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幅员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一直引人注目。特别是西亚、北非地区，位于战略要津，资源丰富，战事不断，政局起伏动荡，成为世界的“热点”之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世界反响强烈，该地区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伊斯兰世界，普遍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形成对中东和国际局势巨大的冲击力。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社会现象，东、西方的评论家、新闻媒介和学者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若干特点出发，围绕着这个问题谈几点浅见。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波及“全方位”
　　以原教旨主义为主导的复兴运动在伊斯兰教史上时有出现，多少成为具有周期性的历史现象，但前后又决不是简单重复。
　　每当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或社会生活发生巨大、迅速的变化，而社会成员难以理解或承受时，或统治者的政治腐败、经济发生危机、社会道德日趋衰败，使传统社会失去平衡时，往往一种以“恢复正教”、纯洁信仰、要求“回到《古兰经》去”、严格一神教义净化社会、清除一切外来的或异端的影响、使伊斯兰社会恢复到穆罕默德时代质朴中去的呼唤或号召就会出现。它们有的表现为神学（教义学或教法学）的观点；有的成为某些教派、团体的政治纲领；有的形成一股有较大影响力的思想潮流；有的同政治斗争或武装斗争直接结合发展为强大的社会运动。尽管其表现形式和各自追求的具体目标有所不同，但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动向，要求变革以解决社会矛盾的愿望，都以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原则及维护伊斯兰传统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在伊斯兰教神学领域，中世纪曾出现以伊斯兰教思想家、罕百里教法派权威伊本·泰米叶（1263～1328年）为代表的“赛来菲亚”（先辈派）。他们强调伊斯兰教义不仅是信仰问题，而且是包括了个人、家庭、社会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是一个整体；主张恢复信仰的纯洁性，一切应以《古兰经》及《圣训》为依据，认真履行宗教功课，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用原教旨精神建立国家和社会制度；亟力推崇伊斯兰教早年圣门弟子、先辈们认识和实践伊斯兰的道路及方法。到近代，赛来菲亚主张只有坚持伊斯兰原教旨及先辈们的道路和方法才能走向进步；强调尊重伊斯兰传统、特性及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反对仿效西方，但不反对吸收科学文化新成果。他们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对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有巨大影响。
　　伊斯兰教历史上，伊斯兰复兴运动往往是以马赫迪（救世主）运动形式出现。那些不满统治者奢华无度的生活，又不堪忍受统治阶级沉重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在马赫迪或“先知”领导下，提出恢复伊斯兰教信仰纯洁性的主张，以圣战为号召，揭竿而起，推翻了旧统治者，严惩背教分子，建立新的国家。12世纪初，北非马格里布的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建立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近代，最大的一次复兴运动是发端于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上的瓦哈比派运动，他们接受了伊本·泰米叶思想的影响，并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张，最后导致1932年沙特王朝的建立。以原教旨主义为主导的瓦哈比派运动，对其后的苏丹马赫迪运动、北非的赛努西运动、印度的瓦哈比运动、印尼的帕达里派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历史上伊斯兰复兴运动有的导致新国家（王朝）的建立；有的促使统治者在原社会制度下以某种方式对社会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重振伊斯兰传统，缓和人们的失望情绪，多少起到了社会矛盾缓冲剂的作用。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较之历史上出现过的同类性质的运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同日而语。较明显的有两点区别。其一，具有国际性。当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连凯末尔革命成功后1923年创建的政教分离、世俗主义程度较高的土耳其共和国，近些年来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发展迅速，在军队和高校中皆有活跃分子，民间恢复伊斯兰教法和传统的呼声时起。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近一、二十年来，全世界穆斯林人数明显增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进展尤为迅速，在欧美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每年去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人数剧增，近几年比之60年代中期连翻五、六番，已达200万，伊斯兰世界泛伊斯兰组织不断涌现，活动增多，并介入各领域的“世俗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内容波及“全方位”。它不仅反映在宗教上，且触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政治上，不少伊斯兰国家（如伊朗、巴基斯坦、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等）以国家名义推行伊斯兰化，导致伊斯兰意识形态日益政治化，国家生活日益宗教化。伊朗建立了神权统治，宣布国家“主权归于真主”，对内实行“全盘伊斯兰化”，对外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要伊斯兰”，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卡扎菲在伊斯兰复兴基础上，提出了“世界第三理论”。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以来，在西亚、北非发生了一系列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分不开的、带有强烈伊斯兰色彩的重大政治与社会事件。