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可萨是西迁到高加索地区的一支突厥化部族，公元7至9世纪，可萨人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建立了强大的可萨汗国，成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同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8世纪中叶，可萨人从萨满教的信奉者转而皈依犹太教。本文着重分析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由此提出这样的论点:犹太人或可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
　　公元10世纪初，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赫（IbnAl-Fakih，902年）这样描述他所认识的世界:“大地状似一只鸟，分为头，两翅，胸，尾等五部分，其头部为中国，……其右翅为印度……其左翅乃黑海的突厥可萨人，……其胸部是麦加，汉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①这里与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可萨（the Khazars），也就是唐代史料中数次提及的突厥可萨部。②8至10世纪，这支突厥化的部族东联花剌子模（Khwarazm），西邻拜占庭帝国，向北征服了斯拉夫部落，向南扩展到高加索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可萨汗国，位于伏尔加河口的首都伊铁尔（Itil，Atil）成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8世纪，有两位拜占庭皇帝娶可萨公主为妻，③依靠可萨汗国的支持，拜占庭的东北边境抵挡住了阿拉伯人的逼人攻势。8世纪中叶，可萨人从萨满教徒转而信奉犹太教，直到965年，汗国一直以犹太王国的名义统治着南俄草原，根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兹达比赫（Ibn Khurdadh，约820～913）的记载，部分犹太商人经由可萨汗国前往中国。
　　本文试图根据所搜集的有限材料，对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略加描绘，并希望从可萨与中国的关系出发，追寻丝绸之路上犹太商人的入华行迹。
　　一、可萨的原始居地，西迁和西胡化
　　可萨人兴起于高加索地区，但是，这里并非他们的原始居地。7世纪前半期东罗马帝国史家席摩克他（T．Simocatta）记载:“可萨人也来自哇（Var）和库尼（Chunni），他们从突厥人那里逃出，在抵达欧洲时与追随阿瓦尔可汗者联合起来了。”①这段史料提醒我们注意，可萨是从突厥的统治地区西迁到拜占庭帝国边境的，它是瓦和库尼人中的一支。这里的库尼人，冯承钧先生认为是唐代史籍中多次提到的浑部。②《新唐书·回纥传》开篇就指出，浑和回纥等同列入铁勒15种之中，居地是“皆散处碛北。”贞观二十年（646年）唐朝还以浑部为皋阑州，隶属燕然督护府。而在《旧唐书·回纥传》中我们又发现这样一段史料，“回纥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军焕……玄宗命郭知连讨逐，退保乌得健山南，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汉之高厥塞也，西城北去碛口三百里，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六曰葛萨……”这个居住于碛口附近的葛萨部，冯承钧先生认为是可萨。③可见，可萨在西迁之前可能居住在碛口附近的突厥故地，8世纪初列入回纥九姓中的可萨可能是留在家乡没有西迁的余部。可萨西迁的时间，具体经过和路线，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不过，这次迁移肯定经过长时间才完成。亚美尼亚史料记载，公元197～217年间，来自北方的Khazir人入侵高加索东端，可见早在4世纪可萨人已出现在高加索地区。④
　　《宗教百科全书》曾这样论述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正好是北方的游牧世界和南方的古老农耕世界的分界线，同时它又是西方的希腊文明和东方的波斯文明的分界线，这里拥有高度成熟的城市文明，几种主要的国际性宗教:犹太教，摩尼教，祆教，基督教都在此地得到深入的传播。”⑤在这样的新环境中，原本是突厥化部族的可萨人出现了种种“西胡化”的特征。他们本来是“马背上的民族”，以驯养骆驼和良马著称。在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后，开始转向定居生活，种植了水稻，以米和鱼为主食。由于可萨的居地是中国至拜占庭的丝绸之路，北方斯拉夫部落通往南方阿拉伯世界的奴隶和毛皮之路的交汇点，因此可萨人从游牧部落转变为以商立国的汗国。根据史料记载，这里的著名商品包括来自斯拉夫地区的皮货、鱼胶、波斯的手工艺品碟子、剑、铝等等。
