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涛

山东大学文学院的关德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俗文学、敦煌学与满学研究专家。先生1920年7月生于北京，满族。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清贫的中学教师。艰苦的生活，严格的家教，培养了他倔犟坚毅的性格，养成了一种勤奋好学的精神。1939年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于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大学学习期间，正是三十年代中国俗文学史学科创建的初期，先生受郑振铎、钱杏邨（阿英）、赵景深等著名学者的影响，开始了对俗文学的研读。他善于继承前人的业绩，而又勇于开拓创新，四十年代之后接连发表文章，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大学毕业以后，先生先后任北京中国佛教学院讲师、沈阳博物院档案编整处满文档案翻译组组长、上海佛学院教授、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副教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师。建国后先后担任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副教授、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3年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至今。

先生曾于1983—1984年获得美国路斯基金，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邀请，赴美讲学。1993年根据中德文化交流协定，又获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基金，应邀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和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满学系从事合作研究。

先生在大学任教的数十年中，先后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蒙藏佛教史、佛典文学、民俗学、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概论、明清俗曲概论、敦煌文献研究和梵文等课程。从1955年起培养研究生，1981年后又指导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硕士和博士进修生，进行“敦煌学”、“宝卷”、“聊斋说唱”、“明代时调歌曲”、“满族谚语”、“讲唱文学”和“中巴关系史”等课题的研究及论文撰写。

由于先生德高望重，他还被聘任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名誉主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民族民间文化学会理事长、山东省文联委员、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目录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满族现代文学艺术家传略》《中国民间文艺辞典》、《民间文学大辞典》等，都设专目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

先生博学多闻、涉猎广泛，并能用满语和多种外文资料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他作为满族人，自幼受到满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精通本族语文，在满族文化研究、满汉文化交流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早年搜集校订的满汉语混合子弟书《螃蟹段儿》、《升官图》以及满文俚曲《黄昏卸得残妆罢》等，就是了解和研讨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宝贵资料。1946年至1947年，他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的《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则是我国有计划地直接从满语原文翻译这部重要史料的开始；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满文档成语”的辑录工作。鉴于满语文献在探讨近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他注意了满语文献的搜集、研究整理。如对1723年刊刻的图理深出使土尔虎特途径俄罗斯归来上书康熙的黄册所撰写的《异域录》满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校注，并写出了研究论文《略论图理深〈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的订补及其他》，这是首次依据原始资料的满语文献，研究十八世纪初中俄关系史的论述，也是对《异域录》满文本的第一次介绍。1979—I980年，他参加《满汉辞典》的编纂时，曾前往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进行满语文与锡伯语关系的调查。1984年出版了他与人合作编成的《子弟书丛钞》，进一步对满族文学在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继承研究上作出了贡献。即使在十年“文革”的艰难岁月中，他也没有停止对“满学”的研究，他克服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整理编成了一部《满文成语词典稿》。他以对跨民族关系的满汉文化交融问题的研究为基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任何方面的研究，都不能忽视这一基点。正因为信守着这样的观点，他在学术研究中，时时着意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探讨。先生在西北工作时，注意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1950年)，对西藏典籍文献作过介绍，对流行于南亚的《大会经》作过翻译。

　  先生是上个世纪40年代国内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梵、巴文典籍的学者。他广泛运用语文资料，整理、研究敦煌文献，提出个人见解，成一家之言。1942年于《佛学月刊》发表谈敦煌民间文学的文章之后，陆续发表了，《谈变文》 、《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略说“变”字的来源》、《“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变文目》等一系列论文。早在1947年3月，向达先生在《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一文中就曾有“二十年来注意敦煌俗讲文学者，寥寥可数。今日得读周、关两先生的文章，不胜空谷足音之感。个人除去欢喜赞叹而外，并向孙、周、关诸先生表示敬意”的感喟。1982年周绍良、白化文编选《敦煌变文论文集》，收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内自王国维以下研究敦煌俗文学的论文50余篇，仅先生的论文就收录了5篇之多，足见先生在敦煌俗文学研究开拓过程中的功绩。

