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溯恐怖主义的根源，更不是为“9·11”事件讨个说法，而是为了从宏观的视野来探讨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世界之间漫长而复杂多变的关系史。

一

  在普通西方人的观念中，“东方”至今仍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近代西方人关于东方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向东方人布道传教过程中留下的文字记录，片面、武断、浅薄、偏见都在所难免。直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所说的东方主要是指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再往前推溯到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人所说的东方主要是指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既不包括中国，也不包括印度。而且，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它更多地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所指称的是一种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伊斯兰文明。甚至到了20世纪，不仅像汤因比这样的西方历史学家仍用“伊斯兰文明带”来界定位于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世界，而且许多西方的哲学家也把伊斯兰哲学等同于阿拉伯哲学。他们所说的阿拉伯哲学家也包括阿拉伯地理范围以外的伊斯兰宗教哲学家，如伊朗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等人。这一含混不清的现象提示我们，在从中世纪直到近现代的东西方关系史上，欧洲人实际上是把阿拉伯、伊斯兰看作某种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一支政治力量、军事力量来对待的。比较明确地将阿拉伯和伊斯兰予以区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种新认识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一是战后英、法作为战胜国，根据巴黎和约重新划定了各自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乃是仍在欧洲殖民当局控制下的各自分离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但它们仍以伊斯兰教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遗产。二是1924年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不仅为以凯末尔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环境，也为有别于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一国一族”的民族主义树立了一块样板。尽管如此，即使在明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朗民族主义兴起以后，中东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仍然与伊斯兰教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宗教、民族、文化三大隐形因素都成为影响东西方关系史的变数，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还要展开讨论。

  从中世纪历史上看，影响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十字军东征。这场被西方史学家们描述为“十字对新月”的战争总共有8次战役，时断时续地持续了近200年的时间，双方都自认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中世纪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很难用现代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理论加以评判，因为在封建帝国时代，强大的民族统治弱小的民族、强国侵犯和吞并弱国的事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十字军东征又有其特殊性，它是从黑暗中崛起的欧洲，为遏制强大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势头，以宗教名义发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在11世纪，是因为11世纪是伊斯兰教的东方与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位西方史学家在描述当时欧洲人的历史心态时写道：“直到10世纪，西方还是一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地方，它朝不保夕地保卫着自己免遭蛮族从海上和陆上发动的袭击。而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却享受着内部的和平与安宁，除了国内战事而外别无烦恼。因此，他们才能建立起辉煌的、令人难忘的城市文化。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和商业已在西方复兴，城镇和市场到处涌现，人口也在增长，艺术和科学以一种罗马帝国以来不曾听说过的规模发展壮大。”［1］后起的欧洲急于收复失地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因为阿巴斯哈里发帝国（750-1258）的兴起以及塞尔柱突厥苏丹国在小亚细亚建立政权已经直接威胁到拜占廷帝国的生存，但拜占廷的失地由欧洲来收复，显得师出无名。正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发动十字军东征，以“拯救灵魂”为使命的基督教首次成为对异教徒举行“圣战”的工具。因此，11世纪末当拜占廷的军队遭到阿巴斯的军队重创时，拜占廷皇帝亚历克修斯一世立即决定向基督教的西方发出求救呼唤。他把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说成是异教徒对基督教信仰的威胁，呼吁欧洲基督教王国和罗马教庭组建一支十字联军，打通从小亚细亚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圣地的“朝圣通道”，进而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而此时的耶路撒冷，自638年被阿拉伯军队征服以后已有400余年的时间。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教堂、圣地、圣物成为他们自由光顾的宗教活动场所。外地香客的朝圣活动也从未中断，但当时耶路撒冷圣地的重要性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11世纪到此朝圣的基督徒总共只有117人。［2］此外，长期以“异端邪说”的名义遭到打压的古老的犹太教也在伊斯兰“宗教绝无强迫”思想的指导下得到某种保护。阿拉伯统治者容许被基督教扫地出门的犹太人返回故土，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教信徒返回耶路撒冷后，获准享有宗教自治的权利，可以在圣殿山的所罗门和大卫之城的遗址举行祷告。阿拉伯穆斯林本着宗教宽容精神，把犹太教徒、基督徒等信奉“启示宗教”的信徒统称为“有经人”，其地位当然要低于信仰“真主”的穆斯林，但仍与他们和平相处，甚至可以娶“有经人”的女子为妻。为纪念穆斯林军事征服的胜利，阿拉伯人在圣殿山上兴建了两座清真寺，即保存至今的阿格萨清真寺和以二世哈里发命名的欧麦尔清真寺。从阿拉伯穆斯林攻占耶路撒冷到1096年欧洲基督徒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从未听说过在多种宗教信徒聚居的耶路撒冷发生过一次宗教冲突，更未有什么“文明的冲突”，留下的只是各教居民友好交往的佳话。十字军东征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东西方关系的格局。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和平共处，“现在毁于一连串的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圣战，并留下了一份不信任与误解的恒久的遗产。”［3］