　　“西胡化”的过程更反映在可萨人宗教信仰的转变。他们原是萨满教徒，亚美尼亚史料《诃仑的摩西》曾这样记叙他们的信仰，“对那部落来说，他们狂热地像魔鬼一样错误地崇拜树木，这与北方人的头脑迟钝有关，他们沉溺于这种虚构出来的欺骗性宗教。如果闪电或天空中的火花撞击某人或某一物体，他们就认为他或它是对神的某种贡物。他们也贡献于火，水，某些路神，月亮及所有在他们眼中是令人惊奇的事物。”⑥然而，740年，就在可萨汗国的国势如日中天，向西扩张到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向南在高加索与阿拉伯人形成对峙局面之时，可萨的布兰可汗正式信奉了犹太教。
　　二、可萨汗国和犹太教
　　可萨人信奉犹太教的史实散见于基督教作家，阿拉伯地理学家和犹太作家的著作中。其中最早的一份文献是阿基坦的朱斯马（Druthmar of Aquitaine）对马太福音的注释，写作时间约为843～864年之间。文献提到，“据我们所知，普天之下的各个民族里，都有基督徒生活于其中。即使在Gog和Magog人，即自称为Gazari的匈奴人中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大帝曾经称许这些人是最勇敢的部族。这一部族已经行了割礼，遵从犹太教的一切信条。但是，源于这个部族的7支部落之一的不里阿尔人（Bulgars）现在已经接受了洗礼。”①此后，阿拉伯地理学家如Ibn al-Faqih，Ibn Rusta等都提到可萨人成为犹太教徒。但最重要的史料包括以下三份:
　　1．Vita Constantini由可萨可汗发给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信，写于880年左右，记叙了发生于可萨汗廷的一场神学争论。②举行这次论争的原因是“犹太人想说服我们接受他们的信仰和习惯，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以和平和众多的礼物引诱我们成为伊斯兰教的信徒。因此，可汗写信给拜占庭皇帝，出于我们以往的友情，希望皇帝派遣一名博学之人来汗廷解释基督教教义，倘若这位拜占庭使者能够击败犹太人和萨拉森人，我们将皈依您的信仰。”最后，经过一番争论，犹太拉比获胜，可萨及其部族从此成为犹太教徒。
　　2．剑桥文献（Cambridge Document）约作于949年，是住在可萨汗国的一位佚名犹太人写给西班牙的犹太名臣沙普鲁特的信。③在信中，犹太人被说成在某个年代经过亚美尼亚到达可萨居住区，他们和当地的可萨人融合，但基本上保持着祖先的信仰，后来，有位身居高位的犹太军事领袖在虔诚的妻子和岳父的支持下，开始力图恢复传统的信仰。这一做法激怒了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为此，这位军事领袖召集三方人士进行宗教辩论以解决纷争。后来，可萨人求教于保存在山洞中的犹太经典，信仰犹太教的可萨人全部回到以色列，此后，犹太人开始从伊朗，伊拉克和拜占庭移居到可萨汗国。
　　3．可萨国王约瑟（Joseph）给沙普鲁特的回信④信中这样写道，当时，可萨的布兰可汗是一位智慧和敬畏上帝的人，他赶走巫师和偶像崇拜者。后来，上帝使他做了两个梦，使他明白上帝的启示，于是他召集王子，奴隶和全体部落成员，皈依了犹太教。按照第二个梦的指引，他为耶和华建立了神庙，并在阿塞拜疆发动战争，以获得建庙所需的费用。拜占庭皇帝和穆斯林哈里发听到此事，分别送给他许多礼物，企图改变它的信仰，于是，举行了一场宗教辩论，犹太学者获得胜利。此事发生在约瑟之前340年。
　　可萨人究竟在何时正式信奉犹太教，我们还不能够确定，只知道大致在8世纪中叶。那么，可萨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皈依犹太教呢?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写道，“喀扎尔人（可萨人）采用犹太教作为他们的宗教这一特殊的事实，比一个鞑靼部族的迅速吸收文明，更觉奇怪。但这是一项聪明的措施。因为喀扎里亚（khazaria）位于巴格达的伊斯兰教哈立法国家和基督教拜占庭之间，他遭受双方根据利害关系发出的巨大压力，它就用这种妥协方法规避他们；同时，还有另一种利益，即吸引犹太商人到阿斯脱拉罕市场来，以便特别促进喀扎尔人的商业。”⑤这段话可谓道破了可萨人信仰犹太教的天机。可萨汗国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盆地。它的崛起，得力于他沟通东西交通的地理位置。而这条商路的重新开辟，实为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商业战争的结果。在750年前后，阿拉伯人已完全控制红海，波斯湾和横跨大陆的亚洲商路，他们就从对拜占庭的贸易中榨取捐税，迫使希腊商人付出高价。所以，拜占庭帝国努力使经过中亚而不受阿拉伯人控制的北方商路开放。后来，人们逐渐采用了另一条更北的北方商路。这条路线自印度和中国，沿阿姆河顺流而下，到咸海，绕里海北岸，过乌拉尔河口的萨拉坎谷，达伏尔加河河口的伊铁尔，从那里上至萨来，于是，下行顿河到亚速夫海的罗斯托夫。这条路有三项优点:不受阿拉伯人的控制；能避免山区部落的抢劫；几乎全部是水路。随着越来越多的商队来往于这条北方路线上，可萨首都伊铁尔成为繁荣的国际商业城市，商业税收成为可萨汗国最重要的财政收入。