　  先生对蒲松龄的研究采取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开辟了一方使人耳目一新的天地。《聊斋志异》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但因为这部书用文言写成，文化水平一般的读者不易领略。俗文学中的“志目”是《聊斋志异》的一种普及形式。它以通俗文艺特有的艺术手段，为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扫除了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满足了广大民众欣赏《聊斋》故事的渴望，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格外引人深思的是：将《聊斋志异》改编为通俗文艺形式“志目”的第一个人是蒲松龄自己。他在《聊斋志异》书稿已经流传，得到了同时代名位极重的诗人王士滇(渔洋)的赏识与推重的时候，忽然决心把自己的作品翻改成为当时文人所不齿的“俚曲”，他这样作的目的正如他儿子蒲筹撰写的《故显考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所指出的:“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媳之梦。”他知道把《聊斋志异》的故事改写成通俗俚曲，可以产生更深入人心的艺术力量，“使街衡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由蒲松龄开始的俗文学“志目”，以其动人的艺术活力在民间流传百余年，但是，不幸如其他民间文艺作品一样，一向被士大夫们判为“卑不足道”、“不登大雅之堂”，一般只在下层社会中流传，或在艺人的记忆里保存，较少有刊本传世；即使偶有记录传抄，往往也不为学者们所注意。当这些作品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它们的抄本已经成了难得的珍品。先生为了满足人们艺术欣赏和探讨《聊斋志异》艺术影响的学术研究需要，以他独具的眼光，广为搜集资料，先后编成出版了《聊斋俚曲选》(1980年)、《聊斋志异戏曲集》(1983年)、《聊斋志异说唱集》(1983年)、《聊斋志异话本集》(1991年)，书之卷首，都载有反映研究成果的长篇前言。例如，《聊斋志异说唱集》的前言，在研究了170多个传统说唱“志目”的基础上，对“志目”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形式的俚曲、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词、宝卷、弹词和评书一一作出分析，分别对这些说唱形式的起源、与《聊斋志异》的关系、著名说书艺人的事迹、“志目”唱本的内容与流传、艺术特色、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作用、前人所编“志目”选本等均作了详尽的介绍与评价。其对于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为当时文人所不齿的俗文学“志目”的倾心与用力，明明白白渗透在文章的宇字句句当中。从蒲松龄自编《聊斋俚曲》，到百余年间聊斋故事说唱的“志目”在民间山花野草般地流行与传播，再到先生对聊斋的各种说唱形式的苦心搜求、保存资料，精心进行研究的经历，反映了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就存在着的两种天地、两种志趣。也许只有对此作出充分的比较研究之后，才能充分地估计先生从特殊角度对蒲松龄、对《聊斋志异》、对聊斋故事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所作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先生的学术成就涉及多个方面，但其核心还应是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学科，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研究，始自“五四”前夕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活动，而其体系的建立，实应从1938年郑振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俗文学史》算起。先生作为郑振铎的学生与朋友，一踏进学术的领域，便与民间文学、俗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曲艺这种艺术形式在俗文学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先生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用力最多，发掘也最深。1958年初版、1960年重版、1983年新1版的《曲艺论集》，是先生曲艺研究的代表作。这本书收论文22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曲艺文学资料的蒐集和校订的文章，其中有的提供了珍贵的曲艺文学资料，有的对一些曲艺文学作品作了叙录、评价和整理，有的则属于书志学范围，介绍了某类曲艺文学的版本目录；另一类文章则是对曲艺文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其中有的考证曲艺文学作品用字命名的来源，有的探讨了曲艺文学中某种样式的源流和发展，有的阐述了曲艺文学中某种样式的体例。《曲艺论集》以其学术价值重要，作为专门条目，已载入《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民间文学词典》。