直至去年10月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一周骚乱，其背景中也有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活动，他们提出了以伊斯兰教法代替国家宪法的要求。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动员、组织群众的重要手段，如跨国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已成为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宗教政治力量。新的宗教性政党不断涌现，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经济上，提倡按照伊斯兰教经、训的原则建立新的伊斯兰经济秩序和“伊斯兰共同市场”，在埃及、巴基斯坦、伊朗、约旦、科威特、巴林、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等国已开设伊斯兰无息银行。1975年在吉达建立的伊斯兰开发银行，现成员国已有30多个。法律上，许多伊斯兰国家中出现了要求确立伊斯兰教法在国家生活中的至高地位，恢复传统宗教法制权威的新势头。伊朗、巴基斯坦、沙特等国按教法惩治刑事犯。齐亚·哈克曾在1988年6月向全国宣布《伊斯兰法令》，规定伊斯兰教法为巴基斯坦最高法律。沙特还为囚犯制定了一条新法令，规定凡能全部背诵《古兰经》者可减刑一半。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伊斯兰传统和精神价值的永恒性，大力推行伊斯兰的宗教教育计划，弘扬伊斯兰文化，要求舆论工具及新闻媒介宣传国家的伊斯兰特征。宗教语言、宗教情感、宗教象征在日常生活里被广泛运用，许多穆斯林包括青年知识分子，又以穿起伊斯兰传统服装为荣，并醉心研究教义。在人口并不多的海湾国家清真寺却成倍地增加。沙特政府打算在今后20年内用140亿美元拓展圣城麦加，使之一半供居民居住，一半供朝觐用。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近一、二十年里兴起，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可以说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伊斯兰国家近代以来长期遭受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大多数国家到本世纪二次大战前后纷纷独立。虽然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差异很大，类型也很多，但在独立后普遍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有较大发展，人民生活状况较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有的国家世俗化的进程相当迅速。到60年代后，都处于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变中，面临着社会的重大转折。可是，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照搬东方或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这样就在一个原本单一、畸形的经济基础上民族工业并不发达、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广泛存在、传统力量异常强大、社会尚未得到根本变革的国度里，造成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政治上专制主义盛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财富及增长的利益为少数特权阶层和部分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所占有，形成新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失去平衡，与民族的经济及传统的文化愈益脱节，导致人民不满，政局动乱，危机四伏，政权频繁更迭。有的国家因民族矛盾、教派冲突、领土争端交织在一起，人民生活无法安定，甚至国家长期陷入战争和分裂状态。有的国家依赖丰富的资源，得到大量石油美元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上层腐败无能，政策失当，急速的现代化的结果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经济，大量小生产者破产，又直接触犯了宗教上层和封建势力的利益，富有者与贫困者悬殊增大，加剧了两极分化，世俗化、现代化与原有的社会传统严重失调，造成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迅速倒台就是一个明显例子。总的说来，50年代后在伊斯兰世界时兴一阵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及伊斯兰现代主义（改良主义），伴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受挫，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失去了已有的色泽和号召力，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失落感，进一步寻找着新的出路。
　　近一、二十年中，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人口增长过快，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于民族工业和农业的一蹶不振，失业人口和流动人口大增，他们涌向城市，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道的现状尤为不满，成为社会中不安定的因素。这些人和为数不少的下层群众文化程度不高，心理承受力有限，在失望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情况下普遍转向宗教，强烈要求尊重传统，反对外来影响，形成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大社会基础。在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其中不少人原是农民或下层群众的子弟，在国家独立后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才后作为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充实到社会上各种重要行业中去，有的还参与了政治领导，他们同独立前或建国初那批城里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及“白领”阶层不同，与传统的宗教关系更为密切，其中一些不满现状的人积极参与或支持伊斯兰复兴运动。
