿丘，在今河北清丰县西南二十五里，五代晋移治濮阳，即今河北濮阳县”。[ix]濮阳县现在属河南省。上述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后晋时期一个香社活动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以郭肇为社头的“岳社”，其规模为“四十户”，结社的过程叙述得非常清楚（“结集岳社，化彼邑人。不暮月间，总四十户”），朝奉泰山的活动时间为天福元年至立碑时的天福六年。该社信奉的的渿河将军是泰岳大帝的辅臣，社众们将渿河将军作为“辅赞天孙”的辅神来看待。这个香社在泰山最大的举动就是创建了一个庙宇，其施财之举（建庙）在后世也不多见。从其组织形式来看，该社以“户”为单位，香社首领称之为“社头”，并有“副社头”、“纠首”、“头副样”、“勾当人”、“勾当副样”等，澶州的岳社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组织形式。通过上述资料可以说明，最晚至五代的后晋时期，以泰山神灵为奉祀主神的香社组织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宋代是泰山信仰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首先，延续了上千年的封禅大典在宋真宗封禅之后走向终结。宋真宗执政时期，国家战争频仍，经济衰败，尤其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与契丹签定“澶渊之盟”，赔款结盟，成为朝廷的耻辱。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借助封禅固有的“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功能，朝廷上下积极主张皇帝泰山封禅，参知政事（副宰相）王钦若更是直接导演了降天书等一系列祥瑞天相的闹剧，最终，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在泰山举行的最后一次帝王封禅。[x]其次，宋真宗两次给泰山神加封，第二次加封的“天齐仁圣帝”的封号，确立了泰山神“东岳大帝”的地位，同时，对泰山神夫人、子女的加封进一步加强了泰山神人格化的色彩，尤其是对岱顶“玉仙娘娘”的加封，开启了后代碧霞元君信仰的先河。第三，就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兴起了修建“东岳庙”和“泰山行宫”的风气，宋代修建的奉祀泰山神的大型庙宇，幸存至今的还有山西太原、山西晋城、山西蒲县、山西万荣、河南新乡、陕西西安等七座。[xi]

　　保存至今的宋代泰山香社活动的资料明显增多。其中刻于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的《东岳高里山相公庙新创长脚竿记》碑，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香社活动的情况：

　　兖之奉高，北有岱山焉，乃天下之巨镇也。尊之曰：东岳神，即天齐仁圣帝也。自秦汉而下，沿巨唐，逮我本朝，封禅之礼备焉。庙貌威崇，殿宇显敞，一如上方制度，俾至者加其恭肃。噫，聪明正直，神之德也。福善祸淫，神之职也。幽而罔测，显而有灵，则四方之民，咸归仰之。在帝庙之西，有高里山之祠，即圣帝辅相之神也。其庙号，本汉封爵也。领袖群司，掌判阴籍，光载祀典，灵威不泯。今有古沛张平者，即长河之舟贾也。乃集社聚缗，岁赛于祠下。睹其神像，虔启愿心，立长竿于庙庭。由是选梓木以为之材，砻翠琰以为之硖。耸而上直，表著其坛。功毕告成，故书其始。刻之于石，以永其传。

　　时大宋元丰三年庚申岁三月。

　　泗州船户同纠首王政男钦，徐州沛县留城镇都纠首张平立石。

　　东平进士胡元资撰，徐民裴耸书，将仕郎守东岳令囗守德篆额，张希白刻。[xii]

　　此碑已佚，仅有拓片收藏于泰安市博物馆。上述文字收入清人唐仲冕编纂的《岱览》。据《岱览》卷二十所载，原碑立在相公庙大门左壁，西向。从拓片上看，其碑面下半部刻有《东岳永安香纸经文醮会社建之记》，记有徐州、兖州、楚州等诸多船户、船客的姓名，《岱览》因其“字小，残缺不可读”而未录。这个由船户所组成的香社每年来泰山一次，即所谓的“集社聚缗，岁赛于祠下”、“每年一会”，香社人员的构成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性。碑文中所记的活动，主要是立“长脚竿”，“选梓木以为之材，砻翠琰以为之硖”以示诚心。在立碑过程中，有进士撰文，东岳令篆额，表明香社活动受到了官方的关注和支持。

　　在泰山脚下岱庙天贶殿前，摆放着两只硕大的铁桶。这铁桶也是宋代香社所献之物。进献者铸有铭文，分别刻在两只铁桶上，铭文内容记录了香社活动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宋代的香社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图版三）：

　　大宋国兖州奉符县献铁桶，会首李谅。右谅窃以神功默运，潜持祸福之权；妙用无私，密握生成之造。伏见国家尊宗庙貌，百物鼎新，而圣帝庙前阙少水桶二只。今纠到敬神之众，共结良缘。

　　具姓名如后：会首李谅施钱贰拾贯文，……右众会人，特发虔心，谨舍净财共成胜缘。伏望圣慈，俯照察。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吉日。会首李谅等献。