　 简而言之，欧洲之所以要发动一场反对伊斯兰教的圣战，主要有三条原因。一是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成为中世纪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场以宗教为旗帜、以统一阿拉伯半岛为最初使命的社会变革运动，后来开创了一种以信仰真主及其使者为核心的伊斯兰文明，并在急剧的对外扩张中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陆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它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对周边国家、特别是对当时在精神上仍被视为欧洲一部分的拜占廷帝国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因而维护帝国霸权就必须对这支异军突起的力量采取行动。二是在东、西教会已然大分裂的欧洲，罗马教皇已不再是精神统一的象征，但当时的欧洲仍然处于教皇时代，教皇正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争夺欧洲至上权。故此，教皇如能在十字军东征事业上大有作为，无疑会增加教皇的权力和威望，甚至可以重温教会帝国的美梦。因此，教皇格利戈里七世在世时，就对拜占廷皇帝的求救作出应许。格利戈里去世后，教皇乌尔班二世立即把前任教皇的承诺化为行动。1095年于克莱芒宗教会议上，就发动十字军东征问题作出决定。三是宗教狂热背后的经济因素。罗马教皇只是欧洲名义上的精神领袖，而要发动一场战争还需要军事、物质上的准备。当时欧洲的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都是海上强国，与东方的贸易已有很长的历史。阿拉伯文明的声誉，东方的富足和辉煌，令他们眼花缭乱、羡慕不已，而圣战可以为他们打开一条与东方贸易的捷径，因为通过小亚细亚的陆路商道已无安全可言。三大海上强国的支持，成为十字军东征最重要的非宗教因素。

  从历史的眼光看，十字军东征的负面效应主要是在文化传统和精神心理两个方面。这种负面效应的特殊性在于十字军东征在东西方的战争历史文献中都被描述、界定为神圣的“宗教战争”，而以西方为甚。在文明人类的战争史上有一个可称之为金律的东西，就是要把不文明的野蛮战争涂上一层神圣的油彩，称之为“正义的事业”。为此，就必须把战争神圣化，把敌人妖魔化，而以宗教为战争的工具更容易引起可怕的、难以消除的后果。因为宗教被视为真、善、美价值的源泉和最高精神象征，宗教离人的心灵最近，煽动宗教狂热可以使天性善良的人类丧失理性，作出许多有悖于宗教主旨的恶事来。宗教价值的超越性更容易使人走向极端，因为上帝是不谬的“超然存在”，以上帝的名义对“恶人”开战成为宗教虔诚的体现，它天然就是正义和合理的。一位西方学者在评述十字军东征时指出，历史上的那场战争利用了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两个定制……朝圣和圣战。朝圣是基督徒表达宗教虔诚的重要形式，虔心朝圣者可以涤除心灵和肉体的各种罪恶，使灵魂得到拯救。而圣战可以成为名利双收的事业，圣战者没有失败的风险，因为获胜意味着现世的荣誉和战利品，并取得免罪入天堂的特许，而战死会被尊为殉道者，同样可取得廉价过天堂的门票。［4］另一位西方学者在描述欧洲教会所进行的反伊斯兰教宣传时写道：“当集合起军队、筹足了军费、十字军抵达西亚边境之时，要煽动反穆斯林的仇恨，没有什么可称之为粗野和虚伪。数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历史最耻辱、最富于灾难性的篇章。”［5］这位学者在批评西方社会对于伊斯兰教的种种歪曲和误解时继续写道：“只要浏览一下从意大利到英国的早期土著文学，人们就不难发现关于伊斯兰教信仰，特别是关于穆斯林风俗习惯大量不准确的描述。穆斯林仍有理由反驳我们的一系列的论述，这些论述在我们的日常新闻和月刊中，在我们的周刊乃至布教演讲中，在我们的故事、小说甚至教学课本中随处可见。这就是十字军宣传为西方人留下的遗产。”［6］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何看待十字军东征问题，不论对于阿拉伯、伊斯兰还是对于西方，实际上都是一个关涉到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西方的基督徒与东方的穆斯林有着绝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每一方都把自己对信仰的献身精神，把父辈们反对异教徒的英勇行为和史诗般的历史故事珍藏在自己的记忆之中。所以，每当东西方关系中出现一点风吹草动，这种共同的历史遗产造成的原型思维逻辑和脆弱的文化心态就会发生作用，导致不理智的行动。