　　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变，大多是由当政的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不是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自发过程。因此，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经常不能协调一致，特别是人的现代化程度很低，人们基本上保持着受宗教支配的传统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文化观念及价值标准，一时很难用新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对待当代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在当代多元社会结构及经济结构的国家中，不同群体的要求和利益具有多样化，而习惯于政治上专制主义的统治者是不善于对此进行协调的，加上为了自身统治的利益，许诺常多于现实的可能，这势必也会增加政治上的风险和社会的不稳定性。
　　从外部的国际环境看，历史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留下的深重创伤在穆斯林的心灵上尚未消失，眼前两个超级大国与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及在中东的激烈争夺，又造成对伊斯兰国家独立、安全的严重威胁。不断受到欺负和压迫的民族，重振民族精神的社会心理格外强烈。广大的穆斯林对昔日伊斯兰教的光荣历史及民族传统有着无限的自豪感，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胜利，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阿富汗穆斯林长期武装抗击苏军侵略的业绩都给予穆斯林以巨大的鼓舞，推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
　　客观上还有两个因素也推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勃起。一是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特别是西方的腐朽文化对伊斯兰国家的渗透，给伊斯兰传统生活方式、文化及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遭到广大穆斯林，尤其是下层人民群众的痛恨。文化冲击最终会导致社会和政治问题，这种冲击波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冲击波，人们怀着一种逆反心理，激励着去维护伊斯兰固有的精神价值，排斥与抵制外来文化，进一步转向对宗教的热诚，以此反击西方生活方式和腐朽文化的侵蚀。二是有些伊斯兰国家握有大量的石油美元，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霸主地位，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高举伊斯兰旗帜，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和活动提供雄厚的物质条件，正如国外评论家所说，某些伊斯兰国家是“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支票簿”，无疑对伊斯兰复兴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述内部的、外部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并存的条件下，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就应运而生。由于伊斯兰教不仅是广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而且在伊斯兰社会中是一种社会制度、法律原则、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象征、感情仍是广大穆斯林表达意愿、寄托希望，组织力量的最好方式与纽带。所以，在当今现实社会中，那些对物质上的解放深感失望与苦闷，胸中积郁着愤懑与不平，正在寻求出路的人们，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与慰藉，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伊斯兰教及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仍不失其强大的吸引力。对于统治者和某些政治势力而言，伊斯兰教可以成为调节社会的阀门，控制群众情绪的重要杠杆。在一定程度上，伊斯兰教也为伊斯兰国家中某些在野力量或人民群众推翻腐败统治者及其政权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依据和组织手段。由此可见，伊斯兰社会中的各种人，尽管出自各不相同的目的与需要，仍要依靠伊斯兰教或打出这面旗帜，提出复兴伊斯兰教的口号就不足为奇了。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受国家利益、政治、经济诸因素所制约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很不一致，没有统一的中心或统一的模式。有的属于逊尼派，有的属于什叶派；有的由国家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有的则是民间组织自下而上的活动；有的是合法的公开进行，有的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从事秘密活动；有的利用政权的强制手段，有的则采用过激的暴力手段。即使在当今伊斯兰世界中伊朗、利比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国，伊斯兰复兴运动都有不同的表现；有时在同一个国家中也会出现互不联系的各种势力和组织。总之，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情况，多彩纷呈，错综复杂。然而，它们在高举伊斯兰的旗帜，使用宗教的语言，用原教旨主义的号召去唤起穆斯林重新确认伊斯兰精神和传统价值永恒性的做法是一致的。时代在前进，历史不能倒流，在20世纪的今天，如果原教旨主义真的是号召人们从今天的社会生活完全倒退到中世纪或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时代去，那是违背常识的，也是办不到的，就是连最虔诚的教徒恐怕也难以接受。很显然，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提出的原教旨主义决不意味着要人们真正回到中世纪去，也不意味着单纯追求宗教的目的，恰恰在宗教神秘而神圣的光圈后面倾注着对现实社会和世俗生活更大的关切、热情和期望，最终是要透过宗教寻找适应社会发展潮流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背后，各种势力都在谋求着自身阶级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利益，利用宗教的程度、内容及方式都以此为转移。　