先生俗文学研究的另一大批成果，表现在资料的搜集和古籍文献资料的编纂方面。早在1950年，他就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此后1959—1962年在同赵景深教授筹划下编校出版了“明清民歌时调丛书”，先生出版了校序《挂枝儿》、《山歌》，以及《贾凫西木皮词校注》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整理校订明代作家冯梦龙辑集的《挂枝儿》与《山歌》后所作的两篇序言都很长，合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本书。在两篇序言中，先生对这两种民歌形式的起源、流传、历代辑集的情况、冯本的特点、内容分类、作品的艺术特色等作了精到细致的分析，又特别对冯梦龙为民间文学、俗文学的贡献作出了大胆的评价，肯定了冯梦龙在搜集和编辑这类民歌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先生指出：“冯梦龙(1574一I646)是在明代热爱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人士中，工作较早、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几乎是用尽了毕生的精力从事着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蒐集、整理、研究和编写的工作。……他这种以最大热忱不倦工作的精神，是同时代文人、作家难于与之相比的。”(《挂枝儿·序》1962年中华书局版)“冯梦龙在《童痴一弄·挂枝儿》‘刊布成帙，举世传颂’后，虽为当时人们攻讦，但是他并没有怯怯乔乔的对着这一大宗民间文学遗产望之却步，反而是以更大的勇气、热忱继续蒐集着《山歌》，辑集成《童痴二弄·山歌》。这种精神、魂力，在明代较进步的诗人、作家当中却是仅见的。”(《山歌·序》，1962年中华书局版)“冯梦龙曾根据蒐集、整理、研究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感受，归结当代民间歌曲的优点在于:抒写的'是真境'，所以它们‘自有真趣’，是‘天地间自然之文’。因此在《叙山歌》里，首先认为‘山歌’是‘民间性情之响’，‘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又从创作态度和动机方面分析说：‘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这正是针对当时文人诗歌创作当中的缺点来论证，是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的。……他认识到民间情歌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和作用，明白宣布要用‘挂枝儿’、‘山歌’来表现真挚的爱情，与虚伪的封建礼教抗争。这种战斗精神的表现，在明代较进步的诗人、作家当中确乎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可见《叙山歌》在研究冯梦龙思想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上，是篇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文献资料。”(《山歌·序》，I962年中华书局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以来就是有成就的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经历，对于重视俗文化及其文学作品的搜集者与研究整理者来说，又几乎是一种必备的条件，必经的历程。先生生长在学术气氛很浓、见世面机会很多的古都北京，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私家藏书可供研读，读书期间更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指导与帮助。工作以后，足迹遍于大江南北、祖国东西，视野更为开阔，读书所涉猎的面益宽广，向著名学者们问学的机缘又多，于是完全投身于无边无际的学问的海洋。

他研究满族文学，熟悉本族语文，曾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翻译《满文老档》的工作，从中注意到其间引及“萨迦格言”、“太公家教”的情况。正因有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知识，他才能对满、汉语混合写成的民间文学作品作圆满的介绍和详尽的注释。他为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作出的注释一共有234条之多，《升官图》注释也有几十条。只是在经过了他这样多才而苦心的工作，才使得清代中叶出现的这类所谓“满汉兼”的妙文为中外学人所知见、引录、论述。这在日本著名学者太田辰夫教授、波多野太郎教授等人的著作中均曾论及。

　  他读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注意到郑先生在第十二章《弹词》里讲过的福州“评话”是弹词的论断，记住了郑先生提到的最负盛名的福州长篇评话《榴花梦》。当他有机会到福州工作的时候，耳闻目睹“福州流行的‘评话’，正与一般所说的弹词相同，不仅是在故事取材上相类，而且它的体式也与某些弹词作品一样，多是全部以七言韵语组成，没有说白与唱词之分”。他就地访求，终于见到了相当数量的福建评话抄本和当年郑振锋先生“惜未得一读”、阿英先生所见不全的《榴花梦》抄本，就此写成了《李桂玉的<榴花梦>》。