　　两只铁桶铸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铭文中，明确说明了结会的原因：“圣帝庙前阙少水桶二只”，因此集会众之力，铸成铁桶，除会首二十贯外，其余会众每人五贯。在署名的香客中以男性为主，兼有女性。在会众中，还有“助教”的参与，按宋代官制，诸州有司士、文学、助教之职，这表明香会成员有民有官。二桶虽为“奉符县所献”，但也有益都香客施钱，说明这一香会是以奉符县香客为主，又兼有它县香客参与。

　　宋人吴自牧著的《梦粱录》一书，记述了南宋时代都城临安（杭州）的情况，举凡山川景物、节序风俗、公廨物产、市肆乐部，无不详载。《梦粱录》的材料来源于淳祐（公元1241-1252年）、咸淳（公元1265-1274年）年间的《临安志》和作者的耳闻目睹，可补正史之不足。在该书中，多处提到对于东岳泰山神的祭祀活动。卷二“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条：“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天齐仁圣帝圣诞之日，其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诸郡邑皆有行宫奉香火。杭州有行宫者五，如吴山、临平、汤镇、西溪、昙山，奉其香社。”[xiii]卷十九“社会”条：“奉道者有灵宝会，每月富室当供持诵正一经卷。……诞辰日，佑圣观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纷然，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诸行亦有献供之社。……三月二十八，东岳诞辰。……遇东岳诞日，更有钱燔社、重囚枷锁社也。”[xiv]这些记述说明，在南宋时期，泰山信仰也随着王朝的南移而影响到南部中国，仅都城临安就有东岳行宫5处之多，东岳诞辰日也有固定的香社活动。

　　宋代，还为东岳泰山神确定了诞辰。在帝王巡守制度里，东巡泰山多在春季，后来的泰山神祭祀也多与春季相连。关于东岳大帝 “诞辰”的说法，最早的记载，是宋治平四年（1067年）的摩崖刻石记文：“入内供奉官李舜举被命祷祠帝岳，奉香胜概于寿圣节日，先款青帝宫，次谒白龙潭，治平四年题，书吏李恭从行。”该刻石勒于泰山西溪白龙池玄圭石上（图版四），但其中的“寿圣节日”是何月何日，题记中没有说明。元丰三年（1080年）《东岳高里山相公庙新创长脚竿记》碑文记述的香会活动，虽未谈及“诞辰”，但其碑记云“时大宋元丰三年庚申岁三月”，如果把立碑也作为此次进香活动的内容之一，那么朝圣进香应是在三月。到了南宋吴自牧所撰的《梦梁录》中，东岳诞辰有了具体的时间。《梦梁录》“卷二”中直接以“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为题，明确讲“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天齐仁圣帝圣诞之日”，《梦梁录》在卷十四、卷十九中，也明确记有这一日期。此后，东岳大帝的诞辰就被确立在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的确定，对于民间香社的活动有着特殊的意义。泰山神有诞辰，说明了他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又得以加深，进一步拉近了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人格化色彩更加浓重。诞辰时间的确立，可以使香社的活动在时间上得以固定，形成香社活动的制度化，更有利于香社组织活动。

　　五代和两宋时期是泰山香社从兴起到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民间泰山香社的活动，体现出以下带有普遍性的特征：第一，香社崇奉的泰山神灵为东岳大帝，是一尊男神，这与后来碧霞元君兴起后，香社组织几乎全部信奉碧霞元君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二，香社组织进一步完备，香社有了名称（如“岳社”），社内有“社头”、“会首”和“社众”、“会人”等区别，社头、会首一般是男性，会众也是以男性为主，间有女性，这与明清时期泰山香社以女性为主也有明显区别；第三，泰山信仰在两宋时期从北方走向全国，各地东岳庙和泰山行宫纷纷建立，泰山信仰在民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泰山庙会活动和东岳诞辰的赛会也已经出现[xv]，民间香社在泰山的活动也趋于固定化、周期化，进香仪式也逐渐完善。伴随着肇始于宋代的碧霞元君信仰的兴起，泰山香社的繁盛时期即将到来。

　　[i]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社”；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第80-8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绪论：一、社与会的释义及源流”，第1-1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狂欢与日常》第233-24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

　　[ii]参见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iii]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著：《济南简史》第8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iv]马大相编纂：《灵岩志》“高僧”，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4；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著：《济南简史》第78-7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v]参见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vi]康骈，池阳人，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进士，官至崇文馆校书郎。《剧谈录》成书于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记述天宝以来琐事。引文载《四库全书》本，卷下，文中括号内文字为原书所注。

　　[vii]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O一，北京：中华书局，

　　[viii]感谢泰安市文物局研究员刘慧、泰安市博物馆馆员陶莉，他们为我提供了泰安市博物馆所收藏的唐末至宋代期间泰山香社活动的珍贵拓片资料。

　　[ix]臧励 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1224页，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初版，1982年重印。

　　[x]参见葛剑雄：《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往事与近事》第162-18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

　　[xi]崔秀国、吉爱琴：《泰岱史迹》第181页，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7。

　　[xii]唐仲冕编纂：《岱览》卷二十，嘉庆十二年果克山房刻本。

　　[xiii]吴自牧：《梦粱录》第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xiv]吴自牧：《梦粱录》第18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xv]有学者认为“完整意义上的泰山庙会，在宋代出现”。刘慧：《泰山庙会》第3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原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