 
二

  在人类近代史上，殖民统治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世界现象”。按照伊斯兰自身的说法，19世纪是伊斯兰教的“黑暗时期”。黑暗，是指政治衰落，即当时伊斯兰三大帝国（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在内忧外患的困扰下都在走向解体。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广为流行的西亚、北非、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丧失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这种“救亡图存”的形势下，所有抵制欧洲列强扩张的思潮和运动无一不笼而统之地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而当时最为流行的一个口号则是“伊斯兰处于危险之中”，如同我国国歌中所喊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样。这里所讲的“危险之中”当然也就是在外强入侵面前的危机感，但它在性质和烈度上不同于当年十字军入侵所引起的回应。那时是如日中天的强者突然遭遇弱者的挑战，在反击时充满着自信和实力。如今则是病弱不堪的老者要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格斗，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许多穆斯林愈益明确地意识到，西方优越的军事技术及其观念和制度，与他们所珍惜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传统有质的差别，似乎不属于同一层次。但他们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既然真主总是站在那些对他敬畏且行善的人一边，正义和善良的穆斯林为什么不能战胜邪恶、野蛮的欧洲异教徒？真主指引的宗教与真主主宰的历史进程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使世界穆斯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由此，伊斯兰教与近代西方关系史便增加了一个新因素：穆斯林不仅希望战胜西方，也开始严肃地反省自身，包括通过学习西方的长处以增进自身的力量。

  概而言之，伊斯兰教大体上以四种方式来回应西方的挑战，每一种都对与西方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一种方式是拒绝和规避，可以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许多虔诚的穆斯林仍把西方列强视为不可理喻的异教徒，号召用“圣战”来打败他们。［7］后来发现无法用武力战而胜之，才转向拒绝和规避的方式。如同“圣战”一样，拒绝和规避也是伊斯兰教所固有的传统方式。拒绝，是指否认西方观念和制度的先进性，拒绝与欧洲人合作。规避，是指不与强敌正面交锋，像当年先知穆罕默德那样率领信徒转移到一块远离殖民统治的安全之地。第二种方式是世俗主义与西方化，可以称为实用主义态度。奥斯曼帝国、埃及和伊朗的穆斯林封建君主都曾采取这种学习西方以自强的方式，但都未能真正实现富国强兵之梦。所谓世俗主义与西方化，是指在学习西方在军事、行政、教育、经济、司法等领域的改革经验的同时，限制大一统的伊斯兰教，使之成为个人生活领域中的私事，而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无涉。但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体制改革，旨在加强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丝毫不意味着“还政于民”，或与人民分享权力，因而也不可能指望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政治改革的底线是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它的最终失败也完全在预料之中。

  回应西方挑战的第三种方式称之为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改良主义始自19世纪下半叶，终止于一战结束以后，是由世界各地一批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穆斯林知识精英发起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这些穆斯林知识精英在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上互有一些差异，但他们都有某种共同的矛盾文化心态：既仰慕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又对异域异质的西方文化抱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与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不同，19世纪的现代改良主义运动不再是一个“向后看”和回归传统的运动，而是一个朝向西方文明的运动。现代主义者们崇尚科学、呼唤理性、提倡教育、重视改革，以较为冷静和客观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以严肃认真的精神来审视伊斯兰文化传统。他们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在于，试图寻找到一个东西方文化沟通的契合点，以便引进源自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增强伊斯兰自身的力量。阿富汗尼明确指出，伊斯兰世界的衰落是西方殖民主义、东方君主专制制度和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宗教权力机构造成的。他认为伊斯兰应当成为进步和改革的宗教，理性和科学的宗教，一种富于工作伦理的宗教。为此，伊斯兰教的东方需要一个马丁·路德式的人物，而阿富汗尼也被一些西方人看作是东方的马丁·路德。阿富汗尼对东西方都采取辨证分析的态度，他认为，“西方既是问题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可以认为，现代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为东方的穆斯林国家引进、吸纳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宪政制度和代议制政府）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伊斯兰的理论依据。