　　商业利益促使可萨可汗和拜占庭结成盟友。从610年至641年，可萨人协助拜占庭希拉克略皇帝同波斯人作战。从7世纪中叶开始，双方又联手抵挡波斯帝国的扩张，拜占庭的东北边境依靠可萨汗国的存在免受了阿拉伯人的侵扰。但是，可萨汗国不仅是东西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又是南北贸易的要冲。北欧人，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贸易通过伏尔加河上的航线完成。19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在这条南北航线的附近发现了数以万计的8至11世纪的阿拉伯钱币。奴隶是这条商路上最主要的商品，伊铁尔是当时重要的国际性奴隶市场，大量的斯拉夫奴隶经由这里运往西亚和北非。据《世界地志》记载，“伊铁尔城分两部分，居西者国君及其战士，居东者伊斯兰教徒及偶像教徒。”①757年，阿拉伯人击败可萨军队，迫使达千可汗（Tarkhān Khāqǎn）请求媾和，此后双方在达格斯坦地区形成对峙局面，战事平息，更多的伊斯兰教商人开始活跃于伏尔加河流域。
　　总之，可萨汗国的统治和财富依赖于通向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商路，这就决定了它同两大强国的关系，一方面是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又是互相冲突。我们从前引文献的不同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可萨人在正式信奉犹太教之前，曾举行了一场神学辩论，由三方人士参加。可萨可汗的态度是听凭他们辩论，胜者可以使可萨人皈依他的信仰。这种方式显示出可汗力图在两大强国的压力面前寻找平衡。除了这场有不同版本的半传说性质的神学论争外，真实的史料也反映出可萨可汗面临的压力。737年，倭马亚王朝的将军马曼（Marvān）率军侵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可萨中心地区，俘虏了可萨可汗并强迫他接受了伊斯兰教。按照伊本．阿特玛尔．库菲（Ibn Atam al-kufi）的记载，“除可汗外，他的宫廷大臣及国人都成为穆斯林。”②当然，这次强迫的皈依并没有获得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预期的效果。因为在750 年，倭马亚王室发生内乱，无暇顾及可萨可汗的信仰，可汗正是在这段时间成为犹太教徒。从拜占庭方面看，对可萨人的改宗也是有强烈的反映的。克里米亚一直是可萨和拜占庭势力交错影响的地区，780年，可萨可汗的孙子利奥（Leon）成为克里米亚的统治者，在可萨可汗的支持下，他极力肃清拜占庭的影响。大约在790年左右，克里米亚爆发了反对可萨的叛乱，尽管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叛乱的幕后支持者是拜占庭，，但无疑，它反映了双方在这一地区的摩擦。此外，在775年左右，拜占庭的教会提出要在这一地区设立大规模的新教区。新教区包括克里米亚，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由Doros（克里米亚的哥特人地区）的主教领导，这一教区正是可萨汗国的势力范围，显然，此举意在加强可萨汗国内的拜占庭即基督教的影响。③可萨人成为犹太教徒，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8世纪中叶以后，可萨一直以犹太王国的名义统治着南俄草原，周边的民族也将可萨等同于犹太人。伊本·法都兰（Ibn Fadlan）写道，922年可萨可汗听说阿拉伯统治区的犹太教堂被毁，就破坏了伊铁尔的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以示报复，并且表示，如果不是担心阿拉伯人会迫害治下的犹太人，他肯定会对伊铁尔的清真寺和穆斯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①这表明，可萨可汗是以保护犹太人为己任的。可萨人在心理上也同犹太人认同。剑桥文献中叙述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在他们的犹太领袖带领下全体返回以色列，此后犹太人开始陆续迁移到可萨汗国。姑且不论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信的作者，一位可萨犹太教徒无疑是将自己认同为犹太人。正如祖克曼（Zuckerman）所分析的那样，“返回”一词意味着要消除犹太人与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之间的差别。②可萨人也吸收了犹太文化的内容。安纳迪姆（AL-Nadim）在987至988年讨论突厥人及其相关民族的书写方式时写道，可萨人运用希伯来文。③1206年，法拉丁·穆巴拉克沙（Fakhru’d-Din Mubaraksah）也写道，可萨人使用的字母是一种源于罗斯人的字母体系，罗斯人是他们的近邻，属于罗马人的一种。可萨人使用这种字母并称之为RūmRūs。他们从右书写，字母相连，一共只有22个字母。（希伯来字母就是22个）绝大多数写这种字母的可萨人是犹太人。④