　　不能否认，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力量、文化现象及传统的要素，对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它毕竟不是社会的决定因素，它受到人民群众现世的物质利益，民族、国家及社会的利益，政治的及经济的各种因素所制约。“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伊斯兰教的产生，就是在阿拉伯社会大转折时期穆罕默德把变革社会的斗争同宗教革命相结合的成果，它正是社会经济变动和政治统一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伊斯兰教的传播首先依靠的是政治支持；其深入过程主要还不是靠宗教说教，而是依仗在政治上的优势，为政治、经济利益所推动。当今伊斯兰世界的许多问题都离不开伊斯兰教，且占有突出地位，但它并不真正起决定作用。以两伊战争为例，这是宗教、民族、领土、领导人之间的恩怨等诸多矛盾长期积累激化而爆发，其中什叶派“伊斯兰革命”输出与反输出的斗争固然很尖锐，但比起争夺海湾霸权的政治斗争则居次要地位。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一方以“完成真主使命”的号召激励人们的宗教献身精神，另一方则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与之抗衡，坚持了长期均势，双方都无法操取胜券。两伊最终是在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制约下，特别是双方人民厌战情绪高涨，经济难以为继，军事消耗过大的情况下接受停战的。这些也都说明了宗教的因素及其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尽管在战争期间一些领导人用宗教的语言说过一些绝对的话，但在现实面前，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巩固自身的统治，不得不采取务实态度，宗教需要只能服从与让位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利益。
　　伊朗自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建立了神权国家，近十年来在伊斯兰旗帜下积极推行其内外政策，并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以巨大影响。但是人们看到，伊朗的内外政策在这些年里也在不断进行调整。甚至有的与伊斯兰教自身关系较大，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受禁止或限制的事物，现在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有所改变。去年霍梅尼曾颁布命令允许买卖音乐器材，允许打扑克、下棋，批准电视台放映外国影片及足球、摔跤等体育比赛节目，此前影视中妇女不包头的镜头及男子赤腿进行体育比赛都是遭抵制的。大众化的绘画和雕刻艺术正在复苏，电影事业有发展，已年产50部左右片子，妇女用的美容器、化妆品能在商店中出售。最近，伊朗在政治上又采取了某些宽松政策，如霍梅尼在一封公开信中提倡言论自由，鼓励学术性争论（但不得走极端或诽谤对方）。去年年底，伊朗宣布在忠于宪法和不从事分裂国家活动的前提下允许成立政党。在对外关系上，积极进行调整，政策更加灵活，两伊停火后积极改善同海湾国家及东、西方国家的关系，维护其战略利益，并为战后重建创造有利条件。提倡原教旨主义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并不反对现代的科学技术及现代化科技成果。中东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在宗教上虽持较保守的态度，但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并不低。海湾国家随60年代石油收入的大增，国民生活都有较大的改善。沙特王族的王子们多为欧美留学生，一个王子还乘美国航天飞机邀游太空。当然这就会遇到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宗教如何适应其日益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一个坚定、虔诚的穆斯林，其最大的表征就是恪守教法，这比笃信神学本身还重要，因此，协调伊斯兰教法和社会进步就成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如电影、电视问题因在经、训及教法中皆无明文规定，势必要引起争议，为此当年主张开禁的沙特费萨尔国王曾召开御前会议，用对比的办法，使一批守旧的宗教与政界人士受到现实教育，让宗教界上层人士在教法上做出“合理的解释”，使影视等现代事物不再与教法相悖。伊朗也十分重视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召唤、呼吁在国外的伊朗科学家回国工作，而不再追究他们对伊斯兰革命的态度。
　　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是不可违抗的客观规律，宗教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只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做出自己的调整与变革，或给以新的说明，除此别无它途。主张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正本清源，排斥异端，强调宗教精神和传统价值的号召，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做法。说到底，这在当今社会或许是多种途径改革失败后，一种穿老鞋走新路，摸索使国家摆脱困境得以发展的尝试。
　　伊斯兰社会传统与现代化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维护和宣扬伊斯兰精神与伊斯兰传统价值的永恒性。这里有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在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信仰及其价值观是社会传统的堡垒，在社会生活逐渐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它同现代化的关系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般说来，现代化总是具有反传统性的。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必然会遇到各种挑战和正面的碰撞。但是有些说法，诸如把传统说成是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东西，把现代化说成是西方的，前者一切皆坏，后者一切皆好；有人把传统与现代化看成是不相容的两个实体，只能是一方战胜另一方，无法兼容共存；还有的把传统与现代化看成是机械的消长关系，传统多一分，现代化就少一分，反之现代化多一分，传统必然就要少一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偏颇不妥的。一味强调传统价值的永恒性，寸步不离，或抛弃一切传统，搞“拿来主义”的现代化，都是行不通的。