  回应西方挑战的第四种方式是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它的兴起对东西方关系史的影响超过所有其他回应方式。中东三种形态的民族主义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兴起的，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情况更为复杂，这里不可能逐一展开讨论。下面我们将集中讨论与本文主题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

  民族主义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有两大关注点：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取得国家政权后对西方的政策。阿拉伯民族主义按其地理分布有两种基本形态。一个是东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包括更加重视领袖人物作用的纳赛尔主义和以叙利亚、伊拉克为中心的复兴社会党民族主义。另一个是西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包括突尼斯民族主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它们与伊斯兰现代改良主义关系更为密切。二者之中以东阿拉伯民族主义、特别是纳赛尔主义影响更为广泛。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只有共同语言和宗教信仰而没有统一的祖国版图的民族主义。这种反常现象，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是由主宰中东事务的欧洲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因此，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一直是与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政治目标密不可分的。欧洲对阿拉伯人的历史债务就在于它在奥斯曼帝国解体时没有允许整个阿拉伯世界独立，以便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而是将它人为地分割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但这只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一种愿望或说法，实际上即使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它的亚、非阿拉伯领地之间也是互相独立的。总之，在1920年为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而签署《塞弗尔条约》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除希贾兹（今沙特阿拉伯的一部分）地区而外，都是英、法的势力范围，没有一个实体是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历史旧帐随着二战后英、法退出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算是还清了。但作为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形式与内容不符起到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它与伊斯兰教的亲缘关系，这一特点既与阿拉伯、伊斯兰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这一宗教、民族群体近代的历史遭遇有某种因果关系。20世纪2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形成之时，它在政治思想上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愿望要求用新的理论思想界定阿拉伯人的民族性。由于西方文明：万恶之源？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民族认同上从泛奥斯曼主义转向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以民族的语言、血缘关系等非宗教的联系作为民族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凯米尔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世俗民族主义的倾向，它对初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因而，初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几乎未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它的首次闪现是在东阿拉伯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表现为复兴阿拉伯基督教文学运动，强调植根于阿拉伯民族语言、文学和历史传统基础上的非宗教的民族认同感。这使人看到了民族主义与欧洲文化的某种联系，尽管欧洲人曾被阿拉伯人看作是好斗的异教徒。但一战结束后的政治现实像一墙高墙阻挡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沿着欧洲世俗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们所讲的第二个因素。英、法把一战后的阿拉伯世界分割为一块块互相分离的殖民地，人为地阻断了阿拉伯人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上的历史联系，因而阿拉伯民族主义必然要朝着恢复和强化历史联系的方向发展，从而与西方之间拉开距离。由此引起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冲突作为欧洲殖民主义遗产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阿拉伯民族主义朝着非世俗化、非西方化的方向发展，决定性的力量是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伊斯兰文化对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感情和民族生活方式的全面影响，这些影响早已存在于阿拉伯先民的历史传统中，是无法抹掉的。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宗教的历史也即民族的历史，“宗教兴则民族兴”。一位伊拉克学者在论述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时，明确地将民族统一的源头归之于伊斯兰教和真主启示的《古兰经》。他认为正是超越部落传统的伊斯兰教，赋予古阿拉伯人以民族和民族复兴的意识，使之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包括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历史意义和一种荣辱与共的、共同的民族感情。［8］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法武装斗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民族主义思想：“伊斯兰信仰是我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的母语，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9］区别在于，二战后阿拉伯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取得国家政权后，都不得不接受分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而把阿拉伯统一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保存下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命运取决于阿拉伯国家彼此间的关系，以及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激进的阿拉伯国家都曾积极促进联合而无实际结果，但在需要联合对抗以色列和西方时，阿拉伯或伊斯兰统一的呼声又会高涨起来。