　　由于可萨可汗，贵族，及所属部落都皈依了犹太教，因此，有大量的犹太人迁来可萨汗国。马素迪（Al-Masūdī）曾写道，“可萨的国王在哈里发希伦（Harun，786～809）时期成为犹太教徒。一些犹太人开始追随他。这些犹太人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城市以及拜占庭。这是因为拜占庭的国王（Romanos Lekapenos 920～944）强迫国内的犹太人改变信仰，成为基督徒，对他们使用暴力……于是，许多犹太人从拜占庭逃到可萨汗国。”⑤犹太人口的增加和犹太教影响的扩大，在该地区也是有迹可寻的。985年，穆库达希（Al-Muquddasi）写道，“可萨人的统治地区位于里海沿岸，幅员辽阔，是一片肮脏而悲惨的土地，只是有许多的羊群，蜂蜜和犹太人。⑥不应忘记的是，965年，可萨汗国被罗斯军队击败，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如果穆库达西所描述的是他所处时代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即使在可萨汗国走向衰落后，境内仍有大量的犹太人或可萨犹太人。此外，基辅罗斯的古编年史记叙了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Ⅰ）在986年皈依东正教之前，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不里阿尔人，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信奉天主教的日尔曼人都曾力图说服他接受自己的宗教。这也可以证明10世纪末可萨境内的犹太教徒为数不少。⑦
　　三、可萨犹太人和“北道”
　　7世纪初，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三卷，全书已佚，只有序幸得保存，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盛况，“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网，诸处可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萨正是从敦煌到拂菻（拜占庭）的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早在6世纪，拜占庭史家美南德就提到过这条路线，拜占庭帝国派往突厥可汗室点密处的使节扎玛尔克就是经由这条路线返回拜占庭的。不过，那时，这条道路还没有成为交通频繁的商路。7至9世纪，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北道开始繁荣起来，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文书和文物所证实。
　　姜伯勤先生在考证了吐鲁番随葬衣物疏后指出，“以‘金钱’（拜占庭金币）为虚构的随葬物，只见于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的100年间。5世纪只称黄金千两或黄金千斤，而不称‘金钱’若干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拜占庭金币在高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抵是在6世纪后的1个多世纪才十分重要。”①1973～1974年，在北高加索的西部库班河上源，发掘了莫谢瓦亚·巴尔卡墓葬群及其东的墓葬群，出土了多种来源的丝绢。其中中国产品约占23．9%和9．4%。还发现了汉文文书和以唐人骑马图为内容的绢画，断代为8～9世纪，反映处在这一时期高加索地区与中国有规模性的商品交流。②
　　北道也出现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中。他提到被称为拉唐人的犹太商人，他们从海路或陆路到达中国，其中一条陆路路线是经过可萨汗国的，“从拜占庭腹地穿过斯拉夫人地区而达可萨人的首府，又渡里海而至巴里黑（Balkh），他们从那里通过河中地区（Transoxiana）继续其旅程而达回鹘人（Tagaygay）地区，从那里至中国。”③巴托尔德认为，胡尔达兹比赫利用了曾经旅行过这条路的塔蒙（Tamim b Bahr al-Mutawwai）的著作。塔蒙旅行的时间是760至800年之间，这也恰好是可萨可汗信奉了犹太教的时代。④
　　唐代文献中没有关于中国和可萨直接交往的记载，只是提到了可萨的物产。⑤但是，考察拉唐人的旅行路线，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北道上可萨人进入中国的蛛丝马迹。