　  他在《谈“落花”》的文章中，将《续高僧传》中提到的“落花”与流行在苏北一带和南京等地方民间佛教的经仟活动中唱的“散花”作比较，不仅引经据典，还直接引用僧侣的话说：“经会不会尚在其次，如多会这种东西(“散花”)才是好的大师傅。”得出结论：“从‘散花’到‘落花’，逐渐形成为僧侣们谋生的一种技艺”， “内容并与佛教没什么关系，实是袭用曲艺”。常见人们或者鄙薄“故纸堆”，或者视典籍之外无学问，唯于先生的治学方法中，可见这种熔“故纸堆”与俗文化生活于一炉的大手段，庶几可以得到历史的真实。

建国以后，先生从事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教学，1954年和1955年作为当时课程的“生产实习”，他两度带领学生深入沂蒙山区进行田野调查，两次实习印有《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和“淄博和洪山卷”三册。这是新中国首次有计划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田野作业活动的组成部分。先生对于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感到荣幸，并且认为，一个从事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只有在田野作业与室内研究两方面都下大力气，才能够真正有作为，获得有意义的成果。

1983年，先生应邀去美国讲学，他自己把此行变成了一个“读书”和“行路”的过程。行前他订研究计划中有:了解美国在东方学、汉学方面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搜集散佚在美国的满学资料和中国俗文学资料。讲学是成功的，他的计划也完成了。他在美国搜集到的满学研究资料如:《聊斋志异》满文译者札克丹的末刊稿，《水游传》满文译本残卷，《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关系到《再生缘》作者研究而著名的《云贞寄外书》满文本等，以及散佚的明清戏曲俗曲资料。与此同时，并注意了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当回顾这段经历时，先生对治学与教学的方法曾作了这样一个小结:“搞学术研究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从单一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搞俗文学的，就只搞自己的这一摊，不去想一想国外对我们俗文学的研究状况如何，俗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有什么联系，思路比较狭窄。在美国考察期间，我发现美国人很重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美国学者认为研究俗文学要有多学科的知识，俗文学还应该与语言、音乐等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既考虑纵向联系，也考虑横向联系。这就关系到学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在教学上他们着重学生智能的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是跨越多种学科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他进而提出:“俗文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之争上，应该和整个民族文化联系起来，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就无法全面理解俗文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有所突破，学会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虑问题。”

　　 先生的文风也常使人耳清目明。如上个世纪40年代他作《变文目》，“每目除注明庋藏处、公刊处外，如学者于该目撰有论著，亦为注明”，仔仔细细辑出四十六目，给予当时研究者以极大的方便。他作《宝卷漫录》，注意《螳螂做亲宝卷》中有曲艺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以“动物、昆虫为角色敷衍故事”的特色；注意《菱花镜宝卷》不同于一般宝卷多宣传市民落后思想，而能“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注意《梨花宝卷》中前后两用的“曲词嵌药名的写法”；又注意了《双金花宝卷》“介绍了一段清末的莲花落曲词”。虽只漫漫写来，却不时点明文中的“眼睛”。所作《关于“十二时”》，连引文在内，不过千字出头，《关于“三仗鼓”》更短，全文不足300字，但都是真正的短小精干，实有见地的文章。他辑集的几本资料性较强的书，序言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千言万语，虽长而绝不空泛，象枝叶繁盛的大树，高大而充满生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为研究问题，不端学者的架子，也不摆学术论文的架子，这种实事求是的文风，很值得提倡和效法。

在先生的书房里挂着著名戏曲理论家任中敏先生于1982年85岁时为他书写的联语:“人言海水有时立，我信春光自此多。”春光正多，乐观常在,目前先生正根据多年以来搜集的文献资料，研究整理“满学”和“俗文学”论著。在学人生涯中，年逾八旬的关德栋教授还象一个年轻人一样活跃、奋进。

　　　  （本文参考引用了《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2）》、《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录》、《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

《近现代中国少数民族英名录》等书和车锡伦教授《对关德栋先生俗文学研究成就的思考》及关家铮同志整理的有关

介绍，特此致谢。）

　　　　　　　　　　　　　　　　　　　　　　 （原载《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