三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变迁，中东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转变。但中东对于西方战略利益的重要性有增无减，这是无需进一步解释的常识。由于石油能源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战后东西方的冷战格局下，可以说谁控制了中东，谁就取得了战略优势。不同的是，战后中东政治舞台的主角发生了转换，二战中崛起的美国取代英、法成为中东的新霸主，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加入中东的争夺战。在这种形势下，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他们对两强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冷战时期的国家利益是通过互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加以维护，阿拉伯、伊斯兰也明显地分裂为两个集团。亲美的伊斯兰集团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以保守的海湾君主制、酋长制国家为主体，而亲苏的民族集团以埃及为首，以施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主体。显然，不论伊斯兰还是阿拉伯，都被赋予冷战时期所固有的政治含义。这个含义，对保守的伊斯兰国家，就是通过与美国结盟来维护国家利益，而对激进的民族主义国家，就是通过靠拢苏联来保障国家安全。为此，纳赛尔控制了阿拉伯联盟的领导权，而沙特国王则刻意成立了伊斯兰世界联盟，与埃及争雄抗衡。然而，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的爆发，不仅缓和了民族集团与宗教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改变了阿拉伯、伊斯兰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关系格局。这是战后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第一次严重危机。

  关于第三次阿以战争，我国学界已有许多著述，这里只讨论两个以往未引起充分注意的问题。其一，是埃及的“易帜”问题。“六五”战争前，阿拉伯世界的一代天骄纳赛尔是公认的阿拉伯民族英雄和具有崇高威望的政治领导人，连反对他的美国和西方也不否认他是近代以来阿拉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但拥有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阿拉伯国家在同弹丸之地的以色列的战争中遭到惨败，这对纳赛尔个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次致命打击。失地、丧权、辱国，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威信扫地。当时埃及《祖国》杂志曾发表一篇《战败是转折点》的署名文章，宣称战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领导人“离经叛道”、不按真主的意志办事，纳赛尔为推卸责任也附和这种以信仰论胜败的说法，承认是无形的“真主之手”使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战败。这表明埃及社会因战败而出现了一场深重的“信仰危机”。纳赛尔总统病逝后，继任总统萨达特施行亲美远苏的对外政策，以明白无误的事实为“转折点”的说法作了注解。所谓“转折”，实际上也就是“易帜”，即用亲美的实用主义来代替纳赛尔主义。“转折”的另一种注释当时也许未引起世界的注意，即“复出”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企图以它的老字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取代愈益不得人心的纳赛尔主义，以填补精神领域的空缺。阿拉伯世界只有民族与宗教两面旗帜，民族主义的旗帜降下来，宗教的旗帜就要升上去。因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兴起很快就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国际现象，它不仅是埃及和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宗教反对派的旗帜，也是以宗教名义反对美国和西方的一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原教旨主义的异军突起，改变了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性质和格局，西方的政策也随之予以调整。尽管在国家关系层面，美国仍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和革命后的伊朗视为“反美”国家，如今在潜在的反西方势力中又增加了原教旨主义，称为“伊斯兰威胁”。而所谓伊斯兰威胁，尽管也包括取得政权的原教旨主义力量（伊朗、苏丹），但主要是指非政府层面、很容易失控的“大众伊斯兰”的威胁。美国和西方大国在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问题上这一新认识，大体上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形成的，而表现在政策层面则是对外关系上的“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仍借口宗教、民族、人权等问题向世界许多国家施压，以推销美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美国对政治上与其友好合作的阿拉伯“盟国”则小心翼翼地予以“保护”，勿使他们在民主政治、人权观念、价值准则等事情上为难。美国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防止在中东出现“第二个伊朗”。其实，美国和西方的伊斯兰威胁论是一种过头的反应，因为原教旨主义拒绝西方的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和价值体系由来已久，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方式从来都是独立于西方文明的。而且，原教旨主义反对世俗化、西方化以及鼓吹伊斯兰化、“伊斯兰是解决方案”的态度，主要还是针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并非要在全球向西方开战。这表明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已超越国家关系层面，还涉及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尽管伊斯兰教并不属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但它既是一种“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价值体系，就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的反对。