　　首先，从伊铁尔出发过里海到达巴里黑，这段路程经行的是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地处里海东岸，是萨珊波斯辖下的自治城邦。它同可萨汗国有密切交往，巴托尔德曾指出，“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面向西方和西南方的，面向伏尔加河流域的，是当时这里居住的不里阿尔人和可萨人。”⑥在940年左右，马素迪（Al-Masūdī）报道说，来自花剌子模的穆斯林组成了国王的近卫军，宰相库雅（Ahmadb．Kūya）也出生于这支军队。当国王同反叛者作战时，有7000名花剌子模的穆斯林士兵伴随国王。但是，他们不参加国王同穆斯林的战争。⑦在唐代史料中，花剌子模被称为火寻。《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戌地，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飓遮城，诸胡唯其国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751年）君稍施芬遣使献黑盐，宝应时（762年）复入朝。”根据蔡鸿生先生的分析统计，从天宝十年到十四年（751～755），火寻曾三次入贡。贡品包括紫皮，白玉，石蜜和黑盐。⑧俄国学者托尔斯托夫考证，在751年前不久，花剌子模可能和可萨联合起来，建立了阿弗里帝国，其疆域自克里米亚，外亚速海而达花剌子模。托氏的说法根据考古发现而来。有枚751年左右
　　收稿日期:1999-09-20
　　作者简介:林英（1968-），女，山东逢莱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史学博士。
　　①费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页。
　　②《新唐书·西域传下》，火寻条，拂菻条，大食条。
　　③他们是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Ⅱ）和君士坦丁五世（Constatine V）
　　①转引自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可萨汗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②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4页。
　　③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4页。
　　④转引自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可萨汗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⑤莫西亚·艾利亚德（Mircea Eliade）主编，《宗教百科全书》第7卷，纽约:1987年，第337页。
　　⑥转引自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可萨汗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⑤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26页。
　　①转引自龚方震:《中外关系史论丛》第6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②Ibn Atam，AL-Kufi，Al-Futūh Ⅲ，Beirut，1922，P．252～255．
　　③参见，P．B．Golden，The Conversion of the Khazars to Judaism，第13页，第一届国际可萨学大会，耶路撒冷1999。
　　②参见，第29页，第一届国际可萨学大会，耶路撒冷1999。
　　⑥参见第23页，第一届国际可萨学大会，耶路撒冷1999。
　　⑦同上书，23页。
　　①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0～11页。
　　②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6～22页。
　　③转引自，龚方震《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朱威烈、金应忠主编《90中国犹太学总汇》，上海三联1992年，250页。
　　④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⑤段式成:《酉阳杂俎·境异》。
　　⑥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⑦al-Masudi，Muruj，ed．Pellat，I，p．213．
　　⑧蔡鸿生:《唐代九姓胡和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9～52页。

（文章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00年第1期）