　　伊斯兰社会传统中因宗教与封建主义影响深远，不乏有许多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东西，伊斯兰社会走现代化道路会有一段相当艰辛而长期的历程，其中会有曲折，会遇到许多阻力和困难。但是不能笼统地说伊斯兰社会是保守的，“复古”是其传统。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伊斯兰社会从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各方面发展很快。阿拉伯人伴随着军事征服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来到了具有古老文明的广阔的被征服地区，作为统治者，他们没有采取毁灭文明的作法，而是相反。政治上，他们吸收、采用了拜占廷和波斯的一些政治制度，不断扩大统治基础；经济上，不断调整政策，注意发展生产，活跃贸易与商业活动，兴建交通运输业；文化上，融合吸收多民族的文化并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伊斯兰文明，在中世纪为东西文化的交流，推动西欧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宗教上，对其他宗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只对政治上及军事上的颠覆力量实行严厉镇压。当然，这不是说这个时期不存在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斗争。但从总的方面说，从宏观上看，是进取多于保守，发展多于停滞。只是后来，随着伊斯兰法学和神学的日臻完善和程式化，伊斯兰社会逐渐走向封闭和僵化。10世纪后，教法愈益繁琐，“独立判断的大门关闭了”，思想活力枯竭，灵活性与适应性少了，仿效、刻板的做法渐占上风。伊斯兰神学方面，集大成之“伊斯兰教权威”安萨里（1058～1111年）将苏非神秘主义引入正统信仰，并完成了伊斯兰神学的最后定式，从此逊尼派神学家的任务只是对这种神学体系进行注释及说明而已。这两者成了两条精神枷锁，禁锢了人们的自由思想，起到了稳定与统一伊斯兰社会宗教价值至上地位的作用，为伊斯兰传统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近代，由于伊斯兰社会的自身种种原因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封闭的传统未被打破，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抗拒外来各种冲击的伊斯兰社会的凝固剂。无论在中世纪或近代，以原教旨主义为号召，为了托古改制的教派运动或人民起义时有发生，大多是“虚假的复古和返朴”，是一种表面上的倒退，同所谓的复古传统不能混为一谈。
　　伊斯兰教产生于非农业社会，其教义思想和社会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利益和愿望。例如，伊斯兰教主张公义；重视“二世生活”，准允教徒获得两世幸福，不把理欲对立起来；讲“义务”、“报酬”、“信托”、“公道”，义利结合；不追求玄奥的思辨，强调实践和务实；提倡“谨守中道”、“反对过分”的做事原则，等等，这已成为传统道德与价值观的一部分，同当代的商品经济、工业文明不是不可协调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些连接点，加以扬弃与改造。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有两部分主要内容。一部分是论述人与真主的关系；另一部分是论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而后者有的却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政治斗争、宗教斗争及社会生活的需要择机而变；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早在穆罕默德时代，这种生动事例就不少，《古兰经》中也有反映。因此，不能说伊斯兰传统同现代化完全格格不入，也不能说伊斯兰传统总是一成不变的。
　　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较复杂的问题，其前景与途径，我们还难以预卜。在走向方面，我的浅见是:
　　第一，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受国际大气候（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的发展趋势）所制约，离不开总的国际环境。当前世界总趋势是由对抗转向对话，缓和代替紧张，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世界上的“热点”将普遍降温，两伊已停火，这对中东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地区的政治斗争及阿以矛盾可能再度突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进一步高涨。两伊的重建工作将会带来国际石油市场及中东、海湾国家经济振兴。另一方面，中东各国将会把重点转移到国内的发展上去，伊斯兰复兴运动可能在局部地区和国家中有重新抬头及活跃的趋势，围绕着伊斯兰传统与国家发展、现代化等问题会有激烈的争论。
　　第二，发展与走现代化道路是历史必由之路，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所在，伊斯兰国家也不例外。现代化与发展离不开民族化，离不开民族传统。各国都要走自己的路，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现代化与传统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统一、相容的一面，可以互为补充。对传统文化加以扬弃、改造的同时，可以汲收与借鉴外来文化，两者并不对立。现代化是全方位的，其中不是一切皆好，要立足于本国国情之上加以取舍、选择。某些伊斯兰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国民收入增加，特别是海湾国家，平均国民收入已步入世界各国之前列，为世人瞩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已成为现代化国家。国家现代化要求社会成员的素质，即包括思想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等方面全面提高，现代化还必须实行政治民主化以及选择为一条适合国情的正确建设道路，并有切实可行的科学的政策措施。这就需要现代化与传统有机的结合，首先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吸收、维护传统，而不是对传统盲目地迷信或排斥。
　　第三，发展中国家，包括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要走漫长的道路，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变革的进程，意识形态的转变，社会文教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都是相当艰巨的。能否使国家发展并走向现代化，就要看这个国家的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能否找到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道路，能否把传统与现代化加以协调，当政者能否有弹性地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提高对多元社会整体的能力，把握住历史的时机，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与战术上作出正确的选择。

（文章转自西亚非洲（双月刊）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