  如果说第三次中东战争对阿拉伯国家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那么其后出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兴起，对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过去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不论在对西方的态度上有多少分歧，都不曾有过阿拉伯人否定伊斯兰或伊斯兰否定阿拉伯人的现象。如今则明显不同：许多阿拉伯领导人也同西方一样把原教旨主义视为一种“威胁”，而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把亲西方的阿拉伯领导人视为“叛逆”，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如萨达特总统就死于同为穆斯林的恐怖分子的枪口之下。此外，伊斯兰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早年一代的伊斯兰现代改良主义者曾经仰慕西方并拜西方为师，而晚辈的原教旨主义者则把西方视为“万恶之源”，把一切痛苦、挫折、失败和绝望都与西方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既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迷失的一个结果，又将继续对这些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带来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第二次重大危机是上一个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这次战争对阿拉伯国家造成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是使阿拉伯联盟无可挽回的分裂了；而对于伊斯兰造成的最突出的影响，则是对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巨大刺激作用。我们将对后一个方面展开讨论。

  海湾战争是冷战终结后世界上爆发的第一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的战争。它也是二战后美国首次在中东大规模用兵。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性质、过程和结果，中外学者已作过系统的论述，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海湾战争结束之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像今天这样巨大，不断寻找“新敌人”的美国也没有把恐怖主义视为必须严肃对待的大敌，美国当时锁定的目标是伊拉克、伊朗等“无赖国家”和核扩散可能对美国造成的潜在威胁。然而，海湾战争结束后，从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突然遭到爆炸袭击起，美国本土和美国在海外的利益连续不断遭到恐怖袭击，直到不久前发生的举世震惊的“9·11”事件。这些暴力恐怖袭击在美国引起两个反应。一是美国开始意识到非政府性的、以宗教为名义的恐怖主义已成为威胁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一大隐患，所以美国务院1994年所列的全球49个恐怖组织中已有16个属于宗教组织。此后，秘密宗教组织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到1998年已占到所列30个恐怖组织中的过半。这些以宗教名义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主要是指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中的极端派。二是美国社会舆论在散布各种“威胁论”的同时，以知名度最高的两位学者为领军人物，在大众传媒上广泛宣扬“伊斯兰威胁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伯纳德·刘易斯的《穆斯林愤怒的根源》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都不只是探讨“文明冲突”的理论著作，也反映了对美国安全的一种危机意识。甚至约翰·埃斯波西托为反驳“文明冲突论”而发表的《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一书，也不否认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西方的威胁，只是反对无限夸大这种威胁和不讲“区别对待”的偏激情绪。这种舆论导向表明，海湾战争后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之间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战争没有消除危机，反而以新的方式加强了互不信任、乃至互相敌视的情绪。但这里所说的阿拉伯、伊斯兰，显然不是指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也不是指所有的穆斯林，因为那场战争已经无可挽回地把国家、人民和宗教部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和集团了。在这一问题上，特别值得关注的不是阿拉伯国家的态度，而是阿拉伯老百姓或阿拉伯穆斯林怎样看待海湾战争、怎样看待领导这次战争的美国。

  连有些美国人也不否认，美国决策者往往“把阿拉伯和穆斯林政府的立场等同于人民的立场”，［10］这样在决策时也就难免出现偏差。以海湾战争为例，尽管美国在组建多国部队时争取到阿拉伯国家中的12国的支持，算是勉强超过了半数，但阿拉伯穆斯林又是怎样看待美国在海湾地区动武、怎样看待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进入美国人的视野，而正是这一问题后来深深地影响到阿拉伯、伊斯兰与美国的关系。倒是更了解阿拉伯民情的埃及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战争政治”，穆巴拉克政府通过国家总穆夫提（伊斯兰法典权威解释者）发布了一项长达57页的“教令”，称为“关于海湾战争的伊斯兰判决”。教令以伊斯兰教和真主的名义全面论述了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原则，严词谴责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宣布在“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一个穆斯林国家完全可以向非穆斯林国家寻求援助。总之，不论美国出兵海湾还是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领土，按照教令的解释，都是正义的和符合伊斯兰教的。另一方面，与这一“官方教令”相抗衡，萨达姆·侯赛因也通过“民间教令”，作出全然相反的解释。民间教令以“不得与异教徒结盟”的经文启示（《古兰经》5：51）为最高依据，指责那些与美国合作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是伊斯兰教的“叛逆”、“十字军国家”的代理人和工具，号召“真主的战士”用“圣战”和革命来推翻他们。［11］海湾战争不是宗教战争，也不是“文明的冲突”，真主启示帮不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忙。不过，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不是是非评判问题，而是说海湾战争后在海湾地区民众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美情绪，其特点是非理性的和狂热的，它把宗教、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都朝着有利于“反美斗争”加以解读，使人把美国同当年的“十字军”划上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